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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象 在变幻的时空中寻找故事 2014年岁末，严歌苓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成为北师大作家研究生班的导师。作为当年她在北师大“作家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著名作家、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说，严歌苓能够接受这一邀请令他十分惊喜，严歌苓是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她的小说在技术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近年来佳作不断，且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让我们这些同学一来感到荣幸，二来也自愧不如。” 严歌苓在北师大的讲堂上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经验。走下讲堂后，记者采访了严歌苓。她说，她是一个不断在“穿越”的人，从不同的地域到不同的文化之间“穿越”，但无论如何，她的灵魂是属于文学的，只有文学才是她灵魂最后的归所。 即使没有读过严歌苓小说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地接触过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几乎严歌苓的每部作品推出之后，都会引起很大反响。 2014年上映的电影《归来》，让张艺谋再次回归文艺影片路线，也因为陈道明、巩俐等明星担纲主角，这部影片引起了影迷的广泛关注。这部影片是根据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而成，虽然影片中的故事只节选了原著中结尾的二十几页，但整部影片情节感人至深，也让人有了要一读原著的想法。严歌苓说，写《陆犯焉识》是因为她的祖父，陆焉识的遭遇里面有她祖父的影子。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这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可以用如此细腻的文学之笔，将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勾勒得如此清晰？ 严歌苓常年旅居海外，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创作小说，用不同的语言讲述不同的故事，也在描述着不同的人生。她总说，海外的旅居生活给了她创作上的帮助，对于不同文化的审视和思考，让她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理解。严歌苓在作品中善于把握这种由时空变幻而引发的文化碰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不同的故事，这正是严歌苓的精彩所在。 作家很难脱离本土文化背景 记者：您生活的足迹从东方到西方，也总在说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是在“穿越”，您所说的“穿越”是指从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吗？ 严歌苓：到国外去生活只是形式上的改变，我喜欢用“穿越”这两个字来形容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这种“穿越”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穿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穿越”。这种“穿越”对我来说，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认为，如果不完成这种心理上的“穿越”，你身上所持有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就不能够让其他国家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我觉得，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到国外去上学，完成了地理上的“穿越”，而以后我所接触更多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穿越”。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不是你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完成你所有的“穿越”，地理穿越和心理穿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记者：您是否也会让国外的同学了解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文化环境？ 严歌苓：会的，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经常和美国的同学一起交流各自的文化，比方说我们谈到芭蕾舞，我说中国也有两部经典的芭蕾舞剧，其中一部是《白毛女》。我给他们讲杨白劳和黄世仁的故事，他们听完后很困惑，不能理解。我初到美国，有一段时间非常无助，我希望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审美观介绍给美国同学，但文字可以翻译，文化审美无法翻译，这就是我为什么总说，你“穿越”了地理空间，但是无法“穿越”心理空间的原因。 记者：这种对文化理解上的差异，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严歌苓：为什么中国作家很长时间在世界文学领域默默无闻？因为我们受生活环境的局限，像我这一代作家，有很多时代的东西在心里埋下了烙印。我的先生帮我翻译我的作品，比如我的中篇小说《白蛇》《天浴》，里面的很多情节都需要去加注脚，后来发现这些注脚在全书中要占到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很多情节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脱离了本土文化背景，西方读者是很难读懂的。 我当时用英文写了很多小的片段，比如说我的《天浴》就是最初在课堂上，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发展而成的整部作品。我把这个故事的梗概在课堂上写完，然后念给同学听，很多人都很诧异，他们不理解这个故事里面的背景，他们不理解一个个体生命无法反抗时代带给他们的命运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无法理解让我非常痛苦，我的故事也难以得到他们的共鸣。 记者：移民小说也是您在写作时经常涉猎的一个主题，这也是文化碰撞带给您的思考吗？ 严歌苓：我的感受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汉语写作不仅是语言翻译，而是要把整个文化“翻译”过去。我就写了一系列小说，我把移民经历的困境用英文写出来，我在进行英文小说创作时，是用英文的严歌苓在写；我在进行中文小说创作时，是用中文的严歌苓在写，我把这两个严歌苓从心里区分开。人类的“迁移”和“移置”实际上是文学的大主题，人在迁移当中，那种自我的意识被另外一种文化包裹，被另外一种文化排异，这个过程中造成的冲突是最有力量的，这也是文学中很值得一写的事情。可以说，我在美国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写中国人在美国的移民生活。我接触了太多的移民，每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生活都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我听得最多的故事都是他们身上的故事。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有亲戚在美国而移民的人，当地主流文化都不能完全吸纳他们，他们也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故事非常多。 记者：您的移民小说里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严歌苓：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作品是《女房东》。当时这部小说在台湾地区媒体主办的一次小说评选中获得了第一名。《女房东》反映了移民文化被主流文化所排异过程中小人物的命运，这部小说得益于我的臆想。有一天早上，我走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当时雾还没有散，但太阳已经出来了，薄薄的雾里透出阳光，非常美。我从一条上坡的小街走过，看到楼上一个窗子里伸出来的衣架上挂着一件睡衣，这件睡衣在有雾的阳光里显得有些不真实。睡衣是浅粉色的，是和女人的皮肤很接近的颜色，半透明的质地，蕾丝上还沾着水珠，我一下子就惊呆了，那时我到美国的时间不长，1991年前后，我就觉得假若是一个男人看到这件睡衣，会不会觉得这件睡衣要比拥有这件睡衣的女人还要美。所以我就开始动笔写《女房东》，讲一个从中国到美国去陪读的男人，租住在女房东的房子里，看到女房东的内衣之后产生的一系列故事。我是要从睡衣来写人在迁移过程中的那种痛苦，要知道，移民内心的敏感、孤独和痛苦是旁人体会不到的，另一方面，移民对于温情的渴望也是超乎寻常。 非洲生活给我不同的文化震撼 记者：那么您自己内心的迁移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严歌苓：我出国的时候已经30岁了。30岁出国考托福已经有些不可思议，把自己的根从中国的热土上拔起来，这个根因为深深扎在泥土里，还是潮湿的，我总是觉得这个根是我的神经，神经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这种敏感还总是略略带着疼痛。人的迁移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直到2004年，我离开美国和我丈夫一起到非洲去生活，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内心的迁移，我基本上把我从中国带去的根须埋在了美国这片“冷土”上，而且这片“冷土”也逐渐让我感受到了温度。到了非洲以后，我的那种移民的敏感已经好了很多。 记者：您在非洲生活了很多年，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帮助？ 严歌苓：非洲的生活让我体会到不同的文化给人的内心带来的震撼。非洲几乎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到了非洲后体会到最原始的文化，比如说刀耕火种。我在尼日利亚时，在自己住的院子里开荒，种了点韭菜，非洲的韭菜长得和头发一样，很细，我和园丁说，咱们可以买点化肥。他说化肥太贵了，根本买不起。我家里有个佣人，是个非洲女孩子，只要你说她有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她就马上给你跪下。我跟她说，以后不能向别人下跪，我们都是平等的。后来我把她认作了干女儿，一直把她带到德国生活。即便这样，她还是在做错事情的时候要下跪。就这件事情，再次颠覆了我对文化观念的想象，那种文化力量是很难改变的。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要创作的欲望，我的内心在告诉我自己，需要动笔写一些东西了。 记者：到非洲生活之后，您写了哪些作品？ 严歌苓：在尼日利亚生活的日子触动了我的写作神经，因为这让我看到了一种抽象的苦难，我知道我要写什么了，我要写《第九个寡妇》，我要写我记忆中的那种和饥荒、苦难有关的故事。我以前一直不敢写这样的东西，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我开始写我记忆中的苦难。在非洲那几年，我完成了《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的作品。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同的文化环境也给您的创作带来不同的思考，这也是您的作品一直保持较高水准的原因吧？ 严歌苓：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原因，也让我形成了在哪里也不想呆长了这样的想法。在一个地方呆得时间长了，就失去了质疑主流社会的清醒。我很喜欢我现在这种状态，喜欢我到任何一个主流社会都不算主流身份的这种位置，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保留一种质疑社会的清醒。我在德国时，我会想中国会是这样吗？美国会是这样吗？我会永远在可以比较的心态下，来欣赏或批评一个地方的文化，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就不断地在比较。我们为什么会形成比较学科？因为一个人在比较的位置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事物。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讲述了家庭情感生活的故事，这些生活经验您是从哪里得到的？ 严歌苓：我对于家庭情感的态度都是基于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奶奶是个孱弱的知识分子，在我爷爷自杀以后，她撑起了整个家庭，照顾婆婆，还有我的母亲。我父亲结婚以后到乡下的工厂、矿山劳动，我妈妈也像我奶奶一样，挑起整个家庭生活的大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还有她的婆婆。这两代女人的生活和命运是相互重复的，她们的力量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内心里，非常的隐忍，非常的柔顺，但是内心有极大的力量，她们能够像男人一样坚强，也可以比男人更坚强，这不是一个大喊大叫的女人可以做得来的。 写作是不可言说的内心活动 记者：如果让您给自己定位，您愿意把自己归为哪一种类型的作家？ 严歌苓：一直到现在，我都属于自我流放、自我放逐那种状态的作家，我非常满足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很得意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使我失去清醒。我写中国可以用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的成熟经验来写，任何一种他国生活经验和文化，都可以和我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形成了我现在内心里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都有身份危机，身份认同危机，我的解决办法是不寻找什么身份认同。作家有一个好处，作家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有人问我，你走了这么多地方，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生活过，那么你的灵魂会安放在哪里呢？我觉得，文学就是我安放灵魂的地方。 记者：很多读者评价您的作品不仅故事好，而且讲故事的方式也好，您如何在作品中平衡故事与叙事方法之间的关系？ 严歌苓：我一直非常重视小说的形式美，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有好的语言，这是第一步。其次它应该有一个非常适合叙述这个故事的形式。有很多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艳的小说，它们的形式都是非常独到的，这种独到的形式帮了叙事很大的忙。比如说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普伊格所写的《蜘蛛女之吻》，整个故事在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中一点点铺开，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放弃对于小说形式的追求，小说艺术和所有的艺术都一样，形式是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记者：您在创作的时候，小说中的故事情节都是提前设定好的吗？ 严歌苓：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往往连自己都不知道所写的人物最后是什么样子，很多的创作都是跟着小说中的人物走。我在美国学习写作的时候，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它发生”，先找到一个让你感兴趣的点，然后不断地“让它发生”，这就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格局。在当初写《天浴》的时候也是，在开始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女主人公会被打死，写到最后突破了最初的设计。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您如何看待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 严歌苓：文学写的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内心的活动；影像只能是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相同的地方是都要有很好的人物，都要有精彩的语言。对话也是小说中塑造人物的重要方式，你可以看看《红楼梦》里的人物，几句话说出来你就知道是谁了，文野雅俗都能表现出来。好莱坞剧本也一样，几句话写出来，这个人物的性格就出来了，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你可以看出，人物的对话也在推动故事的发展。假如说文学和影视作品两者能结合得很好的话，那就非常棒了。 严歌苓口述 初到美国那一年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的队伍特别的长，可以从每个走出大使馆的人的脸上看出来，这个人拿到了签证，这个人没有拿到签证。那天我拿到了签证，心里特别喜悦，我走进一家卖服装的商店，为自己买了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 到美国念书，上课的第一天，我记得我穿的是一件浅红色的上衣，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着马尾辫。我去得非常早，第一次坐在教室里，战战兢兢地等待第一次英文写作课，心里非常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要知道，我当时是全额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是文学写作系建立一百多年来的第一个外国学生，是第一个英文非母语的学生。应该说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所以我早早地坐在课堂里。 这时，教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头上戴着紫色头巾，扎着马尾辫的男孩，他看了我一眼之后自言自语地说，是不是他走错了，这里是不是会计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以为是自己走错了，可是教室的门上明明写着很大的字：文学写作系。后来，这个男生和我熟了之后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真以为自己走错了教室，因为你的那种打扮，那种保守，毫无创新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走错了教室。” 后来我才发现，写作系的同学和别的专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比方说，很多女孩子把自己的头发剃得光光的，中间留着一个小辫子；还有的同学把T恤穿在衬衣外边，这种打扮在今天看起来无所谓，可是那个年代，这样的打扮是非常前卫的。后来我理解了，学习创意写作的同学都是从内心喜欢反叛的，他们不喜欢保守，他们要反传统，他们不希望和别人雷同，他们觉得如果遇上和自己穿一样衣服的人，都是件难为情的事情。 所以，如果走在校园里，你看到这样打扮的同学，一定不是那种学习法律、经济学之类学科的同学，那种打扮一看就让人觉得有点边缘文化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不是那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我觉得搞艺术，或者搞文学的人，应该是那种独立于主流之外的人。这就是在国外读书时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和一位非洲同学吵架，非常生气地回到宿舍里，有位同学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刚刚和一位“黑女人”吵了起来。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她们问我，你为什么先提到人家的肤色？你这个人是个非常有种族偏见的人！说心里话，我没有任何偏见，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可是，同学告诉我，在言谈话语中不能有任何让人有所歧义的语言。我想，这都是不同文化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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