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与江忠源

咸丰四年（1854）二月，刘蓉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这是刘蓉首次出山。让他作出这个重大抉择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江忠源。

刘蓉与江忠源初识于何时不详。道光十七年（1837），两人均肄业岳麓书院。是年秋，江中举人。此间未知两人是否有交往。

刘蓉对江忠源的赏识大概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年，新化举人邹柳溪在京病亡，湘乡举人邓铁松卒于归湘途中。江料理两人后事，且送两人棺木回乡。曾国藩说他“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二十七年（1847），江率新宁乡勇平广西李世德、新宁雷再浩之乱。刘蓉钦佩不已。

二十八年（1848）七月，江忠源进京，在长沙稍作停留，与刘蓉、郭嵩焘、曾国荃等人相聚数日。

九月，刘蓉致书曾国藩，述及与江忠源会面情形：“江岷樵兄豪侯好义，夙所钦羡。去岁闻其募兵破贼事，意固伟之。昨者相见，乃得其方略规画之大略。而发谋定策，动中机宜，书生中乃有此人，吾徒增气矣。惜觌面匆匆，不及深叩所蕴为恨耳。计渠当以此月到京，晤次希道意也”。可见刘蓉对江忠源之推崇。

冬，雷再浩同党李元发攻新宁，欲报复江忠源。当时，江在京，其新宁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二十九年（1849）正月，刘蓉致书彭洋中，对江家人的安危表达了关切。二月，彭复书云：“顷者贼以报仇为名，指攻杨溪江氏，幸岷樵叔弟汝舟先集乡勇以待，杀其前锋三人，贼乃不敢复窥。其季弟幼陶，弟门徒也，昏夜奉其父母、眷属，微行山涧，及河买舟赴郡投弟，乃为措贷钱二百千，经纪壹是，寓敝署侧，皆得无恙。”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江忠源受命率勇赴广西平太平军。二年四月，大败太平军于蓑衣渡。五月，刘蓉致函。此信内容不详，或涉及蓑衣渡之战。

七月，太平军攻长沙。八月中旬，江忠源率军至。刘蓉闻讯，即写信给他，询问军情，叮嘱寻觅晓畅军务、熟悉地形之人。江复书，讲述六月以来与太平军作战、保卫长沙事。当时，刘蓉正协助湘乡县令朱孙诒办团练，于是江在信中还总结了对阵太平军的经验，要刘传授给乡勇：“至于贼众虽称万人，其实能打仗者不过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异常骁勇，我前彼乃却，我却彼乃前，惜各营将备不能忍此须臾耳。忠源身经数十战，所历验不爽者。务望宣示乡勇，俾临阵得有把握。又驻扎地方，必须先筑营盘，深沟高垒，贼初来时，但在营中用枪炮轰击，俟贼势威既竭，然后出而击之，靡不胜矣。”

此时，刘蓉听到不利于江忠源的传言。有人将太平军四月攻陷全州、宝庆都司武昌显在全州阵亡，怪罪于江不支援。于是，刘蓉收到江复信后，又于九月中旬致书，提醒他注意这些“物议”：“然不孝闻诸道路，谓全州之陷，武都司之殉节，皆由和镇军拥兵不救所致。及在道州，驻军于北而开其三面，为贼匪掳掠招降之路，以故贼势蔓延，不可收拾。物议纷纷，播诸远迩。及读来翰，始知各镇帅中惟此公可期集事，而他鲜可恃者。以老兄伟度卓识，必能觇其大而窥其微，道路之言宜不足信。第闻揆帅兵柄独归和镇，虽世所称老成夙望如向军门，犹不轻以相授，委任可谓专矣。然而与贼相持，殆将两月，未闻振厉威武，大挫凶锋，坐使师老饷糜，生民涂炭，此大众之所同疑。而不孝窃计有执事为之赞画，必且别具深谋，可以尽歼丑类，而不徒争胜负于一战之间。”

刘蓉还写信给曾国藩，希望曾也提醒江。可见他对江的关爱之切。

咸丰三年二月，江忠源授湖北按察使。三月上旬，清廷命其帮办江南军务。江遂请刘蓉、郭嵩焘襄助。刘因母逝尚未下葬，故未允。中下旬，江往长沙。其时刘在长沙夏廷樾家授徒，应与江有会面。

五月，江忠源由九江援南昌，守城内，九江镇总兵马济美驻城外。六月，马阵亡。为是否惩罚其见死不救的部下的问题，江与江西大吏产生矛盾。七、八月间，刘蓉得知此情，遂致书江，劝以忠诚相感孚：“故为大臣者，诚有公忠体国之心，则将恪慎忧勤，视国事如家事，视僚属如弟昆，挹和衷以遍察群情，豁虚怀而兼纳众虑。即其矜才饰智，好为异词，挟诈怀私，故挠公议，犹将矜其愚昧，力图运旋，不忍任吾意而遽生鄙夷决弃之思。积时既久，慝志潜消，肫挚之忱，智愚共喻，天下事乃可以惟吾所欲为，而不虞其或格。盖自古迄今，未有至诚恳切、积时日相感孚而人犹不谅者也。矧尊兄忠义耿耿，足感神明，而勋绩韬略，卓著时望，诚复恢廓雅度，弗伐贤劳，商度公务，如营私计，忧切于自谋之外，诚孚于未言之先，苟有人心，宜未有不劝者。”

曾国藩对刘蓉的说法不以为然，以为“肤泛”，“独文词深美，遂跻古人”。而江忠源正好相反，他写信给曾国藩，对刘蓉的劝诫大为赞赏：“末流之世，凡事当委曲求济，昨得霞兄书，深以此意相规，忠源深感佩之，只悔在江西时未能推诚相待，窃愿与吾师共勉之。”

九月，江忠源授安徽巡抚。十月,自湖北援庐州。途中感风寒,至六安时,病情加重，暂留治病。十一月，刚抵庐州，太平军来攻。由于江兵力单薄，十二月十六日庐州被攻陷，遂投水自尽。

此时，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致函刘蓉，邀请他来衡阳协助。刘蓉因已决定从事授学之业，故未答应。

咸丰四年（1854）正月十八日，刘蓉得江忠源死讯，“为之拊膺大恸，摧裂五中”，随即决定跟随曾国藩出征。他写信给曾，首先述说对江忠源之死的悲愤之情：“天其果无意于斯世耶?一何斲丧忠良之酷且速也!往者默念天时，静观人事，固知厄运方兴，当世贤人君子有世道之责者，决无幸存世壤之理。然亦窃计彼苍苍者既于泯棼混浊之中笃生数辈，即不欲令得志于时，亦当使之备历艰辛，稍展干略，及其终不可为，然后挫折摧残，俾就一死，用告天下后世，使知气数之穷非人力所能转挽，而逆天心以求有为者之徒戕躯命而终已无济，则既以大显其主持末运之力，而仁人烈士当智尽能索、精疲力殚之后，亦自晓然共信天定者之莫可如何，则亦甘心待尽而无所怨恫。今或微志未伸，而大星遽殒，则不惟吾党之士不能无遗憾于彼苍，即岷兄之毅魄英魂，亦不能不抱愤黄泉，吞声马革，非极人世伤心之故耶?天之将丧，夫复何言，而辄此云云者，亦聊以发吾党之一恸也。”然后将自己的决定告诉曾国藩：“去腊蒙见谕，使备幕僚之数。自维才力精神，于军事无能为役，又处忧制之中，重以严君之命，义不可偕，盖已决志为赴馆之行矣。既闻岷兄之变，乃复慨然改图。盖虑诸士友怀从戎之志，或因是沮丧而生退怯之心，则势益孤而情益涣。慨世情之变迁，感平生于畴昔，念不可不奋身从事，少效愚忱，倡率同志，用相从于艰苦患难之中，盖屡请于家严而后获命焉。诚不自度量，不顾义之所安，不揣才之弗逮，知其不可而苟然从之，实无益于有无多寡之数，此宜秉道见几之君子所悯笑者也。”

曾国藩得刘蓉信，马上告诉郭嵩焘：“霞仙书来，力言本不愿远行，因闻岷樵之丧，遂慨然随我长征”。

刘蓉与江忠源相知之深，于此概可想见。

江忠源致刘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