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必定到来的洪水
为首都输送漕粮，是运河最为重要的使命。而为了维护大运河的存在与畅通，要付出什么代价？
公元1680年，康熙十九年。大清朝即将平定三藩之乱，开启伟大的康乾盛世。但淮河边的一座千年古城，却迎来了灭顶之灾。
连日大雨，淮河上游山水大发，洪峰一泻千里，直抵下游洪泽湖畔的泗州城下。洪水蓄积在洪泽湖中，不断涨高。最终，滔天乱流将城墙、城门、衙门冲垮。
当地官民虽积极自救，但也仅聊胜于无——官吏在城门之上办公，竟长达十余年之久。11年后，泗州全城彻底被屡屡洪水泥沙所埋没。这一年，泗州设治1116年。
隋代大运河通济渠段（汴河）开凿后，在盱眙县一带汇入淮河，河口之处即汴口，地位日显重要。唐宋朝廷仰给于江淮的巨额财赋，几乎都从汴口北上。
为方便管理漕运，武周长安四年（704年）析置临淮县，735年唐玄宗将泗州迁治临淮。临淮“直临汴口，位据汴、淮之要”，位居商旅舟楫之要冲。
泗州得益于漕运，却也因低洼地势，不得不面对河洪水。康熙十九年的这场大水，彻底终结了泗州城的千年繁华，也为100年前一场朝野瞩目的漕运之争，给出了最终裁决。
▲创设于明代的漕运总督，是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最高官员，驻节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直至清末裁撤漕运总督，废止漕运。图为在清代漕运总督署遗址上复建的大门。
只能牺牲的淮北
那是1580年，明万历八年。朝堂上发难的，是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而与之对垒的，则是备受倚重、三度承担治河之任的工部尚书潘季驯。
就在上一年，由潘季驯主持的黄淮治水工程告竣。这个庞大的计划，由600余里土堤、数座长达30丈的减水坝、3座新旧闸和车坝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而共同作用的水利工程组成——即著名的清口枢纽。
宋元以来，黄河改道，侵夺淮河入海，滞留的淮河水，蓄积为洪泽湖。而黄河携带的巨量泥沙，淤堵河道，时刻威胁运河的安全。
因此，潘季驯一面加固黄河堤防，“束水攻沙”；一面蓄积洪泽湖水，“蓄清刷黄”，从而冲刷黄河泥沙。
为了让洪泽湖水有足够的水势，潘氏又在湖东南岸整修了一道高家堰，抬高水位，使之居高临下。
按照潘季驯的设想，这将成为黄淮安流的根本良策。因此不无自豪地宣称：“亿万年命脉之路，一旦底于翕宁。”漕运命脉，从此永保安宁。
但是，这一道绵延数十公里的高家堰，有祸水西引的隐患。若洪水来袭，洪泽湖西岸的泗州城，将首当其冲。
出身泗州的常三省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切。他毅然上书，以沉痛的笔触描摹了洪水围困下的泗州景象：
两水交攻，暑雨且甚，遂致毁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困苦，不可殚述。
随着湖水漫溢，原本肥沃的田地被淹没，乡民不得已“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
潘季驯的回应针锋相对。黄河决口，将直接威胁运河，沟通南北的漕运命脉面临断绝之危。一言以蔽之，只能“济运保漕”。
对于统治集团而言，千里漕运是维持帝国根本的生命线。明代有人指出：“国家定鼎幽燕，空腹以待饱于江淮灌输之粟。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
所以，怎么可能因为小小地方上的水患，就让首都饿肚子呢？
在漕运这个最大的政治面前，潘、常之争，成了几乎毫无悬念的对决。无论常三省举出的事实多么有力，都无法改变他遭劾罢官的命运。
随着“束水攻沙”的实施，黄淮交汇处（清口）的河床不断淤高，当黄河水位高于洪泽湖时，河水倒灌，使湖底淤积，湖水便不能冲刷黄河淤沙或不能出清口。
因此，就要继续加高洪泽湖大堤（高家堰），以抬高水势加大冲刷力，使漕船通行。
在相互较量中，洪泽湖大堤不断延伸、增高、培厚，洪泽湖的面积也不断扩大。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治水之法不改，泗州城终究会被淹没。
学者伍海平、曾素华在《黄淮水灾与泗州城湮没》中统计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黄河夺淮入海及高家堰对于泗州城的危害：
自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泗州迁治临淮）至金明昌五年（1194年，这一年黄河夺淮入海局势最终形成），历459年，泗州被淹29次，平均15年一次；
自1194年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历384年，被淹43次，平均8.9年一次；
而在1578年大修高家堰之后的百年里，泗州城被淹29次，平均3.5年就要面对一次洪灾，水患数倍于以往。
千年泗州，兴于舟楫，而毁于“大局”。然而，在泗州城之没前后，同样的故事，在漕运的大局下屡次上演。
常三省笔下如泣如诉的一切，是数百年间淮北地区血泪斑斑的民生纪实。
▲图为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泗州城遗址（摄影／李琼），半残城墙，仍处于水下淤泥中。1680年，洪泽湖爆发洪水，将泗州城冲垮，并在11年后将其彻底掩埋。
谁还能发出声音？
泗州城所处的淮北，大体包括今天苏北、皖北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一片饱受淮河滋养的土地。
隋唐以降，大运河的开通，使淮河流域步入了繁荣富盛的巅峰时代。民谚“苏湖熟、天下足”的前身，实为“江淮熟，天下足”。
1128年后黄河多股夺淮，游徙不定，侵夺泗、濉、涡、颍等淮河支流数十次，昔日富饶的淮上人家，逐渐零落成泥碾作尘。
明清为保全运道，通过一系列措施阻碍黄河北流，人为造成黄河水南流夺淮的局面，更是加剧了淮北地区的水患和生态恶化。
黄、淮、运三者的长期并流，是历史的偶然。而在“黄侵”“运逼”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的淮河和淮北，却成为了注定被当权者牺牲的必然。
明末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批判：“今所治在运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为壑……”
但是，对皇帝而言，这样既不妨害漕运，也不会威胁直隶地区的安全。于是，淮北生态之衰变，民生之凋敝，似乎从来都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明末，泗州桃源县（今江苏省泗阳县）生员韩应春、王用中等人赴京冒死陈情，向崇祯皇帝上书描述自己的家乡，“以极冲、极疲之地方，当极灾、极困之时日……”。字字触目惊心，却真实反映了彼时淮北人民的生活状况。
如果说时逢末世，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下的淮北面貌，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乾隆经常南巡视察运河，在他们的御制诗中，宿迁人“鸠形或伶仃，露肘多蓝缕”——衣不蔽体，骨瘦如柴；“岁久多淤滞，暴涨屡致殆”——但凡水涨就有洪灾；“忆我三番曾过此，满目民艰恫瘝（tōng guān，病痛、疾苦）视”。
有的地方在“共同富裕”，而淮北基层社会则是在“共同贫穷”中万劫不复。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民风世情的堕落。曾经有洙泗之风、文教昌盛的淮北，由于普遍贫困，民风渐次彪悍，甚至土匪蜂起。
乾隆时期，淮北方志《灵璧县志》感慨道：“所谓瘠土之民莫不向义者乎？无教化以维之……新进儒童不随地方官谒文庙，终身不知有师生之谊。”
填饱肚子才是最大的正义，在此之前，谁还管孔夫子是谁呢？
“济运保漕”令淮北人民饱受灾祸，但这个政治正确下，却掩藏着利益集团的暗黑，那就是运、漕腐败。
河、漕、盐三大政，是清代国家政制的重中之重，淮北正是三大政相互交叠、投射最为集中的地区。
无数官吏，无分上下，皆寄生其中。令人叹惋的是，漕运制度本有可能实现转型——不必一定以运济漕，漕运还可以选择走海路。但利益集团的梗阻，让河运还是海运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中。
▲随之沉入地下的，还有距其不远的明祖陵（摄影／王钦）。直到最近几十年，才随着洪泽湖水位变化重见天日。
改良派的一败涂地
元朝初年，京杭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漕船到达淮安后，要逆黄河而上，在河南封丘转陆路，经卫河再转白河抵通州，最后从通州陆运到达大都——这也为后来重修大运河、裁弯取直，埋下伏笔。几经周折，费时费力，运能始终捉襟见肘。
至元十九年（1282年）春，京师粮荒引发骚乱。元世祖忽必烈命张瑄督办南粮海运事宜。漕粮从长江口的太仓刘家港装船，出海北上，绕道山东半岛东端入渤海，从天津的大沽口进入海河，再北循白河至通州。
海运的成功，大大缓解了大都的粮食压力，海运也随之成为漕粮转运的主角。整体而言，元朝海运重要性要高于河运。河运与海运孰优孰劣？不妨先算个账。
漕粮河运的整个周期长达5~6个月，旷日持久，靡费良多。据估计，如果以每年抵京漕粮400万石计算，则运输粮食的直接花费要高达800万石之多。遇到险要之处，人船俱没之事屡见不鲜。
淮安黄河与运河交汇之处素称险道，明隆庆四年（1570年），此处即覆舟八百余艘，“溺人千余，失米226000石”。
与河运相比，海运半年内可往返3、4次，更节省了数十倍的人力。据清朝重臣阮元估算，若同样以400万石的运量计，海运所费仅为河运的五分之一。
如此利国利民的仁政善政，为何明清仍以河运为主？反对派推脱，海运风险太大。海运当然会有风险，比如遇上台风期，要么出不了海，要么出海了船翻人亡。
不过，据明人丘浚统计，事实上，元代中前期四十余年漕粮海运的合计损失，尚不如明朝一年的河运损失。更遑论为了维持这道脆弱的帝国生命线所要付出的额外代价，比如治河、劳役，以及前面所说的淮北灾难。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开始以每年12万石的规模做海运试点。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后，漕粮海船在山东即墨海面突遭暴风雨袭击。
粮船损失招致保守势力的攻讦，海运遂成泡影。同样，清代前期亦有数次海运之议，但均被否决。
1824年冬，高家堰决口，运河断绝。延宕已久的漕粮海运再度被搬上台面。道光帝委派锐意改革的能臣陶澍主理此事。
陶澍政策开明，组织得当，相关章程完备，组织起一支千余艘船组成的庞大队伍。
1825年，来自江南的100多万石漕粮，随船队拔锚入海，不久便安全抵京。匡算之下，节省费用竟达150万两。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尝试。
正当陶澍将《海运章程》奏陈，意图使之常态化时，道光帝却发布上谕，以海运乃“权宜之计”为由，终止了漕粮海运的命运。
为何如此？朝堂之上，有一股势力不愿意失去运河漕运这块肥美的蛋糕。《清实录》记录了御史陶士霖请求禁绝漕运弊端的奏折，他一一列举了漕运可牟利之处：
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
漕运过处，皆有油水。道光下令漕运总督等进行整顿。但是，这些高官重臣才是最大的蠹虫，远甚于胥吏。
清人总结说，晚清的河工银，河督要贪总共两成；河道、河厅、师爷、书办、青役按层级以次亦各贪十之二。
难得有一个清廉正直的河道总督苏廷魁，却因把剩下的河工银奏缴还朝，遭到巡抚、户部切齿痛恨（户部可以瓜分到十分之三的浮冒虚报银两），被弹劾罢官。
其实，早在乾隆末年，河官腐败，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史稿·黎世序传》记载：“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
道光帝也深感恼火，明明每年花费五六百万两白银维护河工，却没有收到成效。他不知道的是，遇有水患，河官甚至表面故作感慨悲悯之情，实则大为欣喜。
因何高兴？又可趁机捞银子了。漕运就这么被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所以，河运，不得不行；运河，不得不保。
1855年夏，同样是连日大雨，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从此北流夺大清河入海，运河河道也被洪水冲毁，以致南北断航。
其时，恰逢太平天国运动，清廷面临严峻危机，无力疏浚运河。漕粮海运，成了绝境之下唯一的选择。只不过，在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博弈下，河运死而不僵。
终于，1901年，清廷颁诏停漕改折（漕粮折为现银征收，但江浙后又恢复100万石）。1905年，大水淹没泗州城225年之后，漕运总督被裁撤，千年漕运史阖上了最后一页。
天下河上过，往事心中留。水天尽头，乡关望断。撑起这块江山的根本，终究是激流险滩中的亿万苍生。
▲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开始整治大运河，根本扭转了其破败衰弱的态势，大运河重获新生。自济宁以南至杭州的航道，全面恢复，被称为“黄金水道”，成为北煤南运的大通道。对运河的治理，也无需再以牺牲某些地区为代价。图为台儿庄段河道航运繁忙的场景。摄影／侯贺良
更多有关大运河历史的精彩故事
点击上图购买专题杂志
立刻拥有！
编辑：zq 作者：季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