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与星命学亦有牵连，以宋濂为例，可见一斑。其文集《宋文宪公全集》卷八中有一篇文章叫《禄命辦》，其中表达了宋濂对星命学的看法，值得介绍。
宋濂对星命学及其历史都有相当了解，有些看法还有其独到之处。他对星命学的看法是既不全信，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在经过深入了解之后，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十一曜之说，是星命学的独特内容之一。十一曜，即日月五星七政加上孛气罗计四余。宋氏该文采用问答式，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十一曜之说是否古已有之。宋氏以为，《尚书》只提到“以齐七政”，未言四余。孛，即彗星，最早见载于《春秋》。气，即紫气，正史都有记载，与氛祲属于同类。罗、计，是日月侵蚀的首尾，或以为是日月交初、交中之神，是借以测日月食的假象之星。这四余，原先并未用于推命，到唐德宗贞元初年才由李弼乾用来与七政一起推算历法，其后有鲍该、曹士蔿等人学用此术。士蔿又作罗计二隐曜立成历。到五代时，王朴著饮天历，且谓之为蚀神首尾，其术颇行于民间的小历。但仍未用于推命。
又问：借星占命起于何时？宋氏以为，古人仅用星占测国家之事，如伶州鸠谈武王伐纣之星象，并未用来推命。借星占命之术，据其师言，本自《都利聿斯经》。都利，就是都赖，即西域都赖河，康居国筑城其旁。由此可知，今（指明代）所传《聿斯经》，其实是婆罗门之术。而李弼乾实为婆罗门方伎之士，罗㬋、计都，也是胡梵之语。可知以星推命之术来自西域无疑。宋代的晁公武称星命学是天竺梵学，由上述事实看，充分可信。
宋濂对星命学的来源所作推测，是他的独到之见。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无人可以断定其是非，姑存宋氏之说，以备专家考证。
宋氏关于十一曜的说法，似乎与史实不大符合，据以前所述，在李弼乾之前，已有人用四余及七政推命了。
人又问：为什么星命之学是那样巧发而奇中呢？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对星命学的理解和评价了，宋氏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
星命之学预占事情准确，有固然是有的，但不可过分拘泥，以为必定准确。其术以二十八宿为体，为经，而不可变动。又以五星为用，为纬，其变化总是交错穿插于经星之间，其行有迟留伏逆的变化，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可据一定的道理加以说明或预测。如果说星躔某宿则吉，经过某星则凶，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假设其星的运行有了变化，不按照通常的路线运行，而凌犯了天河内外的星官，那又将根据什么来预占呢？或如前所谓两人出生为同一时刻，则其星象躔次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二人的命运吉凶又为何差别很大呢？万物都是出自五行，哪里在五行之外又有四余呢？土星木星的行度最迟缓而为吉凶者最长久，故有余气，因此紫气为木星之余，计都为土星之余，犹或可言也。但说水星的余气为月孛，火星的余气为罗㬋，这种说法又是根据什么呢？水、火、土、木都有余气，为什么金星偏偏没有余气呢？或许有人说五行相生故有余气，相克故无余气。但这也不是通达之论。何況孛星本是妖星，有时出现，有时又没有，而紫气、罗㬋、计都三者，本来不是星，那又怎么知道它们有运行躔度的具体情况呢？所以，对十一曜的说法，我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宋氏终不肯信十一曜之说，所以纵使他也承认星命之术有时预言可准，但终究不是必定无疑的。
没有对星命学的相当了解，是无法说出这番见解的。此外他还回答了分野说既可占国，为何不可占人之命？五行之气与五星、与人之禀赋命运的差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篇幅关系，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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