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作者和女儿与张中行先生在北京湖广会馆
张中行《流年碎影》书影
2005年金秋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飞快驶过北京心脏上最经典的公路桥——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绿波相连的汉白玉栏杆石拱桥。
正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之际。那天我无心赏景。箭一般飞下拱桥，飞过北海南门，飞过国家图书馆大门，飞过中南海北门。急煎煎拐进养蜂夹道，向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冲去。
眼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政委田永清将军已在门口处等我。简单寒暄之后，他即带着我向医院住院部走去。是的，田政委带我去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张中行先生！
布衣“国宝”
哦，有没有搞错，张先生乃一介布衣平民，怎会住进解放军的医院？说来话长，但也不妨说一说：
文化界尽知，真正当得起“学贯中西”四字的大学者张中行先生，一生中从未与“官”字沾上任何瓜葛，他自己笑言：“这辈子最让我骄傲的是，连个小组长也没有当过。”早年，他受“余永泽阴影”的抹黑，一直被视为白色（或黑色）落后旧文人，打入另册。数十年刀枪剑戟，运动中沉沉浮浮，最后，我也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评上了正高职称。好在他的人品、德品、学品高洁，在他的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里享受尊敬，1994年，已85岁的张中行先生终于以“处级待遇”分到一套小三居，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女儿家寄居的生活。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几乎历届领导，都把张先生当作“国宝”，即使在运动中使劲儿“修理”过他的人，其实心里也清楚老人家的分量，所以给他安排的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作——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最后一道把关。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若说这里用“做”而不是“作”，那就板上钉钉地用“做”，数十年来简直形成了法律一样的权威。而张先生当然完全当起这“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的重托，从未遭遇过“挑战权威者”的批评，连“质疑”和“商榷”都未发生过。张先生西去后，国内却已发生数起因教材出现错误，读者状告出版社的事件，真乃误人子弟呀！
说起张先生的学问，我亲眼看见一件奇事：那天在人教社张先生的办公室与他聊天，忽然布门帘一挑，进来几位外地客。小小心心拿出一个布包，层层叠叠打开，展示出一方黑砚台，满怀期待地看着张先生的脸，求鉴定。但见那砚台比iPad6稍大一点儿，砚面空空，油光水滑，上面什么字、画、印、刻痕都没有，真可说是了无痕迹，还几乎十成新，就像大街上到处卖的新砚台一个模样。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心说这么新的东西还能是古董？还大老远的跑北京来？还求到张中行先生鉴定？然而奇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张先生接过来，只几眼，就以他一贯淡朗的声音说：“恕我老眼昏花，可能看走眼，这是清代康熙（年间）××府××坊×××（制砚名家）做的……”恕我愚笨，后面的太陌生，没记下来。真是神了！把一屋子人惊在那里，半天没人敢吭声。
客人走后，我像望着神仙一样，无限崇拜地问：“您真是太神了，怎么连哪位砚工做的都能看出来？”张先生云淡风轻地摆摆手：“咳，我也就是比你们看得多了一点儿……”
可说的呢，这对张先生来说，只不过是像白菜豆腐一样的平凡事。老人家一辈子苦读经史子集，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行深佛学，曾助巨赞编过《现代佛学》杂志，那必须深得个中三昧才能胜任；钻研哲学，修读古希腊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研习罗素、培根等大师，达到了很高的哲学段位；还写下几百万字的文学、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的著作，其《顺生论》《负暄三话》《流年碎影》等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文化人争读，洛阳纸贵。
“我眼中的张中行”
1995年夏天，我出题“我眼中的张中行”，请季羡林先生写一写张中行先生，季先生一口答应下来，并说此题目出得他“心花怒放”，因为他早就想写写张中行先生了。在这篇名文中，季先生不吝赞美之词，称张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先生也称赞张先生“说现象不拘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极为钦敬张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季先生和启先生俱是一辈子起五更睡半夜孜孜苦读，在中国文化大熔炉中百炼成钢的文化大师，他们如此钦佩乃至高度赞扬的人，怎能非是我们这些普通大众高山仰止的学问大家？
在这样一幅“高者出苍天”的大背景之下，张中行先生却永远是一派淡然、雅然、超然、忘然的平静。低调是他老人家一辈子的行事原则；老嫌自己“学问不够”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平常心境下的普通人”是他对自己一辈子的定位；“吃得了苦中苦，不做人上人”是他一辈子的为人境界；不装、不躁、不狂、不颠、不喧嚣、不势利，是他一辈子的本相……这些个“一辈子”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他老人家那留了一辈子寸头、穿了一辈子蓝布衣黑布履的平民形象，也叠幻出了几千年来中国平民阶层知识分子们一张张生动的脸庞。
——不是吗，当62岁的张中行先生被“文革”浊浪冲击，只身被遣送回老家乡下时，这位从来远庖厨的君子，学会了用煤油炉给自己做饭；他居然还自己购得粪筐一个，为生产队拾粪；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许多关于农村生活的诗词，不抱怨，不发泄，不叫苦连天，不涕泪涟涟，而是坦然地接受着回到人生原点的劫难，并以自己睿达的态度，回复了命运的大考。
——不是吗？当古稀之年他再度被发配到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每天清晨，他在“老张，起床，烧锅炉了”的催促声中，竭力忍受着浑身的疼痛，挣扎着爬起身（老年人到此年纪都已形成种种老年性疾病，何况是在条件艰苦的农村，整日过着集中营一样难挨的生活），然后，平静地拿起煤铲，走向肉体和精神俱被压抑、摧残的新一天。视读书做学问为命根子的大学者，在那被无尽剥夺着宝贵生命的一天天的苦厄中，他内心的激澜是什么？也许是以身饲虎？或者是凤凰涅槃？
——不是吗？当“文革”结束，时间之舟终于行驶到20世纪80年代那一段水流平缓下来的时期，张先生竟然拿起笔，一篇接一篇地喷薄而出。憋闷了一辈子，激情的张先生成为八十岁“愤青”，夜以继日，大声疾呼，提请社会注意这个，警惕那个，千万不要再犯错误，更不能再走回头路！此时的张先生像冰心、季羡林等老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一肚子的经验教训告诉后来者，不顾个人安危，不忌悬崖仍有百丈冰，但以战士的姿态冲锋陷阵。他们都是已把身前身后想得明明白白的有意为之。
——不是吗？当张先生不经意间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最耀眼的“新星”后，各种毁誉、各种喧嚣、各色人等蜂拥而来，这个世界不就这样吗，闲人太多，诗外功夫太多，曲线歪歪绕太多，揩油者太多，总之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好事苍蝇太多。什么都见过的张先生当然不为所动，依然是不结交势利之徒，不去官府走动，拒绝大部分采访，拒绝出头露面。其最让我感动的是，对于已经走上耄耋之期的衰老之旅，他依然是一派淡然、雅然、超然、忘然的平静，不恐惧，不悲观，不嘀咕，不琢磨，不胡思乱想，不忧忧戚戚，只是写、写、写！呕心沥血，剖心折肝，恨不得把自己悟到的一切都传授给后来人，使我们大家少走一点儿弯路。
噫，中国知识分子是五千年水里、火里熬制出来的特殊分子，家国情怀不仅已经嵌入了他们的血肉，简直就已变成基因，一代又一代，任什么也不能改变了——如张中行先生这样从未进入过庙堂的布衣，其实也是时时心忧天下的“范仲淹”，在他那张平静的脸庞后面，不知是否已十万八千次地感叹过“吾谁与归”！
能够将人生说透的“神”
以上，是我对“行公”非常肤浅的理解。“行公”这个称呼，是他的弟子、忘年交靳飞对他的尊称，张先生很喜欢这个平民性称呼，讨厌官场上“官呼”的那一套。于是，在我走近了张先生之后，就也随着喊“行公”，老先生答应得嘎嘣嘎嘣脆。
我认识行公，最早源于他的文章。那大约是1992年的一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我随手翻开新创刊的《书摘》杂志，见到一个非常大胆的题目：《论婚外恋》，作者张中行。我感到很意外，因为知道张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年已过了八秩，他怎么会想起作这样一个题目？他能否有超人的见解？于是埋头就读。文章不短，大约有六千字的样子，一口气读完，然后就坐在那里发愣。行公认为：无论古今中外的男男女女，一生一世只钟情于一个人是很难的，经历婚外情的人只能“顺受”，然而可以处理好。最上策，寄望于人性的清明自持，将深爱埋藏在心底，并且不压抑、不怨怼、不遗憾，不为难自己，更不骚扰他人；其次是防患于未然，婚后不忘积极建设经营感情，夫妻之情始终保持较高热度，不给婚外恋过多空隙入侵；最次等的处理方法就是离婚，因为治标不治本，你会希望双方此后都情有独专，但在现代社会这又是另一种奢求了……让我愣怔的是，这样一个人人都在说长道短的题目，张先生怎么三言两语就能说得这样透彻明白，而且还干净纯洁美好？好比一朵谁都看到的红花，早有一千个人把它描绘过了，简直说白了、说滥了，叫人无法再张口；可是经张先生再一说，人们突然又觉得像是第一次看到这朵花，重新发现了新大陆。行公有一种能把事情穿透，并从上下、左右、前后、里外、表层、内涵、本质等等方面将其说透的大本事，这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也感到兴奋异常，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位能将人生说透的“神”了！
我就去找行公的其他著作，并且得知，《论婚外恋》是他老人家大著《顺生论》的一节。这期间，令我荣幸之至的，是我竟然得识了行公。面对我心中的“神”，第一次见面，他跟我谈了4个小时。静听着这位睿智的大学问家细说他的种种人生见解，令我最意外也最印象深刻的，行公绝不只是一位面壁书斋的学者，他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对天下苍生，都有着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说到激愤处，老先生也会像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激动高声，震动屋瓦。那天的一个插曲是：正说话间，翩然进来一位50多岁的男士，朗声问道：“请您写的序，完成了吗？”行公也不搭话，一猫腰，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摞稿子递过去，这才吭声：“还是还给你吧，这序我写不了。”等那人走后，行公厌恶地说：“这是一个大人物的书，托此公送给我，以为我一定写。我呀，能写也不写，人物再大，干了那么多坏事，我才不出卖良心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大人物是谁。行公是出于公心，并无个人恩怨，没说是谁，我也懂得不要问。）
还有一条印象深刻的，是行公对他自己的评价甚低，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关于他的学识之渊博，文化界流传着好多故事，如前面我所说的“品砚”；普通读者也都知晓他的大名，因为全国各个城市，满大街都在卖他的书。可是行公却反复对我说一句话：“我这辈子学问太浅，让高明人笑话。”见我一个劲儿摇头，他认真了：“你没听见我经常说的一个笑话：要是给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那么二级呢无人能当之。勉强有几位老的能评上三级，还轮不到我。”我注意到，“让高明人笑话”，这句话已成为行公的口头禅，在许多问题上都用，时时以此自省，那次电视台要给他拍片子，他不愿意，挡驾的也是这句话。他是真正的“学，然后知不足”，比起那些总共也没读过三本书，就自我感觉良好，膨胀到满天下去跟世人争名次的蠢材，真不可同日而语。
至此，我也就越加理解了，为什么许多朋友爱称行公为“布衣学者”？老先生打从心底里，就是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他也习惯于别人这样对待他，若要把官场、文坛那一套搬来，套用到他身上，他还腻歪得不行。又是我亲眼看见，行公宁可在办公室吃昨晚剩的干火烧，也坚决不去应酬官宴，“忒累！”他说，“又绝无必要”。
行公的说话也值得大记一笔，其风格，亦属布衣。男人，男性，他说“男的”；女人也一律称作“女的”，朴素如引车卖浆者言。那么大的学问家，一点儿不以劳动者为鄙，一点儿不端着架子装腔作势。除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之类，他平时所言，也一律是老百姓的平常话，从不“之乎者也”“主义”“前、后”云云。熟人、朋友、弟子、忘年交，一律称其为“行公”，有的还昵称“老爷子”甚或“老头儿”，他都笑眯眯地应声……
“思想最重要”
现在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行公能住进305医院？
不像现在可以面向社会开放大门，当时的解放军医院，还只是为部队官兵服务的。田永清将军动用了自己的“关系”（而非“权力”），与另一位热爱文化、热爱行公的孙建民将军共同努力，找到在305医院做领导的一位朋友帮忙。最终，两位人民子弟兵的将军将行公一路护送进这家人民子弟兵医院，住在一间双人病房中。这对于已96岁高龄的老人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一般温暖，春风播雨一样及时，或可说是行公老年生命行旅中的一个幸福驿站。
我一进病房门，就见行公穿着蓝白条的病号衣，正靠在病床上闭目养神。病房里不安静，另床病人家属不少，站了半屋子，嘁嘁喳喳。行公还是老模样，寸头，长方脸，没瘦也没胖，无喜亦无忧，一副天高地阔的淡然。见我来了，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露出高兴的微笑，点点头，坚持坐直身子，眯着眼听着我的问候。
田政委在一边怂恿，让我趁着老先生现在精神好、高兴，快问几个问题。我怕叨扰他，犹豫着。田政委就直接问了：
“张先生，您老说对于创作来说，什么最重要？”
行公连磕巴都没打，马上作答，五个字：“思想最重要。”
我和田政委都愣住了，对视了一下，各自琢磨。我当时、后来以及现在，都还在不断思考的是：貌似行公这样一辈子只读书，不表现，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的布衣学者，为什么竟然说出了这么“主旋律”的话？而且斩钉截铁，毫不犹豫。
我个人是极为推崇这句话的，因为这一向也是我自己的认识：在文学创作的各种要素中，诸如语言、结构、立意、角度、方法、手段、学识、修养、气质……谁最重要呢？各人都有各人的认识，包括各位大家，意见也不相同。比如老舍先生和叶君健先生都曾说过“语言”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认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是有无“灵魂”的激动；爱默生认为前提是要具有优秀的“人格”；狄德罗则强调文学以“感情”动人。而我自己在三十余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我的选稿标准，首先是有无作者自己的“识见”，亦即“思想”。没有个人识见的文章，只是跟着别人的影子亦步亦趋，即使结构再精巧，文字再华美，其意义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一种“技术主义”的写作，是用笔写的而非从心底里、从灵魂深处、从大脑的苦苦思考中迸发出来的。
如果行公再年轻几岁，不是住在医院里，我能深入地就教于他老人家多好！真是非常非常后悔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抓紧时间提问呢？后来，在行公去世以后的日子里，我看到他老人家的女儿们说起，当别人称行公为“文学家”“哲学家”时，行公更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在人世间，这大概是行公最推崇的人物角色了。而我认为，他是担得起这崇高称谓的：不说他几乎倾尽一生心血的《顺生论》曾被人称为“当代中国的《论语》”，该书将“人”从降生到归西的整个生命旅程都讲了一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平顺而正确地在地球上走一遭，其中有许多睿智的识见，是一部非常高明的哲学著作；仅说老人在生命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突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劲力，放射出一辈子最明亮的光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猫”在人教社那简陋的布帘小屋中，平均每周写三到四篇随笔，火山喷涌一般地吐露出久蓄心中的思考。其中多一半作品都关涉时政，老人始终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行方向以及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有时不便写入文章的，就与周围的年轻人讨论，时而说出几句妙语，大家会心一笑。我在此证实：诸公错误以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张中行先生，其实一直是心心念念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国富民福的，即使自知个人的大限快要到了，仍然心系着天下！
“思想最重要”，在这里又多了一层让我反复思忖的深意。
我拿出本子，请行公为我签个名。他拿起钢笔，毫不迟疑地写了五个字：“思想最重要”，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老人家没戴眼镜，字都写得摞在了一起，但我太知道这几个字的重要分量了，因为我已然明白：当生命就将走到尽头时，行公躺在305医院的病床上，摒除嘈杂的人来人往的喧嚣，他在回顾自己坎坎坷坷的一生，总结着自己读书、行路、工作、运动、改造……的毕生所悟。最后，他把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追求，浓缩为“思想最重要”这五个字。这是他留给世界的至真至切的告诫，言者谆谆，听者谨谨，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吧！
归去时，中南海——北海的水面上黝黑深沉，波涛浪花都已睡去。一路想着行公平静的面容和与他交往的种种往事，回家的路变得格外短。
谁知，那一晚，竟成为我与行公的永诀！再想念他老人家的时候，只能去读他的遗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