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
1911年，也是革命党人不放弃斗争的一年。
可以说，武昌起义从准备上不如之前的起义充分，甚至可以说是匆匆为之，但它就是成功了。就是因为经过革命党人多年的蓄力，终于有了一个突破点，然后胜利就成燎原之势卷向全国。
这一年武昌的斗士也准备斗争。不巧的是发生意外，藏的炸药炸了，引来了清政府的搜查。这一查不要紧，密谋参与起义的名单被搜了出来。谋划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慌忙逃跑，甚至来不及通知名单上的全部参与者。清政府拿着这个名单满城搜捕。
来不及跑的革命党人当机立断：与其等敌人抓到自己，还不如就这么反了！怎么死都是死！在没有系统筹谋下，武昌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士兵就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出奇地顺利，一夜之间就取得了武昌城的控制权。
武汉另两个城汉口汉阳一看：他们怎么没通知就起义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很快，武汉三镇都取得了胜利。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党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火候到了！纷纷响应。不到半年，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宣告独立。这一过程下来，武昌首义的士兵应该是一脸懵逼的：我们只是在武昌干了一架，全国就胜利了？革命这就成功了？其实，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武昌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前期已经做好准备。革命的火种遍地，只要一个火星子就会熊熊燃烧，就像不足半年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斗志更加高昂，人民对其失败也是十分惋惜，恨不能提供助力。当然，能够在武昌胜利而不是别的地方胜利，武昌是有其特殊性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导力量。人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但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士兵，看好了，是士兵。毛伟人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昌起义能够成功，是因为斗士们手里有枪啊！要说这清政府遭遇自己军队的背刺也是活该。想用西式军队的力量，但又不在根本上引进，就像试图在李子树上长出苹果，只把小苹果直接贴在李子树上是不行的，极可能带来麻烦。所以有着新式思想的清政府新军，很难真心服从腐朽的清政府统治，这就叫养虎为患。怎么证明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胜利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这不够，至少要向世人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政治理想。革命者们做到了，他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何证明这个这个国家是民主共和的？当然是因为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性质的文件。这个文件彰显了所有民主共和国家的本质——以法治国。专制与民主的本质区别就是人治还是法治，君主与共和的本质是最高领导人是民选还是世袭。记住这一点，这是后期分辨袁世凯是窃取还是继承的根本依据。毫无疑问，新生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家，其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成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两大成果。中华民国是在全国多数省份独立以后建立的。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在1912年的第一天，1月1日，革命者们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民主政权。都城选在了共和党人掌握的城市中综合评分最高的——南京；“临时”大总统当然是贡献最大的孙中山。“临时”这两个字，在此时最能代表革命者的赤子之心：全国没有统一，无论是政府还是总统，只是现有地区能聚集的民意，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临时的，等全国统一那一天，由全国人民共同商议。不仅如此，为了彰显民国的进步，革命党人立志与封建彻底割裂，不仅易发艺服易礼，就连几千以来封建社会一直延续的皇帝年号纪年方式都给废除，实行以1912年为开端的民国纪年方式。这一系列操作大快人心，但兴奋的革命党人忽略了一点：滥竽充数的投机分子。早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就有些奇怪的东西混入了革命的队伍中。武昌起义初期，因为匆忙，合适的领导人都不在。起义士兵担心威望不足，举枪逼思想守旧心向皇帝的新军首领黎元洪当起义首领（都督）。这个思想守旧的官僚在革命前期百般不愿。但看到革命胜利后，他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安坐革命军首领的位置，甚至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得了副总统的职位。如果说黎元洪是被迫混进革命阵营，那么武昌以外全国其他的独立地区中，有更多的是主动投机革命的封建分子。武昌等地的炮火声传开后，有些“精明”的地方势力感到清政府大势已去，认为与其坐等革命党冲进衙门“革”自己的命，还不如自己来改变。很多地方官僚拿根棍子挑下旧督抚衙门的牌子，挂上革命政府的招牌，自己把辫子一剪，旧官服一脱，立马成为了新政府的官员。所以当时看似一片大好的局势之下，已经混进了很多蛀虫。袁世凯能够顺利窃取革命果实，这些蛀虫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类。孙中山等革命党是知道这些蛀虫的存在的，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凭自己的力量无力拔除蛀虫。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能力范围内尽力荡清浊气，例如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目的不止是向世人彰显民国的本质，更有限制袁世凯等人专制的目的。该文件主要分为三个领域，一个是规定国家的根本性质，一个是细化人民有哪些权力，一个是针对袁世凯设置的限制：写在前面的内容之一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这一点直接确定了民国的本质——主权在民，这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从根本上规定了国家的性质。约法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在种族、阶级、宗教、信仰等方面一律平等，以及有各种合理的自由和权利，如人身，信仰，请愿，考试，选举等。尤其是选举权，在过去一动此念头就有株连九族的危险。自民国开始，每个人都可以树立成为总统的理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个理想写在脑门上，没人会杀你九族，反而会赞你少年有大志。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约法规定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附加国务员分大总统权力，这还不够，另加设责任内阁制以加强对袁世凯的束缚。这样做的初心是好的。但过于理想化，因为在那样的乱世，法律只是个诺言，实力才是唯一有效的铁链。所以无论法律设置得多么严苛，终成一纸空文。另外，这样因人而法，在法理上违背了法律公平无私的原则，后来被践踏，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当公正有了私心，就留下了供人攻讦的死穴。公正就要绝对的公正，不应掺杂任何私心。这样的道理革命党人又怎会不懂呢？能行此无奈之举，实在是袁世凯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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