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公走私”的说法是，校长或教师放弃公办学校铁饭碗，然后走进私立学校的现象。
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是从改革开放后有私立学校出现的时候开始，至今若按我个人的观察和观点，应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出现了两次明显不同的阶段：
时间大约可以定为2000年之前，属于第一轮“弃公走私”。
彼时的民办学校也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商人投资办学的“高大上”学校，是直接瞄着“先富起来”的阶层，为其子女准备的选择性教育服务；另一类是在教育配给不足的需求环境下，一些有点想法的教育人做些“小动作”，开一间“小型教育作坊”。
当时的“高大上”是有资格吸引公办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弃公走私”，因为，第一引力就是高工资。我属于这个阶段了，那年在厦门英才学校第一次领薪水就吓了一跳，竟然是我在公办学校的工资七倍。当然，那些“小型教育作坊”就不是这样了，学费低、工资低，也只能找一些“发挥余热”的老教师或没有编制的农村民办教师了。
其实，说心里话最让我惊讶的并不单单是高工资，而是老师的高水平。这让我始料不及，看见来自东西南北的老师，各个都优秀，高手如林，尤其是听曾可平主任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之后，我边开始了絮絮叨叨的感慨，总会说两个观点：第一个说法是，要把我们这些老师随便弄到哪所公办学校就厉害了，这所学校就立马成为重点校；第二个说法是，弄一批三流的不学习的富家子弟让我们这些优秀老师教，资源浪费。（那年刚富起来的家庭中，孩子们都被钱给弄出了好多问题）
如果说到具体的“弃公走私”原因，可能会不止于高新诱惑，还有许多个性因素，如，被体制捆绑的不自由，干脆辞职；如，在公办学校的职称评定或提干过程不称心，于是，择木而栖，另求发展；如，原有的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好，一跃南下改变生态。
总之，第一批“弃公走私”很不易，是对自己的挑战，具有大写意般的断舍离精神和勇气，甚至属于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了赌桌上……
再后来，民办教育的继续发展中，又有几个倾向问题出现了：
1
借跳板再度“归公”
我是坚持下来了，但有许多老师在找不到教育教学的成就感后，也看不清民办教育的红旗能扛多久，就以所在的民办学校为跳板，凭借“猛龙”的猛劲，跳进新的公办学校，继续发展。
2
公办学校提薪，“弃公走私”暂缓
大致到了2005年之后，一般的民办学校工资总体水平没有提高，可大中城市的公办学校待遇却不停的上涨，甚至在广东深圳，公办学校老师的薪水比民办学校要高出一截。所以，这一阶段的“弃公走私”现象基本少见了，如果有也是农村进城，也不再像我们当年，都是一些名校名师走出来。
3
民办学校在原生态师资下，走入稳定发展期
民办学校因为没有资格去公办学校“挖师”了，所以，只有自力更生。好在2005年后的师范毕业生过剩，于是给民办学校一个招聘教师的机会。而歪打正着的是，这些毕业就直接走进民办学校的老师，没有被公办体制下的问题熏染，在民办的人事制度下，不敢混日子。所以，这些年轻老师的工作情态都不错，也因此出现了后民办时期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相反，近年来公办学校却在经济浮躁的社会文化影响下，问题有些积重难返了，许多老师在责任心和有偿补课问题上，备受家长指责。所以，许多家长在无奈之下，把孩子送进了民办学校，这点无疑成就了民办学校的快速发展。所以，这时候的学生也不再三流了，这时的家长群体不再独属于暴发户了（这一时期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提高，能读得起民办学校的家庭已不属于稀有情况了）。
大约在2010年后，许多民办学校已经成为当地优质教育资源。
于是，又一轮“弃公走私”开始了。在许多大中城市里，不断传来某某校长辞职去了民办学校，甚至包括我熟悉的一些局长，要么找个理由和机会“早退”，要么就什么都不要了，净身出户。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现象，发现区别第一阶段的表现是，此时从公办离职走进公办的先行者多是校长，也包括其他管理干部，普通老师的“弃公走私”不是主流。
这又为什么？我归结了三点：
第一，此时办得好的民办学校有品牌地位了，所以，老师也不用像当年那样，像推销员一样的跑市场招生，让老师们有心理负担。
第二，原来公办和民办的退休待遇差别被并轨了，所以，解决了老师们“为退休金而奋斗一生”的纠结。
第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薪资水平没有太多的差别，所以，对于老师而言，“弃公走私”的动力不足。但是，对于校长或管理者就不是这样了，那些骨子里想做出点事，想做有自己思想的教育，想撸起袖子干教育的校长，一定会不满公办机制的束缚。所以，近来“脱轨”的校长们，基本都是“不安分守己”的校长，都想在民办教育的灵活机制下，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我概述为：第一次的“弃公走私”属于走向风险；第二次的“弃公走私”则是走向风景。所以，当下的公办校长辞职去民办学校，很正常。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