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五年：苏轼，已是苏东坡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初，四十五岁的苏轼历经乌台诗案一百余天的牢狱生活后，被贬黄州“本州安置”（如现行法中的限制居住，不得擅离州境），职级降为十九品官阶中的最低一品——检校水部员外郎，勉强保住了“公务员”身份，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

初到黄州，苏轼白天睡觉，晚上毫无目的地闲逛，有时买点村酿润喉但竭力避免喝醉，以防酒后胡言。其心中之痛、之惊，可见一斑。一日，他在一户人家开满杂花的篱落中发现一株海棠。在这偏僻之地见到昔日成都生活时的名贵花朵，让他不由联想到自己，流露出流落天涯的悲哀：“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残酷的政治迫害，也让他有意把自己封闭起来。在《答李端叔书》中，他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贬谪，是没有期间的惩罚，有人一辈子不再被重新起用。苏轼天天看着长江之水滚滚东逝，奔流向海不复回，万千感慨道：“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到黄州的第二年（公元1802年）中秋，月下独酌，他再度感慨时间飞逝，写下《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显然，此时的他仍极其希望能够早日被朝廷重新启用，以展示抱负、遂行理想。

谪放之官没有俸禄，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苏轼“至黄二年，日以困匮”。为温饱计，他不得不寻求买地，自食其力。在朋友帮助下，他寻得“茨棘瓦砾”之田约十亩（林语堂语，李一冰说约得田五十亩），开始了真正的农夫生活：“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一切的一切，足以显示苏轼贬谪黄州初期的困顿、苦闷以及侍奉君父而不得的萧索，诚如他所写：“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街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

“穷则著书”，是中国古今学者的通例。“金钱不多、空闲不少”，是苏轼在黄州的现实境况。为纾解心中的压迫、苦痛和无事可做的窘境，苏轼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研究美食、养生以及在黄州近郊闲游上，也积极探究、思索儒与佛、道与人生的意义。初到黄州，他“专读佛书”，但佛书不能满足一个尘根未断的人，他又读史书，由历史观照当下，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传颂千古的名篇佳作。读其诗词文章，越来越能感悟到“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

看田回家遇雨，他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也就是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轼的心境已基本平复。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归去。

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书中写道：“这世界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黄州五年，苏轼经历了心绪之变，由惶恐不安到安然自在；经历了人生价值之变，由报效朝廷、治国理政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经历了文字之变，他文字中“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关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月有圆缺，人生难得圆满。苏轼前半生高开高走，仕途得意，未料陷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与其说苏轼生而乐观、天性豁达，不如说他勇于认清现实，在岁月迭宕中积极享受生活的主动。黄州五年，苏轼经历牢狱的恐惧、生活的困顿、幼子的夭折、朋友的离去和复出报效君父的遥遥无期。料峭春寒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他认命似地安于现状，垦荒造房、移风易俗、诗酒人生，过上真正的田园、诗意生活，活出新的精彩，在他自己的人生和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州五年：苏轼，已是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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