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与石涛艺术思想与绘画风格的比较研究——形成因素
八大与石涛的花鸟画创作都曾受董其昌绘画风格的影响，但在实际艺术创作中又秉承不同于前人的创作态度，加上当时的清政府为收复汉族民心，提出文化交融，往往以艺术交流来巩固统治、笼络人心。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壮大了文学艺术市场，给艺术的发展繁荣注入新的活力。清政府各代皇帝本身是统治者也是文人，他们自幼学习汉代文学艺术，在舞文弄墨的同时又爱在一些名画作品上题字或者加盖印章。于是就有大批艺术家为夺得统治者赏识而相继出世。
为使自己书画作品不同于前人，部分才能之辈不断革新思想、追求笔墨情趣的表达。八大和石涛就是在这种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中横空出世，并创立出新的风格特征的。八大的花鸟画创作中多融入了佛学的禅境之美，绘画作品超凡脱俗；而石涛绘画中则多表现对自然生活的热爱，是一种胸怀博大的自然之美，绘画风格也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再加上遗民画家内心的遗民情节无处宣泄，无奈之下只得靠绘画中的隐逸情怀来寄托内心的故国之思。这种隐逸情怀并不是消极懈怠的，而是积极向上的，尤其运用在花鸟画创作中，更是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内涵，形成了不拘一格的花鸟画新风尚。
中国当代山水画家作品欣赏
受佛道思想影响
中国的文人大都背负着多重身份。他们有的云游四方，有的在朝为官，有的卸甲归田，更有甚者权倾天下，但是无论哪种身份，那都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更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美好追求。中国文人无论出世入世，无一不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当然，他们还有另一种特殊身份：虽受凡尘俗世所扰，但并不为其所乱于心，而是走上修禅论道的道路。这批人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入文学绘画，让信仰为艺术服务，使得自身艺术创作达到了一定境界。这群人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清新自然而又超凡脱俗。八大和石涛正是这批文人的代表。人的信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据个人生活经历、时代背景、所处环境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八大与石涛正是在经历了家国巨变、身份更迭后，才由儒学进禅门，再由禅门入画道。他们花鸟画融合三家之长，体现出特有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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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教思想
佛教最早起源于印度，后由印度僧侣传播到中国，发展为后来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属于中印混合体，佛教中的禅宗思想则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八大和石涛都曾皈依佛门。但研习佛法并不只是他们躲避灾难的一种方法，而是他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艺术同宗教一样，都有使人麻木痛苦，安然度世的功能。八大和石涛正是收到了佛教里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佛教学说和绘画艺术中汲取生活动力，坚信未来充满希望。恰在此时，绘画艺术给了禅学一个可以自由释放的空间，二人便将其禅学思想融入到绘画中去，无论是世俗化的形象亦或是自然界的事物在他们的笔下都充满了灵性。因此禅宗思想在他们的人生道路和绘画艺术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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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后，八大隐居佛教长达三十余年。后人在评述其作品时还是会认为佛教对八大只是规避危险的一种短暂的寄居，并不是真正的皈依佛门。而事实上，八大毕生的作品都渗透着强烈的禅宗思想。直至中年离寺修道都未曾真正脱离禅学思想的影响。八大的画一部分体现禅意，另一部分则表现禅境。他的禅境体现在花鸟画上是一种空灵。佛教重视心灵的表达，八大将自身经历融于绘画，表现一种内心的愤慨与不悦。诚然，这与佛家出世的思想有一定差距，但残酷的现实总与八大跌宕起伏的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八大只得将这种情怀寄于艺术表达，以得到肉体与灵魂的超脱。他的花鸟画表现在禅意上则突出强烈的人格特征。那些单脚站立的鸟，体现他遗世而独立的出世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表现其孤傲高洁的神圣内心；枯枝败叶则表达誓不与清廷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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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八大一样，石涛虽幼年遭遇家变，但这种经历对他的内心并非毫无影响。国破家亡的痛苦也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只不过他选择了默然承受。毕竟家国已亡，过分追思只能使自己深陷痛楚不能自拔。他不像八大那样，一生都誓不与清廷为伍，而是选择以回避痛苦的方式来减轻内心凄楚。他化悲痛为力量，入仕不成便以绘画来发泄胸中郁气。石涛少年时就入佛门参禅修心，他的禅学思想最早来源于他的第一位禅学导师旅庵。旅庵对其门徒要求极其严格，石涛就是在旅庵严格的教导中走出困境，游历四方的。虽至晚年也有过“道袍加身”的道士生涯，但其内心仍寄予佛教过多的情感。也因此，他在游览名山大川时多寄宿于禅院之中。石涛生卒年不详，他与八大绘画的不同之处在于“有画必有题”，后人对石涛的了解也多是从绘画题款上来的。
他在著述和与人交谈中很少提及自己的事迹，这与他研习佛教的思想有很大关系。佛教中人常讲逢人避谈过去。石涛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少在他的作品中表露他的生平和身世。作为一代没落王孙，石涛对花鸟画艺术有一套自己的心得。石涛擅画山水，兼善兰竹，也就是说他的山水画成就在其花鸟画艺术成就之上。但从和尚传世作品来看，他在花鸟画创作中也融入了大量的禅学思想，体现出一种禅境之美。自幼在佛门苦修的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还曾与僧人梅清相交深厚，二人感情笃深。梅清年长石涛十八岁，与石涛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梅清同石涛一样，也是少年时不得志而遁入空门，他的不得志也通过书法绘画得以体现。
加之多年研习禅学思想，绘画中多有禅学融入其中。石涛受其绘画艺术影响，在花鸟画创作上追求极致的平静与安逸，不骄不躁，安然度世。这正是禅学思想中“心如止水”的真实再现。这种“静”体现在他的山水画创作上就是安静的山、静止的水、不动的树。山中空旷而无人物活动，就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清静恬淡。石涛将自己化身于绘画之中，如此贴近自然、悠然自得。
2、道教思想
与遁入空门一样，八大和石涛在厌倦了青灯古佛的庙堂青灯后毅然还俗，转而信奉道教。中国禅道本一家，两种思想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禅学在包含道教思想的同时又是道家思想的另一体现。佛教讲究的是修心，道教讲求的是修身，而后修心。八大吸收道教所长，同时又体现禅学中超脱俗世的牵绊，画风诙谐幽默，体现一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石涛则道法自然，以现实元素为描绘对象，绘画风格更加民间化、世俗化。
八大入道教是迫于凡尘俗世的烦扰。八大是个孝子，即便他出家当了和尚也与家庭间有着密切的往来。学术界一直有声音说，八大晚年由佛向道与他想让母亲安度晚年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天下局势已定，清政府对明遗民的态度有所缓和，他不想让年事已高的母亲继续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于是便有了选址安家的念头。由其明遗民的特殊身份可知，若建一座府邸，势必会太过招摇。而八大本身是向佛的，但若建一座佛寺，其母与众仆人又多为女眷，每天进入佛寺定会引起诸多不便，所以最终选择建一座道观是最合适不过的。禅道本一体，八大的作品里除去禅宗思想的影响外，也体现出道教思想的延伸。这种道教神学体现在他的书法绘画上就是圆润的用笔、平和的章法、疏松的结构，看似无法，却在无法中胜有法。他的花鸟画上表现出自由随意的洒脱，幽默变形的夸张，冷峻孤傲的神情，这种形象与神韵的表达，是一种宗教思想的渗入与传达。虽然八大弃僧修道，但他的花鸟画创作一生都未脱离禅宗影响，这在花鸟画创作史上也是无人可企及的。
石涛生性桀骜不驯，这与八大性格的沉寂孤傲相异。石涛幼时出家并非其所愿，进入佛门不过是他安身立命的一种方法。此后多年，石涛都在为离开佛教做着不懈努力，但现实的落差将他打回原形，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石涛不得不继续进入佛门苦修。与对佛教的情感略有不同，石涛由僧入道是他自觉的选择。石涛对道教抱有敬仰之心，这在他的一些作品题跋上就可知一二。他不仅做了道士，还结识了一批道教的朋友，除了每日与道友交流心得研习教义外，他还在一些自己的诗文题跋上表露其拣药炼丹以求长生的过程。石涛弃佛从道与他狂放不羁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他本就不是一个安于现实、淡然心安的人。石涛一直不愿受佛教清规戒律的束缚，这从他多次进京面圣，不断游历人间就能看出。石涛最渴望的就是得到内心的升华，他希望可以同庄子一样化身成蝶、自由飞翔，凡尘俗世于他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生数十年也只是昙花一现。他渴望灵魂的自由，肉体可随宗教的信仰而“羽化飞仙”。这种宗教思想体现在其作品上就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神仙气”。他的绘画作品从容洒脱、不拘一格。无论是山水画中屹立的松柏还是花鸟画中傲然挺立的荷韵，都体现为一种超然世外的精神气质。
八大和石涛虽然都离开了佛门进入道教，但他们的道教思想却是禅学思想的延续。毕竟道教思想的精华也是由修身到修心的转化。他们在道教中接受的泰然自若、不动于心、从容洒脱的道家精髓，也正是他们奋力追求的禅学的最终体现，这是一种教义的延伸、一种内心境界的升华。
作者：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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