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颜、曾被称为“四圣”，他们的后裔就是圣裔。曾子故里在鲁国南武城，以曾子为祖的曾氏故多自称“武城曾氏”。明嘉靖间，“武城曾氏”分为“东宗”、“南宗”两大宗。“东宗”奉旨祀曾子祠墓，居山东嘉祥，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简称“翰博”。“南宗”在湖南宁乡麻田。曾国藩所属一族叫“大界曾氏”，其迁湘始祖系曾子四十二代孙，叫曾孟鲁，由江西永丰迁茶陵。南宋间，曾孟鲁曾孙曾坝亦作“曾霸”徙衡山唐福。曾坝十七传至曾孟学，顺治间由衡阳迁湘乡大界，“大界曾氏”由此开基。道光间，“大界曾氏”第三次修谱，由此进入了圣裔行列。曾国藩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界曾氏”现存最早的族谱为《大界曾氏四修族谱》下文简称“四修谱”，下文对“大界曾氏”其他族谱简称类此，由曾国潢之孙曾广祚等人纂修于光绪廿六年（1900），曾广祚撰序，略谓：“吾宗史乘，迄今修饬者四。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天下初定，旧史无闻，其时修乘，体疑少疏矣。嘉庆五年庚申，因循为用，或云有所不得已于其际......道光二十年庚子，翰林院五经博士衍咏咨名厥乘曰翰博，司之者删定同异，衡量重轻，补失于不文，正讹于久习，南宗成录，东宗钤篆于上，事闻朝廷，嘉允。吏承旨免四氏子孙徭役，而曾之支属皆稽之，翰博目为信乘。”由此可知，“大界曾氏”首次修谱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修在嘉庆五年（1800），三修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修有两个背景：一是“东宗”、“南宗”正在修总谱，二是曾国藩作了翰林。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曾国藩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五月，授翰林院庶吉士。八月，请假出都。十二月抵家。十九年正月，拜访族中长辈，往各处坟山扫墓。三修之议当始于此时。三月，与“南宗”联系修谱之事。三月初八日，曾国藩日记载：“又作书付宁乡曾衍咏之子道二家，约三月廿外至伊家去。”三月十五日载：“子刻，作书寄宁乡家仙舫上舍兴槎、白庐启事兴枟。”曾衍咏，“南宗”宗主，主持通谱总局，倡修长沙曾子总庙、宁乡先贤府供奉曾子之父、莱芜侯曾点。嘉庆间，与东宗子曾毓墫等修成总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湖南巡抚奏请授予其翰林院五经博士，未准。曾衍咏去世后，其子曾兴槎、曾兴枟主理通谱总局。三月十五日曾国藩日记还写道：“昨日，仙舫回书来，送银二十两，道彼处此刻不必去，且请余为伊母作寿序。余复书，谓他日当作寿文，写屏送至伊家。伊又求写对联二首，亦付去。”说明曾国藩与曾兴槎兄弟私交是不错的。曾昭演《文正公与曾氏南宗考》一文称：“据衍咏公直系后人，民国时曾氏族谱总局的遗老、今八十多岁的广苏、昭太老人讲，据他们先辈代代口传:文正在长沙读书和道光十四、十七年(1834、1837)文正公两次赴京会试，兴槎公兄弟对文正公多有经济帮助”，“笔者于2005年、2006年两次访宗湖南宁乡县坝塘镇油麻田，并访问谱局遗老广苏、昭太老人，并得到证实，文正公与南宗的确渊源不浅。”见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三月底至六月，曾国藩往衡阳、耒阳、永兴等地，遍访同族。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修谱清查源流，二是筹集进京盘缠。六月廿四日，“在家与叔父为修谱事清查源流。”廿八日，与族人议定修谱，“为修谱事约族人同至公屋议清，即至祥坞叔祖家吃饭。”七月初三日，“遣人走衡阳宗祠，议修族谱事，作书示族内诸人。”廿二日，“夜作书与宁乡曾仙舫、白庐兄弟。”当告知修谱相关事宜。八、九月，又往邵阳、武冈、新化、蓝田等地访问同族。十一月十一日，与叔父曾骥云至宁乡曾兴槎、曾兴枟家。十二、十三日，住曾兴枟家。“至是，余与家叔及上增叔同至仙舫、白庐家订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翰博印谱一部、圆印谱三部外，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次日，曾国藩往长沙。数日后由长沙赴京。可见，曾国藩在赴京前夕与曾兴槎兄弟商定了修谱事宜。应该在十一月，曾国藩起草了《武城曾氏催修族谱原启》《曾国藩全集》未收入，通知的对象应是省内各支“武城曾氏”，要他们赶快将族谱稿送宁乡通谱总局。此文流露出的浓厚家族情结，正是曾国藩积极参与修谱的动力所在：“一氏中，仅知近祖数代，而不知所自出，是谓忘祖。即知发源之祖，而不能纪一本之裔，是谓忘族。忘族则将途人乎骨肉，忘祖则等拜墓于汾阳，皆非仁人孝子所忍出。此谱系所以严，三十年不修为不孝之例也。”清代仿行前朝旧例，对圣裔蠲免正供和一切杂项差徭。为防止假冒圣裔，清廷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在“南宗”设通谱总局，负责印制族谱，“东宗”负责查核。经“南宗”审查合格的族谱，先由“南宗”逐页钤盖钦赐“省身念祖”四字图章，再送给衍圣公府、“东宗”审核，最后加盖衍圣公府印、“东宗”印。这样的族谱才能成为当地官府实行优免的依据。曾国藩当然想让本族享受优免待遇。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族谱，情况堪忧。由于“大界曾氏”一、二修谱均未见存世，它们的问题只能通过四修谱窥知一二。前引四修谱曾广祚序提及了一、二修谱的问题，即一修“体疑少疏”，二修“因循为用”。但看不出具体问题所在。 不过，四修谱《凡例》透露了重要信息：“我族自明奉旨世袭以来，海内嫡裔均尊宗圣为一派祖，兹从之，以别云溪谱之无本也。此上自黄帝至莱芜侯，另有图录。前因宗圣三十三传丞，子珪、旧、略，云溪宗略，翰博宗珪，至聚争。寻加博考，始知唐福九族实系珪后，其珪真，略赝之。”“云溪宗略，翰博宗珪”，就是一、二修谱存在的问题。所谓“云溪谱”，当指“大界曾氏”一、二修谱。“翰博”系“翰博谱”的简称，因为它是由通谱总局印制的，故称“翰博谱”。“云溪宗略，翰博宗珪”的意思是：一、二修谱以曾略为“大界曾氏”直系祖先，“翰博谱”以曾珪为“大界曾氏”直系祖先。1946年，曾国藩曾孙曾约农等人所修五修谱，其《凡例》透露了更多信息：“三十三派祖丞公三子珪、旧、略, 据《云溪谱》，略公十七传至霸公 (一作坝公) 迁衡阳, 又六传至祖仔公。据翰博谱，珪公十二传至霸公, 又十一传至祖仔公。两谱不符。明清两代，翰博谱为朝廷优免曾氏差徭户役所依据, 且昭穆秩然, 垂丝不紊。云溪谱则讹脱显然, 垂丝屡中断, 今从翰博谱。”至此，可知一、二修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曾略为直系祖先的记载与“翰博谱”冲突；二是“垂丝屡中断”，即源流不连贯、不完整。曾国藩之所以不惜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访问同宗，清查源流，就是因为一、二修谱源流不清不楚。要使三修谱通过审查，必须将直系祖先改为曾珪，同时要弥补一、二修谱源流链条中的缺失环节。曾约农五修谱序说三修谱“正讹补阙”，就是这个意思。三修谱的“正讹补阙”具体有哪些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大界曾氏”的源流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要把它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一、二修谱不存于世，曾国藩用来参照的那些族谱恐怕也极少存于世了。对于曾国藩来说，修改族谱不算难题，难题在于族人能否接受。要让他们接受，只能借助“翰博谱”的权威。在启动三修之前，曾国藩给通谱总局送去符合审查标准的三修谱稿，请其参照此谱印制“翰博谱”。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曾国藩赴京前夕，与叔父去拜访曾兴槎兄弟，其日记载：“余与家叔及上增叔同至仙舫、白庐家订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翰博印谱一部、圆印谱三部外，需谱者每部钱四千文。”
三修谱稿应该就是此行送去的。从九月结束游访到十一月往宁乡，曾国藩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制定三修谱稿，时间是足够的，因为彼时“大界曾氏”人口不多。制定三修谱稿应该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知道三修谱稿内容的人应该不多，如果其内容传出去让族人知道的话，三修谱恐怕会胎死腹中了。曾约农五修谱序说：“道光二十年庚子，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衍咏复修通谱，凡集旧谱千百册，校雠而定之，南宗纂录，东宗铃篆，上之朝庭，号翰博谱，家乘也，而兼官谱矣。吾宗从之，正讹补阙，三修也。”可见，因为有了“官谱”性质的“翰博谱”，三修才有了修改一、二修谱的“法定”依据。但是，风波是不可避免的。当“大界曾氏”族人见到“翰博谱”时，前引四修谱《凡例》说“至聚争”，说明族人意见很大，发生了冲突。即使到了五修，仍然要重申三修谱的正确性，仍然拿“翰博谱”说事：“明清两代，翰博谱为朝廷优免曾氏差徭户役所依据, 且昭穆秩然, 垂丝不紊。云溪谱则讹脱显然, 垂丝屡中断, 今从翰博谱。”可见，“大界曾氏”族人对三修谱的不满延续了一百年还没有消除。他们一方面享受圣裔的待遇，一方面责怪三修谱改了自己的祖宗。但他们并不是故意找麻烦，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三修谱主事人的良苦用心，不知道要享受优免就要改换祖先的道理。曾国藩的做法暴露出审查制度的漏洞：一个家族只要预先掌握了审查标准，就能打造出符合审核标准的族谱，哪怕它之前的族谱是铁定伪造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这样做，只有像曾国藩那样进行了大量考察，又与通谱总局有过硬的关系，才能打造出符合审核标准的族谱。对于“大界曾氏”而言，成为圣裔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圣裔，而在于曾国藩相信它是真的圣裔。只要曾国藩抱着这样的信念，“大界曾氏”成为圣裔就没有悬念。实际上，任何一个被确认为圣裔的氏族是否真正的宗圣血脉，是无法通过族谱得到验证的。“大界曾氏”三修谱虽然通过了审查，但不能说“大界曾氏”必是宗圣血脉。同理，如果三修谱没有通过审查，也不能说“大界曾氏”必不是宗圣血脉。在当时的条件下，审查族谱是判断是否圣裔的唯一手段，所以决定权掌握在审查者手中，而人情非常重要。有曾国藩与曾兴槎兄弟的交情在，打造一部能通过审查的族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即使三修谱与总谱有不符之处，通谱总局睁只眼闭只眼也是可能的。比如，曾子四十派孙曾崇德有五子：澄修、敬修、裔修、从修、绚修。曾从修有一子，叫曾孟鲁，即“大界曾氏”的迁湘始祖。而根据目前所存最早、嘉庆十一年的
“翰博谱”藏于国家图书馆，曾从修的后裔是不明的。如果通谱总局严格执行制度的话，三修谱是无法通过审查的。从功利角度言，三修谱值得肯定，因为它使 “大界曾氏”成为圣裔。而从谱学角度言，就算它的“正讹补阙”毫无瑕疵，它还是存在明显问题。通过四修谱载录的谱序，我们发现三修谱对谱序的处理是匪夷所思的。谱序在族谱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记载氏族的源流、社会地位、族谱的修纂、赓续等反映氏族历史的核心信息。谱序的作者往往是本族德高望重之人，或者是官员、名流。一部合格的族谱，既要载录老谱的所有序言，还要有本修谱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三修谱都没有做到。一、未撰新序。四修谱除了曾广祚的新序之外，还有五篇旧序，由唐代温彦博、明代曾宏毅、清代曾衍咏、曾衍相、曾毓墫所撰。它们都是从总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中“借”来的。可见，三修谱未撰新序。彼时，曾国藩已身为贵人，且是参与修谱的核心成员，他是最适合的撰序人。如果他不撰，请其他人撰也是可以的。然而，三修谱既没有曾氏本族人撰序，也没有请他人撰序。二、弃用老谱的本修谱序。传承，是族谱的生命和根基。没有传承，族谱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虽然新修不必百分百传承老谱内容，但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老谱序是不能丢的，必须百分百传承。丢了它们，就丢了家族之本。三修谱序都来自《武城曾氏重修族谱》，说明三修谱没有传承一、二修的本修谱序。是不是一、二修本来就没有本修谱序呢？并不是。四修谱齿录部分多处引用“老谱序”、“旧序”中的内容，如四十七派曾思泳齿录有按语云：“嘉庆五年老谱序载，公迁金兰下滩，传赓公。序稿又载，公衍耒阳，然各谱齿录未注，尚俟详考。”可见前二修是撰了谱序的。又如，五十六派曾祖仔齿录后，引用了旧序中关于曾祖仔后裔的内容，并云“旧序不能悉录，特摘志于此”《曾氏四修族谱》第五册卷一页五十五。另外，曾广祚序提及了前三修的时间，这些信息只可能来自老谱的本修谱序。三修谱弃用一、二修的本修谱序，四修谱也只能照做，但在齿录中又不得不引用旧谱序的记载，这就陷入了矛盾之中。一、三修谱与一、二修谱序在源流问题上是冲突的。完整的一、二修谱序不可得见，但可从四修谱五十六派曾祖仔齿录后的按语窥见端倪，全引如下：“公先世因居址陕“陕”当为“ 狭”隘，迁十八都仙陂团山。公二传友近，近子四，曰仲余、仲道、仲连、仲明，衍台圆、紫霞等处。连祖无传，而三房子孙同徙云山岭。明洪武间，编里立甲，而列于光政三都八甲，即清新编光政十九都之云山何公湾八甲，户名祖仔立焉。又一传，余子大若，道子大湖，明子大光、大忠，均因遇患损伤人丁，于是均卜居本都区庙山。大若裔迁老木畔，大湖裔迁粟山塘、老屋里、花桥等处。湖公孙曰孟璋，私置地名黄牯冲虎形山。大光裔两迁井丫塘。光二传孟学裔，徙居湘乡大界。大忠裔徙居清泉东乡，后四传闻科裔徙居祁阳闻符，仍旋居本都七区马冲。此三大宗嗣裔皆卜居定业，以为子孙恢廓长久之计。但屡经迁徙，而仙陂、云山等处庐墓荡然无存，亦徙唤奈何而已。旧序不能悉录，特摘志于此。”由此可知，旧谱序对家族源流有详细记载，如果三修谱完整载录，必造成冲突。因此，曾国藩弃用旧序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二、为了掩盖三修主持人。三修主持人应是曾国藩叔父曾骥云，而在重大问题上，曾国藩应是关键的决策者，这是由他的身份、学识、能力、人脉决定的。由于三修谱推翻了一、二修谱，主持人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曾骥云还是曾国藩，肯定都不想让当时的、后世的族人知道族谱的主持人是谁。尽管三修谱有翰博背书，曾骥云、曾国藩仍然不想暴露自己作为三修主持人、决策人的事实，是否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呢？“正讹补阙”之中是否掺入了虚假成分呢？如果有作假，并且被人知道的话，无疑会损害他们的名节。由于绝大多数族人不具备足够的分辨能力，一、二修谱是祖宗传下来的，所以他们只认一、二修谱，即使三修谱比一、二修谱完善得多，三修谱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假”的。也就是说，只要三修谱推翻了一、二修谱，不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三修谱的主事者都会成为被攻击对象。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三修不撰新序只能是权宜之计，关键的家族历史信息必须传承，最可靠的办法还是载之谱序。因此，三修可以不撰序，四修必须撰。否则，这些关键信息就会永远消失。但是，三修主持人的名字还是不能暴露，这就造成了曾广祚序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篇合格的谱序，要说明本修的背景、主持人、大致过程，还必须介绍历次修谱情况，要有时间、主持人等要素。而曾广祚序提及前三修，叙事颇为含糊，连前三修的主持人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记载。如果曾国藩日记不记修谱之事，今天就没有人知道他是三修谱的设计者、操盘人。可见，三修谱不撰序，四修谱序的含糊，是曾国藩家族在既要传承又要掩盖的困境中采取的策略。以上所有问题，都是为了使“大界曾氏”成为圣裔而造成的。当然，与成为圣裔相比，这些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在得知“大界曾氏”成为圣裔的那一刻，曾国藩心中一定充满喜悦和成就感。之所以说是大事，不仅仅在于它使所有的“大界曾氏”族人享受优待，还在于它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曾国藩建立不世之功，“大界曾氏”成为最显赫的一支圣裔，使濒于涣散的宗圣体系得到加强。道光十九年，曾国藩不到三十岁，已干成这件大事，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能力，预示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东宗印，见于嘉庆十一年《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雍正赐“省身念祖”四字图章，见于嘉庆十一年《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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