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EmileMichel Cioran，1911-1997），有罗马尼亚语及法语创作格言、断章体哲学著述传世，以文辞精雅新奇、思想深邃激烈见称。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奖学金到巴黎留学；将近60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他曾郑重告诫自己：“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显然，他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孤独。
在喧嚣的、充满功利和诱惑的20世纪，齐奥朗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奇迹。在孤独中思想，在孤独中写作，在孤独中同上帝争论，在孤独中打量人生和宇宙——孤独成了他的标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在孤独中，齐奥朗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身处“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这种绝对的孤独必然会留下它的痕迹。《生存的诱惑》《历史与乌托邦》等著作奠定了他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地位。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地道的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黑色幽默。在他看来，“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因为“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他甚至感叹：“假如没有写作本领，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他的文字常葆有剖析和挖掘的力量，准确、无情，直抵本质。
写作是一种挑衅，一种幸好是虚假的让我们凌驾于存在着的以及似乎存在着的事物之上的现实观照……仅仅依靠语言而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的武艺。
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发掘天赋。
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这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自由如同健康：惟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莎士比亚将如此多的罪和如此多的诗糅为一体，仿佛他的剧作由一朵精神错乱的玫瑰孕育。
一些人追逐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帕斯卡尔是一位没有性情的圣徒。
懂得在圣徒时代自我保护是尼采的一大功绩。
帕斯卡尔和尼采，尤其是尼采，恰似专门报道永恒的记者。
真正的诗在诗之外。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皆如此。
我毫无哲学天分：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惟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源于此。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于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的永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我从未有过思想：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像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18世纪）。
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过的人的言语发生兴趣。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在你心灵上留下痛苦的遗憾：不是圣徒，便是罪犯。自我毁灭的两种方式。
贝克特：一位并非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是始终与时间并行的作家。
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 但我已经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骄傲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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