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中，“天”与“地”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传·系辞》)，“天之文”与“地之理”相互对应，形成一种空间上的映射关系：在天“分星”，有日名十天干、月行二十八宿(舍)、岁星(木星)十二次、斗建十二辰(地支)等；在地“分野”，有禹迹九州、先秦十三国、两汉十三刺史部等。仰观俯察，“以星土辨九州”，这一套极其精致的映射体系，是上古以降星占堪舆用以“观天下之妖祥”的利器，也是两汉以来神秘话语体系构建天人观的重要组成。因此，在中国文明史上存在过许多形式多样、独特、精确性不断提高的星图。从陈卓的第一张星图对“在天成象”的全面把握，到苏颂《新仪象法要》中的全天星图，1464颗恒星283星官的体系把全部天空分作三十一个大区，即后世流传的三垣四象二十八宿。这一分区法一直到近代都是我国观测天文星象的基础。本世纪80年代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墓中发现的龙、虎、北斗图，当为现今传世最古老的星图。墓主头南足北而卧，其东为一用蚌壳拼砌成的龙形图案，其西则为蚌壳拼砌的虎形图像。足下则有用人的两根胫骨和蚌壳拼砌成的斗形图像。东龙、西虎、北斗，这是一幅形象示意式星图。据测定，这幅星图距今已有六千多年。它在世界上也可竟争最古星图之位了。同时也可见中国龙、虎星象起源之早。 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画在一只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它采用文字描画为主的手法，也附有象征描画的方式。图的主要部分是文字画出的一圈二十八宿图形，中央则是一个特大的斗字图形。文字图形的东部画有龙的图形，西部则画有虎的图形。这幅图是有关中国二十八宿的最古文献史料，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30年。 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一处工地上挖出的西汉古墓主室穹顶上画的二十宿天象图是介乎示意式星图和写实式星图之间的类型。图上既有龙、凤、虎、蛇等四象，也有人拉牛（牵牛之象）、人捕兔（毕宿之象）、猫头鹰（觜宿之象）、两人抬一似为半个的人体（舆鬼之象）等等单个星宿的象征物。但与之同时，在这一圈图像之间也画了一些白色外加黑圈的星点。这些星点的数量和方位，与当时的二十八宿知识相合。星点之间大多有黑线相连，这和后世的写实星图形式完全相同。靖边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天文图描绘了二十八宿、部分星官以及日、月的图像和位置。大多数星宿和星官有题名，并绘有人物或动物图像。这是首次发现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汉代天文图。此图位于观赏星图和科学星图之间，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整体结构属于早期“三垣二十八宿”体系。题名星官大多与文献记载相符。图中描绘了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手执规矩等形象，显示伏羲星象为天市垣、女娲星象为牛郎织女等。
图中有一条“长白线”即黄道，说明汉人已掌握“日月循黄道”的规律。史载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开始制造“黄道铜仪”，测定二十八宿黄道度数。中国式黄道坐标源自先秦，是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而不可能从域外传入的强有力证据。渠树壕壁画及时反映了中国式“黄道”体系形成的重要信息，通过日月位置以揭示“天道”，显示了中国天文学在东汉时期取得的重大进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同时壁画星图为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神话传说以及天文学发展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74年发现于河南洛阳市北郊前海资村北魏江阳王元乂墓室顶部。绘于北魏孝昌二年（526），画星辰300多颗，有的用线连成星官，横贯南北绘淡蓝色，属示意性星象图。它是迄今所见年代较早、星数较多的墓葬星图。有若干星座其形似已定名的星座，但全图基本上仍属象征性的星象图。古代北半球所能看到的全天恒星图。原藏敦煌石室，现藏大英图书馆。图上除有名无星者外，实有星数1339个。星点用4种颜色表示：黑色、橙黄色、圆圈和外圆圈内橙黄点。除黑点用以表示甘德星外，其余三色通用于表示石申星和巫咸星，石、巫二家星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图上也有将甘德星画作圆圈的，并不精细。该星图从十二月画起，依据每月太阳位置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12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1594）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但比麦卡托发明此法早了七八百年，最后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每幅图下各月太阳位置所在及昏、旦中星的说明，沿用了《礼记·月令》的说法，仅文字稍有差异。图中十二次的起迄度数与《晋书·天文志》所录陈卓的大体一致；其分野说明文字与李淳风《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的说明文字相同。全图绘有恒星1332颗，是现今所存最早且较完整的三家星着色星图。图的形式亦从古代盖图发展为北极紫微区加赤道分区的新型天文图，其年代约为唐初期，约绘于705-710年间，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敦煌星图甲本系一长卷写本。前半为占云气图，后半为星图。历象天文出品《敦煌星图甲本长卷》选取了星图部分。此星图按古十二次依十二个月昏中星绘制星图12幅。另有紫微宫星图1幅。1907年，这幅星图连同七千份手稿被斯坦因盗去，后送交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很难见到真容。历象出品的卷轴图为原图扫描版，高度还原，很有收藏价值。高句丽国王曾从中国得到一石刻星图，后约在唐初因战事沉于大同江。李氏王朝建立后，太祖李成桂于1395年命人依旧拓本重新刻碑，名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至李肃宗时又据新碑拓本再次勒石。该图表述的为隋唐以前的中国星象。在传世的中国星图中，它是最早的据实测绘制的中国古星图，具有很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它在朝鲜传存甚久。本图为肃宗碑的旧拓本。——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赠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先生旧拓本照相本。唐末五代初，镇海节度使钱镠受封为吴越王。其子文穆王钱元瓘与妃吴汉月，其父钱宽与妻水邱氏，以及钱元瓘妻马王后墓室拱顶均有大型天文图。
从钱氏五墓星图来看，特别是钱元瓘、马王后、吴汉月三墓星图，星座图形与位置都相当准确，误讹极少，可知王室的墓葬星图，已从初唐的象征性地沟通天人之际，转变为正确的二十八宿图形与紫微宫若干中央星座。5幅星图上的辅官附座，独无尾宿第二星旁的神宫。由此可知，隋唐间完成的《步天歌》，直到宋初，它还没有流传到江南地区。那里仍然使用着陈卓的三家星图。北周庾季才撰，宋人重修。原作写作于公元580年前后。北宋王安礼等修订《灵台秘苑》时，不仅将原作删简，而且收载了1049-1053年间对周天星官的观测结果，包括345个星官距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现时流传的为宋人重修本。流行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又存目本120卷（系明人所编）、影印文津阁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并15卷、文澜阁传钞本。全书15卷，主要内容为占验之说。开始是步天歌及图，其后解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之占，并取日月五星三垣列宿，逐次详细注释。宋代星图。宋元祐七年（1092），苏颂和韩公廉等制成大型水运仪象台，《新仪象法要》即是其结构、部件形状、尺寸等的说明书。全书3卷，星图绘于卷中，5幅10帧。第一幅为“浑象紫微垣星之图”，是以北极为中心包括恒显圈诸星的圆形星图，按极投影法绘制。第二、三幅分别为“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和“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包括恒显圈外赤道上下当时可见范围内的星。这两幅图上均绘有赤道及与之垂直的二十八宿度线，是按正圆柱投影法绘制的长方形星图。第四、五幅分别是“浑象北极星图”和“浑象南极星图”。两图以天球赤道为界，将南北两半球按极方位等距投影法分别绘在两个圆形图上。天球南极恒隐圈内，留作空白，未画星。自赤道至恒显、恒隐圈，亦各绘二十八宿宿度线。全图共绘283官，1464星，其中以黑点代表甘德星，以小圆圈代表石氏和巫咸星。《新仪象法要》星图以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观测为依据绘制，是一幅科学星图。原书初刻于宋绍圣年间（1094-1098），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施元之又加重刻，但两刻本均已久佚，现在通行的是守山阁丛书本，其底本应为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又是据明钱曾藏的影抄乾道本，这同原书最为接近。此图的绘制方法，是以类似墨卡托（1512-1594）圆筒投影法做成的，但比墨卡托使用此法早了400多年，是仅次于敦煌石室所出《全天星图》（S3326）的圆筒投影法的又一次运用，也是中世纪最科学、精确、完整的星图，在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宋皇祐四年，司天监周琮主持进行了一次全天恒星观测。当代天文史学家潘鼐先生汇集观测史料，与传统星星一一相校，整理得出360颗恒星的数据，这份数据就是“皇祐星表”。后《漫步中国星空》编委以“皇祐星表”为骨架，参照《新仪象法要》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等资料，恢复并绘制了一幅更全面的宋代全天星图。“为了恢复宋代星图数据，复原古人眼中的星空，我们运用现代天文观测数据，结合天文史学文献——比对了中西星图中1400多颗星，下了很多功夫，终于完整呈现了中国古代星空的盛景。”——《漫步中国星空》作者齐锐。宋代全天星图标注清晰，星官位置精准，是一幅非常适合学习的古代复原星图。墓葬星象图。1974年发现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的辽金墓。墓主张世卿崇信佛教，葬于辽天庆六年（1116）。星象图彩绘于后室穹隆顶部正中，直径2.17米米。中心悬铜镜一面，镜周画红色重瓣莲花，莲花外白灰为地，上涂淡蓝色以示天空。莲花东北绘北斗七星；围绕莲花有五红、四蓝星，东为太阳，内画金乌，其余为九曜中的另八曜。九曜之外画二十八宿，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各7宿。二十八宿之外画与之对应的黄道十二宫，其中金牛宫已毁，余与西方十二宫题材大致相同，但画法和风格已完全中国化。由于墓主崇佛，所以这幅星象图中的莲花、黄道十二宫等，有明显的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是研究中、印天文文化交融的重要资料。宋代天文图碑。现藏于江苏省苏州市碑刻博物馆。原刻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普成（今四川剑阁附近）人黄裳作图，黄裳曾经被选为南宋皇太子赵扩的老师，为了向这位皇太子教授天文、地理知识，他绘制了八幅天文、地理图，这份星图就是其中的一幅。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王致远经办摹图、书文和刻碑。此碑曾与“地理图”、“帝王绍运图”等三碑（一碑已佚）一起存放于苏州府学左畔文庙的戟门处，今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石通高216厘米，宽108厘米，顶额书“天文图”三字，故俗称“天文碑”。全碑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全天星图，下部为碑文。全天星图采用传统的“盖图”画法，以北赤极为圆心，有三个圆画在同心圆上。内圆直径19.9厘米，是北纬35°（相当于北宋开封的地理纬度）所见北极恒显圈；中圆直径52.5厘米，为天球赤道；外圆直径91.5厘米，为可见星空范围的界限，即恒隐圈。另有一与中圆直径大致相等的圆同中圆斜交，代表黄道，黄赤交角约24°。由内圆周边起，有28条宽度不等的直线向外辐射至外圆，是通过二十八宿的赤道宿度，各线顶端有二十八宿宿度数据。图上最外一圈为十二辰、十二次和分野说明。碑文标题亦署“天文图”三字，正文41行，2140字（包括小注），概述当时所知的天文知识。王致远督刻此碑的经过见于“地理图”碑下的说明文字。“天文图”是根据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实测资料刻制的一幅星图，有星1434颗，并刻出了银河界线，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在天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历象天文《中国古代星图立轴系列》之苏州石刻天文图以此图原版为底本，标注四色，使四象星宿的天区分布更加分明，更便于初学者学习。元郭守敬恒星图表遗存——明抄本《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的恒星位置表。在制定《授时历》的过程中，郭守敬曾对全天恒星的位置进行过测量，其有关数据在他的著作《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和《新测无名诸星》中，简称《郭守敬星表》。由于时代久远和社会变迁，这些著作均早已散失。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明代抄本《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一卷，经考证，认为是郭守敬所著《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的不完全抄本。全书收录有二十八宿的赤道宿度、黄道十二次宿度、天汉起没歌等，并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描绘了各星官的相对位置图形，并在相应的恒星标识点旁注上了该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数据。但也有的恒星标识点旁未注任何数据。前者有741星，后者有633星，合计绘出的恒星数为1374颗。其所提供的恒星位置数据是研究元代恒星观测的客观资料。书中未署作者姓名，但由于其中二十八宿赤道宿度和黄道十二次的题名及入次度数均与《元史·历志》中所载《授时历》相应内容一致，各星的位置数据又是每度分为100分，与郭守敬的做法相吻合，天枢星的极距和其他恒星数据也与元初时相符，故可认为其数据确系元初郭守敬所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可知元代的恒星位置的观测水平比北宋时有了较大的提高。其将星图与星表结合在一起的表示方法在古代星表工作中是一种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它的发现又填补了北宋后到明末前这一段时间内星表工作的空白，是一份珍贵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订购价格】568元/幅（送价值88元礼盒装《庚子年天文台历》1套）木质礼盒，镂刻工艺。木质笔杆子镂刻北斗七星图案。铜制笔帽上书“曆象天文”字样。取自《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台历以《画万年花甲图卷》中的四季草木盆景为设计元素，按中国传统阴阳合历编排，以庚子年正月初一为岁首，含干支历、日躔、月宿、月相、律吕、星图、五运六气等丰富信息。历象原创台历，精美别致，可自用亦可作赠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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