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也读书，却一味贪数量之多，以得博览虚名。所谓精读，也很少超过两遍。因为我等的读书，有功利化倾向，为的是写作之用，“用”过了就束之高阁。
曹聚仁是个罕见的书痴，他从来不借书看，喜欢的书都是买。他的妻子邓珂云回忆说：“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的钱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在我们家却是宝贵的‘财产’。”“八一三”战役爆发，他把所藏珍本装了30麻袋，运回老家去，却毁于战火。他心中大痛，发誓从此不再买书。但到了香港，虽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但还是拼命买书，把人淹没在书海里。晚年生病，无钱医，他只能向熟悉的书友转让藏书，换点医疗费。他逝世后，亲属赴港整理他的遗物，除了书之外，别无长物。都说曹聚仁是个大藏书家。他之大，不在于藏书的数量，而在于他眼里只有书的精神状况。他好像只为书而生。
我等也藏书，是算计着藏书，以不影响生计为前提。自己买书时，在高额的书价面前，总是犹豫再三，全没曹氏那种奋不顾身的态度。同时，现代人的虚荣，以堂阔为傲，绝不忍让书籍挤占了居住空间。种种因素的作用，使我特别注重书籍的世俗回报：每买一本书，就写一篇读后感发表，得到稿酬后，再买下一本。如市井商人，不做亏本买卖，文雅的背后，是俗鄙之象。
我等与曹聚仁虽都读书、藏书，但境界不同，人生格局和创作格局就有了大的不同：曹聚仁的反复阅读，使书的脉象烂熟于胸，便内化为自己的气韵，有了通透、通达的文化眼光，再下笔写作，就能直指描写对象的内在本质；揭示和批判，都能一语中的、点中穴位。而他的以书为生，不仅是坐拥书城，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长城。所以，他的文思不是苦思冥想出来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书香的涵养，使他腹笥充盈，文史哲样样精通。
为什么他家居不定，一生贫寒，却能写出几千万字的各种著作，成为集散文家、传记家、学者、名记者为一身的一代文化大师，道理就在这里。与他相比，我等之写作，由于学养之不逮，无融通、贯通能力，格局就小得可怜——所涉及的题材，不过是局限于熟知的领域；所写出的文字，不过是一些小情调、小聪明、小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