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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悟红楼(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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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题曰。补天女娲遗幻灵,尽记石头荒唐事。孔梅溪边鉴风月,吴玉峰下梦红楼。道人空空成情僧,雪芹怀悼十二钗。我生不才妄称悟,走进红楼说缘由。
    一代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的自序中提出,要理解《红楼梦》,首先要解决好小说的三大基点问题。《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核心何在的问题、整体何似的问题。
    这样的三大问题如不能基本解决而来侈谈“红学”,恐怕终是不免有扣盘扪烛以当“日”义之虑呢。
    我所说的“性质何属”的问题,是指芹书到底是写谁(写人,还是写己?)的问题。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如不解决这个“大前提”问题,就什么也没法谈得下去了。……我所说的“核心何在”的问题,是指雪芹写他的小说主人公宝玉毕竟是何等人物?有何意义?我们今日应当如何理解雪芹的用心(苦心)和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以为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其正解,想评论《红楼梦》的价值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所说的“整体何似”的问题,是指雪芹原着与程高伪纂的“百二十回全本”的巨大的和彻底的区别。想了解芹书的真貌的全部和整体,便要从头研究它的结构学。……品悟红楼品悟红楼第一篇补天和济世以上这三大基点,好比“鼎足而立”的三条支柱,缺一不可。缺了一条,——那鼎就要倾倒下来,那时即使你甘愿满足于“尝鼎一脔”,也绝对得不到真的正味。因为鼎如果是歪斜甚至倒地了,那是烧不出美馔嘉肴的。对于周老的这一观点,本人深以为然。但我个人又认为,这三大基点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点,即《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只要我们确定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其他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了。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在红学史上曾被列为《红楼梦》众谜之首。对此,冯其庸和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里,共列举十多种《红楼梦》主题说,如谶纬说、民族主义说、无政府主义说、家庭感化说、欲念解脱说、感叹身世说、情场忏悔说、农民说、市民说、阶级斗争说、政治历史小说说,等等参见杨更生《关于红楼梦主题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归璞先生在《关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现状》一文中,也总结和归纳了八种《红楼梦》主题论。第四回总纲说、封建家族衰亡史说、爱情主题说、封建社会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反封建主义说、封建阶级子孙不肖后继无人说、影射曹家破败反皇权主题说、主观命意与客观意蕴对立统一说,等等。
    从以上这些五花八门的有关《红楼梦》主题的描述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得到,为什么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探索,至今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了。也无怪乎一代伟人毛泽东会感叹道。“《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呢?杨更生认为这是人们对“主题”一词自身的概念认识不一致造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对“主题”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那么相应地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自然也就会有不同的解释。
    杨更生在《关于红楼梦主题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一文中提出。
    “主题”这个概念应具备这样的基本特点。主题是整部作品最突出、最集中的思想观念,它是整部作品所有人物形象、主要(如果不说全部)情节内在倾向性的聚集焦点。
    我们对照“主题”的基本特点来看,以上这些关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各种描述,可以说都不完全符合这样的特点,其表述也都是不很完整。
    但是杨更生关于“主题”的概念一说,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心脏部位。我个人认为,要想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最为关键的一个前提,应该是准确定位这部小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红楼梦》第一回,有一段荒唐而有趣的对话。这段对话是在通灵顽石与空空道人之间进行的,先由作者略作一交代,引出话题。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一个是驳得妙,一个是答得好,这段对话让人有一种“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之感。其实这正是曹雪芹在小说中使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艺术手法,而且他总是喜欢采用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为自己的真实思想披上一层“荒唐”的外衣。
    脂砚斋认为曹雪芹嘴上说是无考,却往往是大有考证之处,而且妙就妙在“无考”。那我们应该如何考证《红楼梦》所记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呢?
    我们知道曹雪芹的一生大概生活于18世纪上、中叶,那是属于清乾隆朝的初期。但据现有的考证资料,如果单纯以乾隆朝为小说的背景,我们很难凭借曹雪芹的身世,或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来全面解读《红楼梦》。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目光仅仅搁浅在乾隆朝,而是要跳出三丈之外,站在一定高度之上,将其背景放大到清朝,再继续放大到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最终放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
    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背景放得越大,我们的视线会变得越模糊,但慢慢地你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人类的历史(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历史,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基本如此)好像总是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向前推进,而且不断重复上演着一些相似的重大事件。
    (一)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汉室问鼎之后,才逐步成为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其文化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一种多元化的文化体系。
    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入侵。如两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12世女真人灭北宋并统治淮河以北;13世纪蒙古人建元朝,灭南宋;17世纪满人建清,取代明朝,一统中国。
    我所说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入侵,主要是指由少数民族取代汉族统治地位的历史事件。至于那些不改变汉族国体政体的小规模攻占或割据,则是不计其数。
    (二)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持续时间都在百年以上的盛世从纵向上来看,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乱交替的历史,久治必乱,久乱必治,乱世过后必有盛世出现。这已经形成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
    当然,我所说的三大盛世是指时间都在百年以上的盛世,在这期间,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能持续、稳定地得到全面发展和繁荣。那些只有几年或几十年的盛世,不在此列。
    第一次是汉代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如从公元前180年文帝继位开始算起,到公元前49年宣帝去世为止,前后共持续了130余年;第二次是唐代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时间如从公元627年唐太宗贞观元年开始算起,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结束,历时128年之久;第三次则是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起,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止,长达115年。
    到曹雪芹卒年(具体时间尚有争论)为止,“康雍乾盛世”还不到百年,并未完全结束。但用冷子兴的一句经典来形容,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就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三)中国古代曾经历过三次规模空前的文化和思想转型时期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追溯到五帝及以上的一段时期,世人称之为“三皇五帝”时代,血缘性的氏族部落逐步向地域性的部落联盟转型,由此产生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曲折和反复,奴隶制度终于替代了氏族制度,古老的中华民族也从蛮夷洪荒时代,大跨步地迈进了古代文明,开始了几千年的神权统治时代。这个时期在文化、思想上的一个最显着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的“远古神话”。这些神话故事,绝大多数都被收录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中华文化瑰宝之中。应该说,这些“远古神话”,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次的思想浪潮就是中国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打破了以天神为一统的局面。后来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形成了三足鼎立,对中国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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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向民主政治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次的思想浪潮大概起始于明朝的中后期。当时中国的现状是,由于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官宦手中,国家赋税越来越沉重,社会各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接二连三的农民暴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满清入主中原,又给中国增添了激烈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的动荡与动乱,由此可见一斑。用“天崩地解”一词来形容这一时代特征,应该毫不为过。
    曹雪芹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如果某些事件偶尔发生,是很难从中发现什么问题的;但如果重复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件,那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有某种规律可循。以上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看似毫无联系,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找到许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首先,上述三类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好是坏,其中主要的特点,清朝都具有。
    其次,每一次的少数民族入侵,即使他们以武力获得汉人的江山,但他们的文化到头来都会被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所同化和吸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汉族为主导的国体政体上来。
    第三,每一次的盛世,无论时间持续多久,最终都免不了衰败的命运。虽然其衰败的原因各各不一,但其中几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忧患意识、骄纵淫逸、歌舞升平、滥情于声色犬马等等。
    第四,每一次的思想转型时期之后,都带来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可惜我的历史功底太差了(学到用时方恨少,我现在是深有体会),无法对这些规律作详细阐述,只能粗略概括一二。尽管现在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薛小妹十首怀古诗的真正内涵,但直觉告诉我,这些诗很可能与上述时期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而且那些事件都是处于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
    韩信、张良、马援等都是汉室江山的功臣,为汉民族的崛起和多民族的大融合,立下了汗马功劳。《交趾怀古》、《淮阴怀古》让我们想起这些历史上曾经被人敬仰的一代英雄。
    赤壁之战虽然让汉室之胄刘备获得了生机,有了三足鼎立的资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却使一个群雄混战的国家失去了尽早统一的机会。《赤壁怀古》中那种悲凉的气氛,让我感觉这不过是一场用无数英魂换来的,虽胜犹败、徒留空名之战罢了。
    秦始皇为阻止外族入侵,劳民伤财修筑万里长城,而汉家制度则是用美女换得暂时的和平。孰是孰非,谁优谁劣,见仁见智。读《青冢怀古》,当想起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时,你是否对会这样的政策而感慨一番呢?正是。“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从分到合、由乱到治的最大功劳应该归属于隋文帝杨坚,是他重新统一了中国,复兴了汉文化,为紧接而来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陵怀古》问。“隋堤风景近如何?”我们会不会因为他们最后的风流而遗忘其丰功伟绩呢?
    唐玄宗李隆基既是将开元盛世推向顶峰的功臣,又是让唐朝走向衰败的罪人,马嵬坡的遗憾离我们并不遥远,杨玉环的“衣衾尚有香”味残存。《马嵬怀古》就是一大历史的教训!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金陵,作为六朝的古都,最辉煌的恐怕是朱元璋一手建立的大明王朝吧,但到头来还是落得个“小照空悬壁上题”,江山一去不复还!《桃叶渡怀古》,总是让人忘不了这些尘封的往事。
    薛宝钗看了薛小妹的怀古诗之后,抢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她的话外音是说,前八首所说的历史,都已经是盖棺定论的事,并都有历史记载,但说无妨。而后两首说的是当朝之事,我们并不能完全分清好坏,最好还是不要乱加评论,不如另作两首。但在众人的一致反对下,诗才勉强保留了下来。
    俱往矣!时代早已翻到了21世纪,我们作为这些历史事件的冷眼人、旁观者,也许还能对此妄加评论一番。而曹雪芹是一个身在其中之人,在他所处的这种风口浪尖、暗潮汹涌的年代,他又能看到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呢?
    从思想方面来说,宋代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礼教思想,被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思想被严重歪曲和篡改,成为君主专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工具。
    从文化、经济方面来说,永乐年间明成祖委派郑和带队几下西洋,为我国打造了一条通向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此以后,我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同时也加速了我国与外国之间文化、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渗透。受其影响的首先是商人文化的引入。商人文化中固有的功利思想,与儒家思想产生了许多无法融合的矛盾冲突。
    在明末清初之际,随着西方诸国反对神权和王权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开始进入中国,由此开始了我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萌芽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杰出知识分子和思想人物,他们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多方探索中国的出路。在文化界,提出了要“以文补天”的想法,具有代表性的着作如《五色石》、《八洞天》等,就明确提出了这种创作动机。在思想界,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尤其是黄宗羲,他被称为是“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是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主要着作有《明夷待访录》等。
    尽管他们的民主思想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人们对民主的真正概念和内涵还没有完全成型,与我们现代的民主概念是无法比拟的。但这种思想的产生,却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而且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也开始动摇,正是“山雨欲来风啸啸,大厦将倾雪澌澌”!
    作为君主专制集团的最高CEO们,自然是看到了这种浪潮的涌动,所以他们才会大兴“文字狱”,妄想将这种思想浪潮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文字狱”越是疯狂,越能促使浪潮更加激烈,封建专制越残酷,越是加速了它灭亡的脚步。正如贾探春的经典名言。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一个家族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再反观我们的人生呢,不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吗?
    如果我们能从曹雪芹所取的“事体情理”中,领悟到其中的“理”、“运”、“数”,那么他所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于你于我于大家又有何干呢?“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正因为他的“无考”,才使得这些“事体情理”,放置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
    所以,作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曹雪芹,尽管我们对他的身世尚未形成定论,尽管我们对他生活经历和遭遇还知之甚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他的解读,因为他的传世经典《红楼梦》,已经将他所有的思想精髓,全部融入其中了。
    二、《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照我以上所分析的时代背景来看,《红楼梦》似乎是一部历史,其实不然。她只是曹雪芹“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一段故事,也就是说她仅仅是一部小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小说。
    既然是一部小说,那就必然会有一定的主题思想。根据我个人的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补天”和“济世”。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
    (一)主题之一。“以文补天”
    《红楼梦》以文补天的创作构想,主要来源于女娲补天的远古神话故事。小说一开始就用女娲补天的故事作为序幕,用作者曹雪芹自己的话说。“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其中的深味就是点出小说的主题为“补天”。所不同的是,女娲是以“石”补天,而曹雪芹则是以“文”补天。
    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以文补天”的思想其实并非曹雪芹首创。张兴德在《关于曹雪芹的“补天”与“天”不可“补”的矛盾及其他》一文中,就认为。
    曹雪芹这种以文为石、以书补天的思想动机,反映了明清之际文人的一种思潮,只是其他那些文人的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无法同《红楼梦》相比而已。例如在当时较为出名的《五色石》和《八洞天》的作者在这两本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以文代石补天”的创作动机,他说。《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然而女娲所补之天,有形之天也;吾今日所补之天,无形之天也。有形之天曰天象,无形之天曰天道。天象之缺不必补,天道之缺则有待于补……女娲氏五色石,吾不知其有焉否也,则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五色石》以补天之缺,而缺不胜缺,则补亦不胜补也。
    在历来的红学论着中,许多专家学者对曹雪芹的“补天”思想都有所提及,但在他“所补之天到底是什么天”和“天到底可不可补”这两大问题上,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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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第一个问题,曹雪芹想补的天是什么样的天?张兴德在他的文中指出。
    曹雪芹想补之“天”,同女娲所补之“天”一样,显然也不是什么局部的“情天”,而是指他赖以生存的整个封建社会。想补封建社会之天。……无疑,同女娲站在维护“天”的完整性的立场上一样,曹雪芹也是站在维护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立场上的。
    虽然张兴德已经将曹雪芹所补之天与女娲所补之天等同起来了,但他却认为曹雪芹是站在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立场之上的,因而所补之天变成了封建社会之天。这一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因为封建君主专制社会虽然持续了两千年,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曹雪芹在小说中也是将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制度的,他认为天之所以会破裂,而需要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君主专制制度,而且这种专制在明清两朝已经达到了极致。
    曹雪芹在小说中巧妙地以“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指出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官场腐败的普遍现象,草菅人命的种种恶行,更为严重的是整个传统文化体系遭受到人为的破坏,导致人的思想观念产生病态的扭曲等等,这一切都是导致人间悲剧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认为曹雪芹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来阐述他的补天思想的,他想补之天,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天,而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天。因为封建社会的天再怎么补,充其量最多就是改朝换代而已,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天是否可补呢?根据张兴德的理解,《红楼梦》最终是在告诉人们,曹雪芹想补之天是不可补的。当然,如果站在封建社会的角度而言,其天确实是不可补,因为《红楼梦》所预示的正是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张兴德认为这是曹雪芹在思想上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所体现的是作者的时代局限性。
    但在《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借用石头的话说。
    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千万不可将自己的思想拘泥于某朝某代,应该跳出封建社会这样的小圈子,要以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背景来理解小说,这样你才能抓住曹雪芹的思想脉搏。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高度来理解补天的话,那么这个天是一定能够补的!但是,曹雪芹在小说中又为何说自己是“无材可去补苍天”呢?那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补天的充分必要条件。普罗大众在思想上的真正觉醒。而让普罗大众在思想上彻底觉醒,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他只能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慢慢地渗透,逐步地加以改变。于是乎,他将自己的重要思想全部融入小说之中,化作时雨一般,润物细无声地潜入读者的灵魂深处(贾雨村者,名化、字时飞、号雨村,即“化”为“时”“雨”是也),这就是“假语村言”的来历。
    (二)主题之二。“以文济世”
    《红楼梦》是一部济世百科全书,这一结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读者的一种共识。所以,我提出“以文济世”这一主题,应该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上面我所列举的那些关于《红楼梦》主题的描述,绝大部分都可以归纳到济世这一主题上来。
    针对“以文济世”这个主题,曹雪芹在小说中共安排了三条主线。
    第一条线讲述的主要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应合了《孟子》中的一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几乎成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而作者通过小说,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人类真的无法冲破这种“五世而斩”的怪圈吗?(《大厦将倾雪澌澌——贾府走向败落的原因》)以上所列举的“家庭感化说”、“封建家族衰亡史说”等论点,基本上可纳入到这条家庭主线中来。
    第二条线是爱情和婚姻线。这条线本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是以“木石前盟”为引子的宝黛爱情线,讲述的主要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条是以“金玉良姻”为引子的玉钗婚姻线,讲述的是各种背景下的婚姻由产生到失败的过程。由于曹雪芹的婚姻观是主张爱情与婚姻的兼美,所以将这两条线合并为一条线。
    小说通过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向世人阐述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故事却是以林黛玉没有婚姻的爱情和薛宝钗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样的双重悲剧而告终。与此同时,作者又用他如椽巨笔,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王熙凤、秦可卿、贾元春、李纨、香菱,以及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等人的婚姻悲剧。他用这些悲剧一次次地拷问着带有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烙印的封建社会婚姻制度。(详见《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婚姻——论曹雪芹的婚姻观》)上面提到的“情场忏悔说”、“爱情主题说”等论点,应该可以纳入这条爱情婚姻线中来。
    第三条线是个体生命线。这条线主要描述的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所有人物的生命持续过程。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特征,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各具特色的个性形象和不同的内心世界,以及不同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等,因而也决定了他们最终将走向不同的悲剧命运结局。这些个体生命的悲剧,对我们后世之人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详见第三篇《命运交响乐——红楼梦人物心理与行为分析》)上述的“感叹身世说”、“封建社会青年女性普遍悲剧说”等论点,大都可归入这条个体生命线之中。
    以上这三条主线,并不是各自独立运行的,而是相互交织,主副相间,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家族、家庭背景会影响到婚姻和个体生命,个体生命也会影响婚姻和家庭,婚姻同样会影响家庭和个体生命。作者就是用家族的衰落、爱情和婚姻的破灭以及个体生命的悲剧,来唤醒世人,对其进行追踪蹑迹,找到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改变这一切,最终实现他“以文济世”的目的。
    曹雪芹在分别展开这三条主线的同时,还以他细腻的笔触,穿插描绘了一幅幅人生行乐图,向世人再现了他自己生活中的许多真实场景,细碎繁杂中显现浓厚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中医养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的深厚造诣。让读者在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之中,感悟生命的真谛,安享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真正快乐地活在当下。
    (三)“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的内涵曹雪芹在小说中通过对个体生命、爱情婚姻和家庭盛衰三条主线的详细描述,对整个人类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进行了“追踪蹑迹”,根据“事体情理”总结出其中之“理”、“运”、“数”,并由此而推导出我们个体的命运,其实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他从中发现,造成人间这一系列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文化体系遭到了破坏。
    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说。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一般的读者对薛宝钗这段话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她与林黛玉之间的一段恩怨情仇。如果我们能结合老子、庄子的“弃圣绝知”思想来分析的话,就能领悟其中的真正内涵了。
    曹雪芹实际上是借薛宝钗之口,说明我们现在读的书,其所承载的文化已经被统治者人为地篡改过了,偏离了圣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整个文化体系都遭到了破坏。那么这样的书读了既不能让人明白事理,更不能辅国治民,只会不断地腐蚀人们的思想,使人心向着邪恶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悲剧的诞生!
    贾宝玉称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是“禄蠹”,其意也就在说明这些人所读之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因此他一生“愚顽怕读文章”,所读之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是带注能背得出的,就连《孟子》也都只是一半夹生的,其他的更是随看随忘,甚至不屑一顾。他还曾说过,这世上除了“明明德”之外就没有书了。这话听似荒唐,但你只要想想什么是“明明德”,就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了。《大学》中有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和致知取决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诚意和正心主要是由人的思想观念所控制;修身和齐家可概括为济世;治国和平天下也就是补天。
    不同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而一个国家的兴亡,又直接影响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最终影响的是人类个体的命运。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化体系可通过潜移默化地改变个体的思想观念,来影响个体的心理、言行和未来的命运,进而影响其家庭的命运,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曹雪芹用这部悲剧来唤起普罗大众的觉醒,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体系已经遭到破坏,引起了“天”破“地”陷,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严重扭曲,人间的悲剧才会一幕接一幕地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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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要想改变这种命运,减少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修复和完善我们的文化体系,改变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但人的思想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因此,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不可能做到立竿见影的,只能“如时雨化之”,要靠潜移默化,慢慢地加以渗透。一年不行两年,一代人不行两代人,毕竟人类社会是一个周而复始、延绵不断的漫长过程,总有一天是能够见效的!这与王道士“疗妒汤”的疗效是异曲同工的。
    这就是曹雪芹“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的真正内涵,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四)主题思想的整体布局主题的布局与小说的布局,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既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关于小说的布局,我将在后文中再加以论述。
    前文所述,《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以文补天”与“以文济世”,而补天和济世本是同一主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互为目标的。也就是说补天的目的是为了济世,但如果世之不济,天补了还会再破。为了能使补天达到一劳永逸,就必须先去济世,但济世的同时不补天,那世间之悲剧依然会发生。
    所以,补天的目的是为了济世,却又要以济世为前提,而济世的目的是补天,却又要以补天为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那怎样才能使“补天”和“济世”之间相得益彰呢?我认为只有一个字——“情”!这个“情”既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纽带,又是将“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两大主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
    这个“情”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等人世间所有的真情,这些真情,都是发自于人的内心,成型于人的思维,又受制于人类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都是由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所决定的。
    如果说“以文补天”意在“明明德”于天下并能治其国的话,“以文济世”就是先修其身再齐其家,而几千年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则既能格物又能致知,那一个“情”字则是重在正其心和诚其意。可见古之圣人欲“明明德”于天下,也离不开这个“情”字,而且这个“情”字,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红楼梦》的每个角落。这就是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意义所在。
    有了这样一种纽带,那在主题思想的整体布局上,曹雪芹便能将“以文济世”这一主题安排在明,其中的道理让人一看就能够明白,而“以文补天”主题则是在暗,隐含于行文中,明暗之间完全依靠“情”来进行融合。所以,在故事情节的分布上,都是以家族盛衰、爱情婚姻和个体生命这三条“济世”的明主线而展开,潜伏于其中的“补天”暗线,则需要读者自己根据对“情”的正确理解去品去悟。脂砚斋说。“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这实际上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以文济世”与“以文补天”这两大主题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为了能直观而又形象地说明主题思想的整体布局和“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想以“荷花”为例来进行阐述。之所以选择荷花,是因为荷花自身品质高洁,应合了林黛玉《葬花吟》中“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诗句。同时,荷花又名水上芙蓉,这又应合了林黛玉的芙蓉花签、晴雯芙蓉花神和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更有甚者,《红楼梦》中所写的第一个女子甄英莲,她是一个统领全局的人物,她的姓名中就含有一个“莲”字,而这个名字又是在“甄英菊”的基础上改过来的。“菊”字谐音为“局”,说明她乃全书的入局之人物,而巧妙的是在第八十回,她又是一个出局之人物。由此可知,“菊”改为“莲”,其意义之重大。
    荷花的“莲花”象征的是婚姻,里面的“花蕊”则象征爱情,“莲花”为宝(与宝钗之名相合)为至贵,“花蕊”为玉(与黛玉之名相合)为至坚,二者兼美才是最为完美的。荷花的“莲子”象征着个体生命,“莲子”团结在一起形成莲蓬,散发着蓬勃的生机和生命的活力。荷花的“莲叶”象征了家庭,连成一片绿色的海洋,莲花和莲蓬点缀其间,相映成辉,共同构成一道人间美景图。这可谓曹雪芹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期,也是许多人想要构建的一种和谐的社会!
    以上这些都是浮于水面的,刚好构成小说的三条明主线,而那条暗线自然就是水下的“莲藕”,象征了国家及社会制度,也就是“补天”的内涵和终极目标。“补天”和“济世”之间是靠什么相连呢?靠的是“莲茎”,它象征着“情”。莲叶、莲花和莲蓬与莲藕之间分别连接着不同的茎,所以家庭、婚姻、爱情、个体生命与社会之间,也都是由不同的“情”来维系的。
    那么整个荷花靠什么来维持自身的生命呢?靠的是“根”为其输送养分,而这一“根”就象征着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以“情”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这是“补天和济世”的真正源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
    如果根部遭到破坏,那赖以生存的荷花就会枯萎。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中,甄英莲的判词背景图“水涸泥干,莲枯藕败”,不正是说明其根部已经遭到破坏了吗?
    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种种悲剧命运,也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即文化体系出了严重的问题。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从文化体系这一源头着手。只有文化才能补天,只有文化才能济世。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的终极旨归!
    因此,绝世经典《红楼梦》,最终又可以汇聚成曹雪芹发自内心的一声呐喊。“把中华民族的根留住!”第二章五种题名与主题思想的关系《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一段话。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段描述,分别提到了小说的五种题名。从题名本身来看,似乎不存在任何关联之处。但这些题名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这部小说确实经过了这么多的人手,还是曹雪芹使用的障眼法?这是历来爱红者们争论的焦点。
    其实这些题名不管是出自别人之手,还是曹雪芹自己的“杰作”,我认为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五种题名,都不可能是作者随心所欲地提出,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并且一定与小说的主题思想或主要内容,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否则就是文不对题,题名就毫无意义,他根本没有必要罗列在此。
    所以,我们不妨就从这些题名与主题思想的关系着手,逐一加以分析。
    一、《石头记》是对“补天济世”思想最直观的表述品悟红楼品悟红楼第一篇补天和济世《石头记》是小说最初的题名,一般的理解就是这部小说原是那块通灵顽石“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当它回到青埂峰之后,便将此经过写在石身上,意欲问世传奇。
    如果就这样来理解这一题名,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总让人感觉太过平淡、表面化,根本品味不到作者所说的深意,也体现不出小说的主题思想。所以,我认为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理解《石头记》。
    (一)曹雪芹对“石头”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石头记》中这块见证了整个故事经过的“石头”,是怎么被作者创造出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女娲补天神话的深刻理解。远古神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源头,而女娲补天又是远古神话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详见第二篇第一章《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如果不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作者怎么可能将补天之石的来历作为小说的序幕呢?而且他还在女娲补天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增加了补天之石的数量和大小。然后又戏剧性地说女娲补天时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结果多了一块未能派上用场,便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恰恰就是这多出来的一块顽石,由于经过女娲的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它便“静极思动”,“无中生有”,生出了这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来历,无疑从一开始就被作者披上了一层荒诞不经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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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二是来自他对另一部传世经典《西游记》的成功借鉴。《西游记》第一回写道。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节气……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我们稍加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到《红楼梦》中的补天之石,实际上是在《西游记》灵石基础上的一种翻版。然而所不同的是,《西游记》里的灵石是自然生长在花果山山顶,读者仅从山名上就感受到一种蓬莱仙境般的气息。此石自由自在地生长于山顶,备受天地之精华。所以此石幻化成孙悟空之后,自然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并且能有机会一展所长,跟随唐僧一路西行,完成取经大业,最终功德圆满,位列仙班。而《石头记》中的顽石则是无缘补天,被女娲遗弃在大荒山下的,同样是通灵之石,却遭到如此的冷遇,在这满目荒凉的世界里,怎能不令它“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呢?即使它幻化成美玉来到人间之后,所经历的仍然是“离合悲欢、炎凉世态”,最终仍又复归到荒凉的世界之中。至于它这些问世传奇的故事,能否起到补天济世的作用,“终不知端的”,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种强烈的反差和悲剧色彩,在那种社会现状之下,往往更容易引起世人心灵上的共鸣。这就是《石头记》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是来自明清时期文人们一种普遍思潮的影响。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末期,这也是中国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时期,许许多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满怀着悲天悯人的胸襟,纷纷提出要“以文补天”的想法,如《五色石》、《八洞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五色石》全书八卷,分别讲叙八个故事。它们多为人情世故、悲欢离合之作,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全书贯穿着劝善戒恶的主旨。该书的编撰宗旨,诚如作者自序中所言——“《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补天而作也”,乃以文代石,补救天道人心。故书中所述故事,都带有理想化色彩,结局颇为圆满,以示好人得报、浪子回头的劝诫之意。
    《八洞天》全书亦八卷,它也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其内容多是社会世情生活写照,但故事较之《五色石》更加离奇,有些情节近于荒诞,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隐喻其中的尊儒、怀明、厌清思想。然作者旨意,按其自序所云“《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可见作者仍以继承前书、补救人间恨事为主旨。至于“广搜幽览,取柱史之阙于纪、野乘之阙于载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凡八则,而名之曰八洞天云”,则是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目的还在于劝诫报应、警示读者。
    《五色石》、《八洞天》这两本书,以记写世情为其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不乏可取之处,而且其中并没有什么涉及淫秽或有违朝廷方面的文字;但最终却遭到了被禁毁的命运,作者徐述夔(此两书的作者问题目前尚有争议)也被“戮尸”,正是“人毁书废,因人禁书”!由此可见,清代“文字狱”是多么的黑暗。
    同时代的曹雪芹,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以文为石、以石补天,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在思想高度上,则明显有别于其他文人。他认为光“补天”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补天”的同时,还必须“济世”,方可一劳永逸。于是“补天”和“济世”就成了《石头记》的两大主题思想。为了有效地避开“文字狱”,他又巧妙地将“补天”思想,隐含在“济世”的背后。
    与《五色石》、《八洞天》等以故事圆满而收场不同的是,《石头记》则向世人预示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这样的悲剧预警有一种强烈的震慑作用,更容易唤起世人的觉醒。
    (二)“石头”的功能是什么?
    这块石头并非普通的石头,它原本是女娲娘娘用于补天的通灵之石,虽然最终并没有被赋予重任,但其功能还是“补天”。脂砚斋说。“……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也就是提醒大家说这块石头既能补天也能平地,平地即济世的意思。那么对“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的理解,应该是此石经过一番磨炼,已经具备了补天和济世的功能。如果不能用于补天或济世,那它的价值就无从实现,充其量“也只好踮脚而已”。
    顽石之所以“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得不到发挥,存在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因此,当他遇到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的一僧一道时,就急切地恳请他们将他带到人间。那么他想去人间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吗?显然不是的,他是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够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机会。
    (三)“石头”与小说作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红学界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大致上有二位一体说,即这块石头就是作者曹雪芹自己;三位一体说,即石头与贾宝玉、曹雪芹是三位一体的;还有四位一体说,即石头与一僧一道、空空道人和曹雪芹都是小说的共同原创者,等等。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每一种不同观点,都会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主题定位和完整解读产生影响。
    我认为四位一体说是最不符合小说的基本逻辑的,不足一取。三位一体说最终会走向胡适的“自叙传”,而无法自圆其说。而二位一体说也不是十分确切,虽然通过这块“怀才不遇”的补天顽石,我们能看到同样“怀才不遇”的曹雪芹的影子,但两者之间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它是曹雪芹借助“通灵”之说,让其承载着自己的思想,跟随“神瑛侍者”一起来到人间,成为贾宝玉随身佩戴的一块通灵宝玉。这样作者“补天”和“济世”的思想就被披上一层“荒唐言”的外衣,而散布其间,达到问世传奇的目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理解以上三个问题,那作者题名《石头记》的目的也就十分明朗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原因。因为这一题名,对阐明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最直观、最明确的。
    二、《情僧录》凸显了以“情”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情僧录》是由空空道人所题,自从他将《石头记》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以后,他便“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这种说法显得十分可笑,但细按却很有些深味。而最值得细按的就是空空道人的十六个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色空循环理论最初来源于佛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指世间万物的无差别相,可以理解为“无”,或者是所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色”是指世间万物的有差别相,可以理解为“有”,或者是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一个人参悟到“佛”的境界时,那么他观世界万物就都为无差别相,此时就无所谓“空”,也无所谓“色”了。因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与“色”之间不过是简单的无差别的转换而已。
    然而,曹雪芹却在这简单的色空循环之中添加了一个“情”字,演变成了上述的十六字循环,从而使这一个色空循环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时,后一个“色”显然要比前一个“色”增加了“情”的成分,提高了一个层次,再“自色悟空”,此时的“空”自然也比前一个“空”提高了一个层次。这样一来,十六字循环就不再是简单的无差别的转换,而变成了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循环。
    那这种螺旋式的上升循环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其作用的关键就体现在这个“情”字上。
    结合小说的文本,其间确实是“大旨谈情”,但这个“情”字并非片面的、狭隘的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爱情、亲情、人情、友情等人间所有的真情。这些真情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人类,还对天,对地,对草木鱼虫,甚至对石头流水都付之以真情实感。其对“情”的渲染,已经达到如醉如痴的境地,让人叹为观止。
    而这些人类的真情来自哪里?它们都是发自于人的内心,成型于人的思维,又受制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又是由刻着时代烙印的文化体系所决定的。各种各样的真情里,无一不凝结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基因。那《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每个人物形象的每一言每一行,所体现出来的真情或假意,其中就都包含着这种相应的文化元素。
    因此,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来。文化决定了人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又决定了人类的真情,而人类的真情产生之后,又会形成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思想观念则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所以,最终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因素,就是不同文化、思想观念和真情所组成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本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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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都浓缩在人类的真“情”之中。说到底,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情”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我将其简称为“情”文化。(详见第二篇《传承和超越——红楼梦文化与哲学探源》)曹雪芹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进行一系列的“追踪蹑迹”之后,发现人类的悲剧命运,无一不是与其自身的真情假意有关,也就是与以“情”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所决定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十六字循环,这时候的“色空”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空”所代表的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大背景,可以理解成天,或是社会,或是社会制度,这些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称之为“空”。“色”所代表的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称之为“色”。
    那么,十六字循环就可具体表述为。作者曹雪芹在对现有的社会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追踪蹑迹”和客观分析之后,发现其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繁华(“昌明隆盛之邦”),但内部早已经是腐朽的和没落的了(“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无人能改变其最终衰败和灭亡的趋势。因此他就把目光转向在这种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大千世界,将自己的济世之道广传于世,希望能够改变家族的败落和人类的悲剧命运。他从中发现真正能够改变家族败落和人类悲剧命运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觉醒。所以,他通过贾府这样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封建大家族的衰亡史和众多人物悲剧命运的事实,来警醒世人要彻底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意识,用新的意识和观念来改造人类自己的头脑和这个大千世界(即济世),最终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即补天)。
    一部小说融合了中国几千年的“情”文化体系,并以此来体现作者的全部思想,这就是题名《情僧录》的原因之所在。
    三、《红楼梦》——唤醒普罗大众的千古警世之梦《红楼梦》是目前一直在流传使用的题名,据说为吴玉峰所题。这吴玉峰到底是地名还是人名,我们暂且不去管,先来理解“红楼梦”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红楼梦”的“红”字。马经义先生在他的一篇博文《红楼梦中“红”的文化基因》中,阐述了一个“红”字所蕴含的四种文化基因。
    一是“红”代表着人类的文明之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论中,红色的五行配属“火”,因此“红”与“火”一直是紧相连属的,如生意做得很红火,火红的江山永不落,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等。而“火”又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人类正是因为发现了“火”之后,才慢慢步入文明社会。所以,“火”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标志,那“红”自然也就是人类的文明之色。
    二是“红”代表着人类的生命之色。人的生命除了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血液,没有血液人的生命就会枯萎,血液可作为人类生命力的象征。而人的血液都是鲜红的,因此“红”是人类的生命之色。
    三是“红”代表着人类的心灵之色。前面我曾说这部小说是“大旨谈情”,这些“情”都发自人的内心。如小说的第二十二回林黛玉啐道。“……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心”承载着人类的真情实意。而心在五行中也属“火”,心的颜色为红色。所以,“红”也是人类的心灵之色。
    四是“红”代表着人类的喜庆之色。中国民风民俗中,通常都有“红白喜事”之说,婚嫁之类的称为“红”喜事,而丧亡之类的称为“白”喜事。很多人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丧亡之事为“白”喜。其实这是我国民俗文化中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丧亡既是一种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这也是值得庆贺的,生者不应该沉浸在哀痛之中。那么相对于“白”喜来说,“红”喜才是真正意义的喜事,所以,“红”又可代表人类的喜庆之色。
    以上这四个方面,无论曹雪芹在构思时是出于哪一种考虑,都足以说明“红”字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接着我们再来看“红楼梦”的“楼”字。从字面上我们可理解为楼房,无论是人间的高楼大厦,还是天上的琼楼玉宇,或是虚无的海市蜃楼等,都是“楼”的概念。如果我们将“楼”的内涵进行延伸,就可理解为供人类遮风挡雨的场所,再进一步延伸,那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包括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
    这样一延伸,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这座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的世外桃源,从元春省亲开始,直到小说结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读者的视线,可见其在小说中的分量。
    那么,作者在构思如此重要的大观园时,是否仅仅将此作为小说中人物游玩、居住的自然环境呢?我想绝不尽然,如果仅此而已,那就根本不值得他花费如此心血。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结合社会环境来理解大观园,只有这样,才符合作者创作的整体构思。
    结合社会环境来理解的话,那大观园就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内涵,它是曹雪芹要向世人展示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型。历来的专家学者们都对这一理想社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宋琪先生认为。“人间仙境大观园”,“是诸艳聚居的伊甸园”……“大观园本身代表一种理想”。
    余英时先生认为。……“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大观园既是宝玉和诸姐妹的乌托邦、干净土……”
    冯其庸先生认为。大观园“这是地灵人杰的世界,是少男少女们的乐园”,“……同那个奸佞邪恶的现实社会相比,这恍然是别一天地的桃源仙境”。
    张锦池先生认为。“大观园是贾府正府的世外桃源……”“太虚幻境是乌托邦……大观园也是个乌托邦……”(转引自张兴德《曹雪芹对世外桃源思想的批判》)这种新型的理想社会中,没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约束,没有高低贵贱的社会等级之分。人们自由自在地生活,谈情说爱,填词弄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到处洋溢着和谐气氛。人们安居乐业的思想,在贾宝玉的四首春夏秋冬“即事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人在这样社会环境中生活,夫复何求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红楼梦”的“梦”字。马经义认为《红楼梦》是以全书十二个“梦”为脉络来构建整部小说的。正如脂批云。“……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可见《红楼梦》之“梦”的独特。
    “梦”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种现象,这世上几乎没有人一生从不做梦的。“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梦,一种是心理性的梦。生理性的梦,通常就是我们在睡眠之后大脑自由活动所引发的梦。通过这种梦,人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些简单的预测或推断。心理性的梦则是在人的心理强烈暗示下所引发的梦,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基本上就是这种梦。通过这种梦,人们可以掌握做梦人正处于怎样的心理状态之下。
    《红楼梦》中的“梦”也可分成这两种,如贾宝玉的性梦、贾瑞的淫梦可归为生理性的梦,而甄士隐的“白日梦”、王熙凤的“可卿托梦”则可归为心理性的梦。
    除了以上这两种以外,“梦”还可以延伸为人们某种主观上的愿望或理想等。因此作者通过“梦”的题名,不仅是提醒读者要对小说中的每一个梦,都要进行细按细品,才能解得其中真味。同时也是意在告诉读者,“红楼梦”是作者一种主观上的愿望和理想。
    现在我们可以结合前面对“红”和“楼”的分析,将“红楼梦”三字连在一起来理解。“红”配“楼”为“红楼”,让人一看就能联想起古代大家闺秀所住的“绣花楼”,这是一个女儿的王国、女儿的天地,而小说中的大观园也确实是以女儿为主的一个自由天堂,这是一种最直接的、直观的理解。深层次的理解就是用“红”来强化“楼”,也就是强化作者所预期的理想社会,使之更加令人向往。那“红楼梦”则表达了作者要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然而,作者的这种愿望能否实现?人们又如何才能实现呢?这一问题上又体现出了作者的妙笔生花。
    如果作者仅仅是为了反映自己对美好社会的一种愿望的话,他完全可以将这样的世外桃源、这样的乌托邦世界,建立在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环境之中。可他偏偏要建立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之下。
    请看《红楼梦》第十六回。
    贾蓉先回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
    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连属。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这两段话实际上很明确地告诉读者,理想中的大观园与现实中的贾府,是参差交错、息息相关的。这就说明大观园不可避免地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会受到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体系的浸染和渗透,使得这片表面宁静和谐的净土上,内部却是暗潮汹涌,风云突变。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逐步演化成质变,随着贾府内部矛盾的加剧,在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斗争中,最终上演了一出莫名其妙的“抄检门”事件,直接导致了逼离诸艳、逼死晴雯的惨案,将小说迅速推向最高潮,人间的一幕幕悲剧,以一种无法逆转的“势”,呼之即出
 

品悟红楼(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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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是以逆向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一系列悲剧的追踪蹑迹,向世人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现行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天”,表面上看是“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但其内囊却早已是腐朽没落的了。在这种社会制度的背景下,任何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家园,最终都将分崩离析,走向灭亡,理想中的“红楼”终究也只能是一场“梦”!
    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已经被撕破了,急需“补”。尽管曹雪芹自己有“补天济世”之才,但靠他一人之力,又怎么能救万民于水火呢?在那样的时代,他所能做的唯有奋笔疾书,用“红楼”之“梦”的破灭,用人间的种种悲剧来唤起普罗大众的觉醒。“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被毁的东西越是美好,其悲剧的警世效应就越强烈。只有大众彻底的觉醒,并团结在一起,共同来完成“补天”大任,这样的“天”才能补而不破,这样的“天”才是真正能让普罗大众安居乐业的“红楼”!
    这就是题名《红楼梦》的意义所在!
    四、《风月宝鉴》——自我梦魇般的心理暗示《风月宝鉴》一名本系东鲁孔梅溪所题,至于孔梅溪是人名还是地名,我们同样暂且不管,先来解读“风月宝鉴”。
    脂砚斋在甲戌本凡例中说,题名《风月宝鉴》,是为了提醒读者“戒妄动风月之情”的意思。脂砚斋还介绍说,曹雪芹原来曾着有一本叫《风月宝鉴》的书,是他弟弟棠村作的序。
    当然,现在由于考证资料的匮乏,对此的真假无法作出判断。而许多专家学者都将小说中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以及二尤与贾琏、贾珍淫乱等,凡与风月相关的情节,均看作是选自《风月宝鉴》一书,也因此就有了两书合一的说法,我觉得这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如果脂砚斋之说属实,曹雪芹确有《风月宝鉴》这样的书,那他为此书题名《风月宝鉴》,劝导世人以戒妄动风月之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如果将这样的题名,用在《石头记》这部书上,并不确切。《石头记》尽管是大旨谈情,但作者所谈之“情”,并非完全是风月之情,风月情只是“情”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一点我在前面解释“情僧录”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一小部分来概括全部,这就叫以偏概全。
    所以,题名《风月宝鉴》,不能理解为“戒妄动风月之情”,就算其中含有这层意思,那也绝不是主要的内涵。我认为要从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一面宝镜着手,方能解得其中之味。
    《红楼梦》第十二回的回目是“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从回目中就能看出,该回应该是点题之文,读者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才行。
    故事的大概情节是说贾瑞见色起淫,调戏王熙凤不成,反遭凤姐的暗算,结果弄出了一身的病,吃再多的药也不见效。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跛足道人,送他一面两面皆可照人的镜子,上面錾着“风月宝鉴”四个字。道人介绍说。“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并且告诫贾瑞。“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可这贾瑞并没有听从劝告,一而再地照了正面,结果受镜中人的诱惑,最终溺精而亡。贾代儒不知其故,误认为是宝镜害人,便命人将镜子烧毁,镜子哭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这时跛足道人及时赶到,抢了宝镜,飘然去了,从此再也不见宝镜的踪影。
    这段故事听起来颇有些荒诞不经,但整个小说只有这一段文字与“风月宝鉴”有关,可见作者题名《风月宝鉴》的思想内涵,应该就在这段故事里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面宝镜与普通的镜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普通镜子都是单面照人,而宝镜则双面皆可照人。将它照反面时,里面立着一个骷髅;照正面时,里面有位美女在招手。贾瑞看到的是王熙凤,那是因为他心中所想的就是王熙凤;如果他心中想的是秦可卿,那招手的必定是秦可卿。这就是在自我心理诱导之下的邪思妄动之意。但是贾瑞不能醒悟,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正照宝镜,直到两鬼差用铁索套住他时,仍醉生梦死地说。“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可怜的贾瑞临死都没有得到解脱!
    由此可见,贾瑞之死完全是属于自误,怪不得别人。事实上他病到这种地步,即使没有这面镜子,在如此之强的心理诱导之下,也会“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如不加抑制地反复操作,他同样很快地一命呜呼。
    所以,作者杜撰出这面“风月宝鉴”,其目的是将此物作为一种道具,一种将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的道具。镜子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它所称的“你们”已经不单单是贾瑞,而是通指世间普罗大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双面镜,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可世人往往如此,都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这就像骷髅一样让人触目惊心,而当我们沉浸在优点中时,这些缺点就会迅速滋长,最终将我们整个灵魂吞噬,尚不能自知。
    《红楼梦》这部小说就是如此,脂砚斋作批说。“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脂砚斋的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我们要用这面“风月宝鉴”,从正反两面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王熙凤为什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薛宝钗是“任是无情也动人”,你才能懂得林黛玉“莫怨东风当自嗟”的真正含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与贾瑞一样,都是在自我的心理或思想观念的主导下,一步步地走向与他们心理相对应的命运结局。“风月宝鉴”之所以有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功能,因为一切“邪思妄动”都取决于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思想观念。
    二是关于小说的重要思想,我们也要用这面“风月宝鉴”,从正反两面来进行解读。作者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在提醒读者,越是荒唐之言,越是痴语疯话,越是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只有从正反两面来细细品悟,才能解得其中之味。
    三是整本书就是一面“风月宝鉴”,在这面特殊的镜子面前,与其说我们是在解读小说,还不如说是在解剖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去理解她,评论她,都是各自的人生感悟与作者在思想上产生的共鸣而形成的,最终所折射出来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观!马经义在他的博文《红楼梦——中国最大的“文化心理暗示”》中说。
    ……在你身上“显性”着庄子的文化基因,那么你在《红楼梦》的“文化暗示”中就会看到“道法自然”。在他身上“显性”着“解经文化”,阐释“微言大义”的文化基因,他就会在《红楼梦》的“文化暗示”中,看见“排满”,看见“康熙”,看见“雍正”。如果我身上“显性”着佛家的文化基因,我就会在《红楼梦》的“文化暗示”中,看见“色空”,看见“因果”……因此,那些所谓的“曹雪芹家事说”、“明珠家事说”、“谢三曼家事说”、“傅恒家事说”等等,其实都是这些“始作俑者”在自我心理暗示下产生的。而要想真正全面解读《红楼梦》,就必须克服这面“风月宝鉴”对心理所产生的梦魇般的自我“文化暗示”。我想这大概就是题名《风月宝鉴》的意义所在吧,这也是曹雪芹以“疗妒汤”收尾的原因之所在。因为“妒”由心生,那“疗妒汤”实际上也是专治心理和思想观念的,与“风月宝鉴”的功能完全一致。
    五、《金陵十二钗》为何都被定格在“薄命司”之中书中所云。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钗”原本是指妇女所使用的一种首饰,在小说中主要是指代女子。那“金陵十二钗”的字面意思就是金陵城的十二名女子。那题名《金陵十二钗》,是不是想告诉读者,书中所要描述的就是十二名女子呢?用警幻仙子的话说。“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很显然,她的意思是说,小说中所要描述的“金陵十二钗”,是从众多女子中筛选出来的代表性人物。
    但问题是作者为什么不选十名、八名,而选十二名女子作为代表呢?这十二名女子真的能代表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吗?这些女子与小说的主题思想又有什么关联呢?
    首先我们来看取数“十二”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的概念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喜欢用循环数来指代无穷无尽。老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他这是用三的循环来表示无穷的万物。又如四这个数,有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每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循环无穷无尽。用五字打头的系统更多了,五谷、五官、五指等,水火金木土五行,是古人用来描述万事万物的基本属性,五行的相生相克无穷无尽。另外,还有六、九、十、十二等。
    在这些循环数中,十二是最大的一个,它既能应合周天之数,如每天有十二个时辰无限循环,每年有十二个月无限循环,又能直接与人生相对应,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是用十二种生肖与人的属性相匹配,人的一生命运好坏,都分别与这十二种生肖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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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由此看来,用“十二”代表无穷,用十二金钗代表所有女子,并不是曹雪芹随意杜撰,而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红楼梦》中对十二这个数的运用,可谓漫山遍野,俯拾皆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女娲补天之石高经十二丈,送宫花是十二支,选戏子是十二官,就连薛宝钗的冷香丸全部是用十二组成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十二名女子的代表性问题。从警幻仙子的判词判曲中,读者不难分辨出“金陵十二钗”包括。林黛玉,薛宝钗,元、迎、探、惜四春,王熙凤,史湘云,妙玉,李纨,巧姐和秦可卿等十二人。
    从身份上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贾元春是贾政嫡生,又是当今皇上的妃子,身份自然是最高的。迎春、探春和惜春虽然生于贾府,但非嫡传,故身份较为尴尬。林、薛、史三人均为寄人篱下的外来户,薛宝钗是四大家族中人,并有母亲和兄长可依持;史湘云虽也是四大家族中人,但从小就父母双亡;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中人,但其母亲是贾母之最爱,故她也深得贾母的疼爱。王、秦、李三人均为贾氏家族的媳妇,王熙凤是四大家族中人,与贾琏的婚姻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秦可卿来自养生堂,父母无从查考,其养父的官职极低,只因素与贾府有些瓜葛,她才有机会进入豪门,她与贾蓉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李纨来自官宦之家,背景处于秦之上、王之下,但因贾珠早亡,使她成了寡妇。妙玉虽然也出生于官宦世家,但一些客观因素使她不得不带发修行,成为一名尼姑,故她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身份进入贾府的。还有一个巧姐,她是王熙凤的女儿。
    从结局上来看,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悲剧性命运。林黛玉一生都是以泪洗面,最终泪尽而亡;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借剑杀人结果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秦可卿因为一段世人所不齿的畸形之爱而自缢身亡;贾迎春因为懦弱,而被丈夫折磨致死;贾元春虽贵为妃子,却也是死得不明不白;李纨虽是寿终正寝,但她守寡一生,其中的辛酸无人能知;薛宝钗好容易盼到了“金玉良姻”,可转眼却又成为弃妇,自误终身;贾探春一帆风雨路三千,从此骨肉永分离,等等,不堪再论。真可谓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从品貌才德上来看,他们各有其长又各有其短。林之品、薛之德、秦之貌、王之才等等,实在不能一一列举,仅用贾宝玉的话来作一概括。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第四十九回)这是贾宝玉在看到薛宝琴等人之后,一时兴奋不已而发出的感慨。不能怪宝玉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薛宝琴的出现,仿佛是黑暗的夜空,突然闪现的一道光芒,她既照亮了小说中的人,也同样照亮了小说之外的人!
    如果我们细细品悟一下宝玉的话,就可知这是曹雪芹的特意安排,他是为了弥补“金陵十二钗”的代表性不足,从而塑造了薛宝琴这样一个集众人优点于一身的形象。
    最后我们来看“金陵十二钗”与主题的关联问题。小说第一回作者自云。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于我之襟怀笔墨者。
    作者说了这一段大开门的话,作为小说的题纲正义,可空空道人在看完了《石头记》之后却说。“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
    那么,曹雪芹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到底有何德何能,值得他如此的念念不忘,要写出这样一部经典巨着,用以昭告天下,问世传奇呢?我认为作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笔下的这些女子所指代的是普罗大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群众。他说要让闺阁昭传,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为普罗大众立传!
    小说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时说。
    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移了!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两百多年来,贾宝玉的这句话几乎已经成了一句经典名言,但真正能够理解的人,恐怕并不多见。有人认为这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叛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顽劣小儿的荒唐之言,不必过多理会;还有更多的人认为这是贾宝玉情痴的一种表现。
    然而贾雨村在听了冷子兴的话之后,其反应却是罕然厉色忙止道。
    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事实上,所谓的“满纸荒唐言”,只不过是曹雪芹为自己披上的一件外衣而已,凡涉及到一些重要思想内涵的论点时,几乎都是以无厘头的梦话、疯话、痴话、呆话形式出现。因此,他笔下的“女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女儿,而是有着非常特殊意义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从小说的层面上来理解,那“女儿”就是实指小说中出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果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那“女儿”就是泛指普天之下所有女儿;如果从思想层面上来理解,那“女儿”就是虚指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受统治者压迫的弱势群体——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有着柔弱、质朴、纯洁、善良的个性,这与水的特性是一致的,故形容为是水做的骨肉。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普罗大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和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华夏文明,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前进。他们润物细无声地做着这一切,默默地与世无争。这些不正是水的特性吗?
    既然“女儿”指代的是普罗大众,那么相对应的“男人”,所代表的则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他们断章取义地歪曲和篡改了普罗大众所积累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思想是污浊、肮脏不堪的,所以是泥做的骨肉。
    水和泥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普罗大众与统治者之间,同样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五行关系中,土(也就是泥)和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土对于水来说,一般认为是土克水,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如果土善加利用,则既能控制水的危害,又能发挥水的更大效能。如土围成湖用以蓄水,土可以筑成导流渠灌溉农田等。而水对于土来说,也不是单纯的被克,适量的水能够滋润土壤,这样土壤上才能生长出万物,而过量的水也能将土彻底淹没。
    在社会关系中,统治者与普罗大众也是一种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统治者掌握着对普罗大众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如果对他们善加管理,则会出现繁荣昌盛的和谐社会。而普罗大众呢?他们团结一致既能拥护统治者,也能推翻统治者,这就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虽然普罗大众是处于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当中“本自历历有人”,不仅有着柔弱、质朴、纯洁、善良的本性,而且善诗擅赋,能人辈出。小说中刻画的一僧一道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能人异士,具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这一点从甄宝玉的至理名言中也能得到体现。
    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第二回)这句话如果不理解“女儿”的概念,很可能也是将此作为荒唐之言,而一笑置之。但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了,僧与道虽然有无边的法力,而他们都来自普罗大众,只有普罗大众才真正称得上是“尊荣无对”的。因为我们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都是由普罗大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
    尽管如此,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思想观念上的不觉悟!他们的不觉悟主要体现在相互之间的不团结、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等。用王熙凤的话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贾探春也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同时,他们的思想又是相当的不坚定,很容易就受到封建腐朽思想的浸染,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封建势力的帮凶。
    曹雪芹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只能借助贾宝玉这一形象,来同情他们,关心他们,想方设法地保护他们,希望他们能和贾宝玉一起,守住大观园这片净土,时刻担心他们一旦离开,便会受到统治势力的毒害,成为他们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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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第五十九回有一段话。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第七十七回又说。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大家细细品悟一下,这些话是否荒唐呢?他们的变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思想在受到腐朽的、没落的观念影响的过程。所谓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受到了男人(即代表了上层强势群体的统治阶级)的浸染。正如贾宝玉指责薛宝钗的话。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第三十六回)而在大观园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明争暗斗的事件,不正是那些沾染了“男人”气味的“女儿”所挑起的吗?更有甚者,那《姽婳词》中号称巾帼英雄的林四娘,也本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却要为好色的恒王(即统治者)卖命,反过来镇压农民起义!“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余意尚旁徨。”
    所以,曹雪芹要用这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众女儿的悲剧命运,来警醒世人,追踪蹑迹,寻找到产生悲剧的真正原因,最终才能彻底改变悲剧的命运。这就是他“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的目的之一。
    作者先将“金陵十二钗”全部纳入“薄命司”,最后在小说行将结束之际,通过《芙蓉女儿诔》,向读者提出了“卿何薄命”这一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问。而我们只有理解了作者为“女儿”立传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为普罗大众立传,才能真正回答这千古一问,也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的含义,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以文补天、以文济世”的主题思想!
    这就是《金陵十二钗》题名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曹雪芹的这部传世经典,虽有五大题名,看似毫无联系,但这些题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了阐述。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部举世瞩目的经典巨着《红楼梦》,所要阐述的主题思想就是“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呢?
    至于这些题名的出处,我认为很可能都是出自作者一人之手,我们可以从脂砚斋的批语中略见一斑。据脂砚斋所说,曹雪芹原来有一部叫《风月宝鉴》的书,其弟棠村为其作了序。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东鲁孔梅溪怎么可能题名为《风月宝鉴》呢?因为在曹雪芹之前,《风月宝鉴》中的内容是不可能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矛盾。
    这一矛盾的出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五大题名都是曹雪芹自己的所题,从不同侧面来表述小说的主题思想,并且使之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但又怕读者不理解,就让脂砚斋故意卖个破绽在此,并说。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一切洞明矣!正是。 满纸荒唐言,句句涵真意。
    一把辛酸泪,滴滴因缘起。
    都云作者痴,更叹世人迷。
    谁解其中味,三品悟玄机。
    《红楼梦》研究中的三大误区《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发表了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此文比较详细地阐释了“三文研究法”的新主张。文中说。
    《红楼梦》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其中沉淀着博大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与人类文化精神。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红学界首先有必要在系统回顾和总结二百多年来红学历程的基础上,确立一个融合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于一体的基点。然后由这一基点出发,对小说中所积淀的中国文化底蕴进行深入的开掘和阐释,并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进一步揭示其为人类所共通的文化象征意义。与此同时,在方法论上,还应该重新构建更为多元开放的批评范式。
    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当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本位,以文化研究为指归。鉴此,即将跨入21世纪的红学界应站到新的历史高度,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更好地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融为有机的整体,相互沟通、相互促进,共同把红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然而弹指一挥之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爱红的人们依然如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代的红学世界,烟海渺渺,暗潮汹涌,是一派表面繁荣,实则混乱的局面。
    尽管如此,纵观二百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群雄争锋”、各派混战的根本原因,是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因而难以形成统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这一问题的产生,除了前文提到的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定位不准,和对“主题”概念本身的理解偏差之外,我们在《红楼梦》的研究过程中还普遍存在以下三大认识误区。
    品悟红楼品悟红楼第一篇补天和济世一、自叙传与真事隐的认识误区《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个问题一直是红学中争论颇为激烈的一个话题。
    按理说这种学术性争论并不是什么坏事,有许许多多的观点正是通过争论,才越来越明朗的。可红学之争却与其他学术争论相反,是越争越让人感到糊涂,因为它已经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脱离了学术本身,慢慢演变成各种派别之间的门户之争。所以,百年红学路实际上就演变成了一部没有硝烟的战争史,可叹的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自叙传”的观点几乎是与考证派的开山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同时产生的,后来又因得到鲁迅先生的基本认同,才被世人所普遍接受。
    然而,这样的观点就像断了绳索的大网,撒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收拢。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叙传”完整地诠释《红楼梦》,注解曹雪芹的思想。只能断章取义、巧言善辩地维护自己的派系而已。
    我想《红楼梦》如果真的完全是“自叙传”的话,那么考证派与索隐派早就应该握手言和了。考证派是从《红楼梦》的外围出发,寻找人物的原型和作者的遭遇来与之匹配;而索隐派呢,则是从《红楼梦》的内部出发,挖掘出隐藏的真事,来与现实匹配。这两大派的做法,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而且他们的基础也同是建立在“自叙传”之上的。
    虽然考证派与索隐派之间,一个个争得像“乌眼鸡”似的,甚至“几挥老拳”,但他们的学术旨趣却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切都来源于三个字——甄士隐!
    诚然,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经典之作,如果纯粹靠作者的凭空想象,那就像一座美丽的海市蜃楼,是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风化,和世人眼光的剥离。那么经典着作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力呢?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被世人奉为经典,靠的也就是一种生活的再现,她向世人所展示的,就是一幅幅非常真实的生活画卷。而这些生活来源于哪里呢?应该来源于作者的生活经历,来源于他的所见所闻。但这一切能否与作者自身的真事完全等同起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作者真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将所谓的“南明痛史”、“反清复明史”、“废太子秘史”等,诸如此类的“真事”,隐藏在他的《红楼梦》中的话,试问,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看到这部小说吗?
    请千万不要把清朝皇帝们的智商都看成是零!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疯狂的“文字狱”绝对比你我想象的还要残酷得多,皇帝手下的那些爪牙们,哪一个不是睁大着一双“乌鸡眼”,紧紧盯着《红楼梦》?而历经两三百年之后,仅凭手头上残缺不全的、少得可怜的历史资料,就能破译的“真事”,居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冒着“枪林弹雨”,一直穿越到今天?这绝不可能!
    事实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已将真事隐去。可他为什么要隐去真事呢?因为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些真人真事,仅仅都是一些特殊的、偶然的人和事,将其真实再现于小说之中,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阐明作者什么思想呢?最关键的是世人通过小说又能得到什么启发呢?作者苦心经营,含泪着书,传承和弘扬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难道就是为了要反对一个清朝,恢复一个早已是腐朽透顶了的明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
    可现在偏偏有很多红学爱好者,甚至有些还是非常权威的大师级人物,都被卷进“甄士隐”这个红学大黑洞,始终执迷不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非要弄清楚曹雪芹在小说中到底隐藏了哪些真事。有的人从曹雪芹身上下手,结果弄出一个“曹学”来;有的则是从秦可卿身上下手,结果又弄出一个“秦学”来;更有甚者,那些索隐者们,为了索出《红楼梦》所隐藏的“真事”,可谓是呕心沥血,六十几万字的小说,他们宁可错索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字,真是。“字字看来皆是隐,百年求索不寻常!”
    人们想通过各种渠道来敲开《红楼梦》大门的治学精神,让人为之敬服,但由于对“甄士隐”的误解,最终走了许多弯路,仍然没有能够冲破迷宫。我不禁要问,难道大家就不能冷静地坐下来,好好反思一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就像一滴水一样,当它被投进大海时,必然会激起更多的水滴,虽然这些水滴仍带有原来水滴的特殊成分,但更多的是大海中的普遍成分。如果用同样的道理来理解“甄士隐”的话你就能发现,曹雪芹已经从他自身的特殊经历中解脱出来,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用一种“大观”的视角来俯视整个世界,因而他的思想内涵也有了质的飞跃。这个时候,对于他自身的经历和身边所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就显得非常的渺小,他必须将这些真实事件隐去,才能让人们透过现象认识到事情的本质,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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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不可否认的是,《红楼梦》中确实能让我们看到曹家曾经的影子,一个百年封建贵族大家庭当初是如何起家,如何达到鼎盛,最后又如何由盛转衰,应该说这与曹家的发展轨迹,是非常吻合的。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这种现象的话,那么有哪一个这样的大家族不是如此过程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学中会出现“明珠家事”之说、“傅恒家事”之说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又冒出一个湖南谢家之说,认为荣国府、宁国府原型是谢家二府了。如果我们再往大处想一想,那又何止是一个家族会如此呢?恐怕就连整个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也无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遵循这样一种规律。脂砚斋说。“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当然,作者生活在清朝,又署名为曹雪芹,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这也是人们习惯性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尤其这种概念是从胡适、鲁迅等大师的嘴里说出来的,那就更加是一发不可收了。将作者改头换面后的亲见亲闻小说,越理解越扭曲,有些简直就把《红楼梦》当成曹雪芹百分之百的家史传记了,不仅贾府与曹府等同,贾宝玉与曹雪芹等同,就连贾政、贾赦一干人等,都分别与曹家一一对号入座,这实在让人颇有些啼笑皆非!
    《红楼梦》第一回石头说道。
    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拘泥于朝代年纪,而是要把小说中的人或事,都放置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去,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兴与亡、封建式大家族的盛与衰、人类命运的悲与欢,绝不是特殊的、偶然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那么,我们对真事隐的理解,应该是隐去的是特殊性真事,显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假事。而这些假事又都是现实中的真事,经过张冠李戴、断章取义、分肢解剖之后,再重新组装起来的。也就是说,他把那些所谓的真事全部隐去,只取其“事体情理”,并对其进行“追踪蹑迹”,找出其中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规律来,经过他的艺术加工,然后再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这才是小说的最高境界。“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人们常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但《红楼梦》这部小说,却并没有高于生活,而是来源于生活,再以一种新的面貌重现于生活。真如鲁迅先生所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切,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八个字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引用过无数次了,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内涵呢?
    其实在小说中写实的场景,我们随处可见,比如第十八回元妃省亲的过程就是一种写实。但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历史上真有妃子省亲的好事,这是作者的杜撰。可为什么说省亲过程是写实呢?因为此过程恰恰是康熙皇帝南巡的真实写照,没有亲见或亲闻,是写不出如此逼真的场面来的。曹雪芹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此真实场景再现于读者的面前。
    那么,作者这样做,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难道君不闻第十六回王熙凤与赵嬷嬷之间关于皇帝南巡的对话吗?
    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淌海水似的!
    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原来作者早就为省亲做好了铺垫。从表面上看元妃的省亲,没有一处不是在歌功颂德,但如果将省亲过程与这段对话,加以对照来理解,能从中悟出什么来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细按的。
    一是皇帝南巡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可皇帝家的银子从何而来呢?无一不是从农民处收缴上来的赋税,无一不是流淌着农民的血汗,而他们花起来是“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二是元妃省亲的场面一如皇帝南巡,可这又是花的哪门子钱呢?第五十三回贾蓉道出了真相。
    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
    原来他们是用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来为自己打肿脸强充胖子也,可其中之苦有谁能了解呢?虽然他们花这些钱都是农民的血汗,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这些皇帝老儿们,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们的爱妃竟是如此天壤之别!
    三是元妃与贾母相见时的场面,“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大家看到没有,元妃省亲原来是皇帝大施孝行之重大举措,可这种严重违背儒家孝道伦理的情景,却在中国的大地上延续了两千多年!更有甚者,元妃所称的“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几千年来又葬送了多少女子的青春!
    我们从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中就可以知道,曹雪芹用看似歌功颂德的写实笔法,所揭示的却是封建君主专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真实面目。
    脂砚斋曾提醒过我们说。“借省亲事写南巡。”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元妃省亲与皇帝南巡之间的联系。可我们有多少人能将省亲与南巡这两件事对比起来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作者写实的真正目的呢?
    可笑的是有很多专家却将写皇帝南巡理解成是曹雪芹自报家门,向读者透露出曹家当年的繁荣,将“甄家接驾四次”与曹家接驾之事对应起来,以为是找到了曹雪芹“自叙传”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不管曹雪芹是否曹氏后人,只要皇帝南巡确有其事,那他都有可能将其真实再现于笔端。因为亲闻与亲历都是作者创作第一手资料,而亲历一定是亲闻,但亲闻不一定要亲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贾府除夕的宗祠祭祀、逢年过节时必要看戏等重大活动,朋友聚会、生日宴会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作者向世人再现了他曾经亲见亲闻或亲身经历的这些生活场景,其目的就是想展示我们中国传统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中医养生文化,以及民风民俗文化等。让读者在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之中,去感悟生命的真谛。
    而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作者本是纨绔子弟,他念念不忘过去的荣华富贵,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种严重误区。要知道儒家思想中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人类更好地活在当下。那么,到底该如何诗意般地活着呢?一部《红楼梦》告诉了你所有的答案。
    所以,如果真正理解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八个字的意思,那你就能懂得写实与自我立传式的“自叙传”之间,实在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二、原稿遗失与自我腰斩的认识误区一部伟大的经典艺术作品的诞生,主要来自天才加天意。一方面是靠创作者天才般的大脑,另一方面则要靠天意使然。
    比如举世瞩目的古希腊雕刻断臂女神维纳斯,有人说女神的双臂是被作者故意砍断的,也有人说是在战争中被碰断的,很多人为这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如果说是被砍断的,那就是天才;如果说是被碰断的,那就是天意!天才和天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断臂女神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座让人无法超越的艺术丰碑!
    绝世经典《红楼梦》,正是有着与断臂女神维纳斯一样的残缺之美、朦胧之美、动态之美,她才给世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给她自身赋予了永不陨落的强大生命力。她可称之为是“中国的维纳斯”!
    然而,这部“中国的维纳斯”,她的诞生到底是天意如此,还是天才所为呢?这也是红学中一个由来已久、从无定论的老问题了。
    已故文学大师张爱玲女士曾说过人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很显然,她是站在“天意所为”的角度来看待《红楼梦》的。
    其实不仅仅是她,恐怕整个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是持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主要来源于脂砚斋在点评中所布下的迷阵,和程高本后四十回的嫁接。基于对脂批的高度信任,人们几乎都认同了原稿遗失的说法,由此而引发了人们探佚的热潮。纷至沓来的《红楼梦》“补”、“续”等,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的思维完全定格在《红楼梦》只是一部残本的基础之上,必须续上后面的内容才算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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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正因为如此,当人们遇到那些解不开、理还乱的谜团时,要么是绕开《红楼梦》原着,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入手,希望以此来敲开《红楼梦》的大门,结果挖出了曹雪芹的八辈祖宗,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要么就是围绕“真事隐”三个字打转,结果索了两百多年,也同样是收效甚微。
    时至今日,我们不如好好地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呢?曹雪芹留下的《红楼梦》原着为什么只有八十回?后面的内容真的是遗失了吗?
    我认为事情绝不会如此简单,这其中一定暗藏玄机。到底是什么玄机呢?我们不妨采用逆向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大胆的推测。
    (一)以“原稿遗失”为前提的逆向推断假如曹雪芹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完整地写完小说,按部就班地将贾府获罪被抄家的经过、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悲惨结局,逐个地交代清楚,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么,在发生原稿遗失事件之时,小说前八十回的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是否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呢?
    如果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十回,都是根据作者最初完整的设计和构思来写的,而后面的原稿遗失之后,并没有加以任何的调整或改动。假如是这样的话,这就带来一个疑问,既然当初作者决定自己交代结尾,那小说第五回警幻仙子关于众钗的判词判曲,在小说中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还有作者步步为营地设下那么多的伏笔与暗示,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些内容读者理解与不理解又有什么区别?反正作者自己在后面都有交代,读者有这个必要挖空心思地去解读吗?
    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那答案就只能是前后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品是经过调整和修改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会有两种可能性,即原稿遗失事件发生在作者生前或者死后。
    假如是发生在作者死后,那么对前八十回的修改工作,就必须靠其他人来完成,然而谁有这个能力来担此重任呢?首先要求此人必须对后面的内容完全了然于胸才行,其次还要求此人有与作者差不多的文笔才行,而且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十分巨大,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自己创作的难度更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充分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原作者有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我认为这世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人来做此项工作,只能是由曹雪芹自己来完成。
    这也就意味着原稿遗失事件发生在曹雪芹生前。既然是在他生前,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他得知原稿被遗失时会怎么办呢?我觉得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要重新恢复原稿,但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十回中那么多的伏笔来分析,他并没有去恢复后面的原稿,而是调整、修改了前面的旧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稿的遗失,反而触动了曹雪芹的灵感,使他突发奇想。现在的“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而且都有一种思维定势——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用来喷饭供酒、破愁解闷而已,看完之后,必然是束之高阁,再也无人问津了。如果“徒为供人之目”,那么对人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追踪蹑迹,就会失其真传,人们只会将此当作一般的言情小说来读,而自己真实的主题思想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了。那何不一反常规,干脆不要这种容易定格读者思维的结果,而将结果的相关信息,用伏笔和暗示,隐藏在行文的过程之中。那样读者为了寻找答案,一定会反复阅读和研究小说的整个过程。只有这样,小说的主题思想才会有浮出水面的一天。
    以上是我在曹雪芹原稿遗失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种逆向推测,如果我的推测成立,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天意成就了曹雪芹的天才!
    但假如原稿并没有真遗失呢?那只能说明是曹雪芹自己腰斩了《红楼梦》的结局,并亲自导演了这出原稿遗失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曹雪芹天才般的大脑,正是这一天才之举成就了他的伟大。
    针对原稿遗失事件,虽然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曹雪芹自己腰斩了《红楼梦》的结局,但如果结合对程高本的研究,那部分遗失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就算是真有原稿的遗失之事,那也不可能是刚好选择在晴雯死后完整地遗失。而偏偏就是这一小部分的原稿遗失事件,让曹雪芹产生了天才的灵感。
    因此,这部伟大的艺术经典的诞生,应该是天意和天才的共同杰作!
    (二)曹雪芹对原着的调整和修改根据以上推测,无论原稿是否遗失,无论是天意还是天才,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八十回《红楼梦》,是经过曹雪芹自己重新调整和修改之后才面世的。
    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顺着上面的思路,继续推测下去,看看曹雪芹对他的原着做了哪些重大的调整和修改。
    1.解决断点的问题。曹雪芹说他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我估计所谓的“增删五次”,应该是指对断点的选择,作了五次重大的调整。
    比如贾探春之远嫁、林黛玉之泪尽而亡、贾元春之死,或者贾府之获罪抄家等,这些对整部小说来说,应该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大事件。但每次将此作为断点删完之后再重新披阅时,发觉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此反复斟酌,最终还是决定在晴雯死后收尾。当所有事件才露尖尖角,早用刀斧砍上头。曲正好兴正浓,却已戛然而止,余音尚绕梁,久不能绝,直让人如痴如梦,似醉非醒!
    纵观全局,晴雯之死应该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晴雯被逼死的原因,是由一只小小的绣春囊所引起的“抄检门”事件。而这只绣春囊到底是被人无意中丢失,还是有人故意下套呢?这是一件百年未决的悬案。关于这件悬案,我将在下一篇《大厦将倾雪澌澌——贾府走向败落的原因》中,再来断一断。
    而这起“抄检门”事件,不仅仅只是导致了太虚幻境中挂号的头号人物、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代表人物——晴雯的死亡。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从量变走向质变,即当所有的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引起质变。小说中的“抄检门”事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婚姻双方的矛盾以及家族内部的矛盾,从量变到达质变的一个汇聚点。也就是说整个贾府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在了“抄检门”事件之上,小说的三条明主线在这起事件上最终会师了。贾探春为此作出了总结性的发言。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很显然“抄检门”事件,应该是小说的最高潮,也是贾府即将被抄家的一次预演。那又是谁为这起事件最后买单呢?她就是晴雯。而且从此之后,又有迎春出嫁、官媒来求说探春、司棋被赶、芳官等人出家等一连串的事情。这正应了秦可卿的那句话。“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种种迹象都表明,小说已经开始进入收官阶段。贾府由兴盛走向衰败,主要人物由聚到散,人间悲剧正式拉开了帷幕。
    更有甚者,就在晴雯死后,小说的一号主人公贾宝玉,按照芙蓉仙女的规格,对她进行了沉痛的悼念,并引出一篇震惊世人的《芙蓉女儿诔》。他这一千古无双的警世之《诔》,实际上很明确地告诉读者,“满汉全席”的“压轴菜”已经上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客人们应自觉离席告退了。
    2.解决收尾的问题。既然晴雯的死是一个断点,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收尾了呢?不行!因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没有交代清楚,如副册中的代表人物香菱的死没有着落,“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句判词在小说中还找不到根据,所以后面必须要出来一个夏金桂,才能让大家明白,两地生孤木原来是指她。再如正册的迎春,她的结局如何,也是交代不清,那么再出来一个孙绍祖,这样大家也明白了,他就是中山狼。七十九、八十回中对此二人分别作了说明。这时候要是叫我来为《红楼梦》收尾,我会写。已知端的,刘姥姥过来谢幕!然后大家“哄”的一声散场,回家睡觉。
    可曹雪芹不是这样的,他写道。“终不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这句话说得太妙啦!他的艺术素养就在这一句上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他的潜台词是说最终结局,他已经追踪蹑迹,写得很清楚了,具体的过程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大家拭目以待吧。
    如果就这样收尾是否太过草率呢?的确是草率了点,但曹雪芹在其中已经做特殊安排。大家一定记得第八十回中提到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那就是贾宝玉问王道士讨要什么“妒妇方”。
    曹雪芹说小说是“满纸荒唐言”,实际上是在提醒读者,小说中越是荒唐不经的地方,越是值得细按。
    该回回目为。“美香菱屈受贪夫棒,王道士胡诌妒妇方。”其实只要细品这回目就已经大有学问了,小说第一回的正文不正是介绍了香菱一家的小枯荣吗?也就是说整个小说由香菱入局,最终再由香菱出局。警幻仙子的“薄命司”里,香菱的背景画是“水涸泥干,莲枯藕败”,这不正是当时那种社会、那种世道人生的真实写照吗?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呢?
    我们再来看这味所谓的“妒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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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王一贴又忙道。“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儿,不能立竿见影的效验。”宝玉道。“什么汤药,怎么吃法?”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
    表面上看这王道士的话好像有些插科打诨的味道,实际上是很有深味的。首先是他将“妒妇方”改成“疗妒汤”。原来的“妒”后面有特定的对象为“妇”,而一改之后就没有了特定对象,升格成一种泛指。
    其次是“妒”由心生,是由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那么“疗妒汤”不就是针对人的思想观念而言的吗?就是专门治疗人的思想观念的。正如“风月宝鉴”,有专治人的邪思妄动之症的功效,这两者的功能几乎是如出一辙。
    第三是秋梨、冰糖和陈皮这三味药,恰好与小说的三条主线相对应。一个秋梨乃是果实,可象征个体生命,与小说的个体生命线对应;二钱冰糖甘甜如蜜,则可象征甜蜜的爱情和婚姻,与爱情婚姻线相对应;一钱陈皮是外表,皮可泛指背景环境,可象征家庭,与家族盛衰线对应。那三碗水呢?自然是象征着国家或者整个天下。
    第四是“疗妒汤”与《红楼梦》的疗效及过程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小说有“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的功效,但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也就是说不能立竿见影,这需要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一天不行两天,一年不行两年。反正“疗妒汤”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而小说既能喷饭供酒,也能破愁解闷,看一看读一读,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便是一辈子不理解也没关系,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之后也就没有思想了,那他还邪思妄动什么?这时候不就见效啦!
    曹雪芹用这样一味药来收尾,还不够圆满吗?
    3.金陵十二钗的排序。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幻境,应该是整个小说的总纲,其中预示着人物命运走向的判词判曲,历来都是红学爱好者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可令人费解的是人物排列顺序问题。
    如果说小说整体构思是以香菱入局,再由香菱出局的话,那应该将香菱排在最前面才对,就算以又副册先行,那丫鬟辈的人物中也应该是袭人为大,可为什么要将晴雯打头炮呢?
    其实当你理解了曹雪芹将晴雯之死作为断点,准备收尾时,就会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了。这也是他对读者的一种暗示。在警幻仙子名册中的十五名女子,只有晴雯与秦可卿两个人,完整地交代了他们的结局,其他人的结局都是隐藏在行文中的。而顺序是晴雯先出场,后死亡;秦可卿最后出场,最先死亡。更有意思的是,秦可卿的“秦”与晴雯的“晴”,都与“情”字谐音。这种明显的反对称关系,如果说是天然的巧合,恐怕就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吧。这显然是作者对整个小说结构布局的一种事先设定。
    4.修改《芙蓉女儿诔》。晴雯死后,贾宝玉为了悼念她,作了一篇《芙蓉女儿诔》,这本来是一件很合乎常理的事,可曹雪芹偏偏就不肯让读者消停,非要跳出一个林黛玉,为此《诔》作一番修改,这又是为何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贾宝玉的这一篇《诔》文,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没必要作什么修改。但如果曹雪芹想要删除后面的原稿的话,很显然这篇《诔》文就成了重要的收官之作,那原文就显得有些平淡,起不到收官的作用,更起不到警世的效果。
    因此,曹雪芹就安排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林黛玉从芙蓉花里走出来,小丫鬟还以为是晴雯显魂了。然后在林黛玉的引导之下,贾宝玉对《诔》文作了一番修改,把“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三改两涂地写成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结果林黛玉听了,陡然变色。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
    这就有些奇怪了,明明是林黛玉让贾宝玉改的,可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呢?有人说这样一改之后,把上下文再重新一联系,这篇《诔》文不仅把林黛玉自己稀里糊涂地绕了进去,而且拖泥带水地把普天之下众女儿的命运都概括在里面了,使之变成一篇令“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总结性《诔》文。
    我认为这种说法仅对了一半。曹雪芹之所以要安排林黛玉修改《诔》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引导贾宝玉将前面的“红绡帐里”改为“茜纱窗下”,但那是曹雪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真正的用意其实是为了将“女儿薄命”改为“卿何薄命”。
    “女儿薄命”四个字只是简单的陈述句,目的是为了对应前面第五回的“薄命司”。而改成“卿何薄命”之后,就成了一种质问句,同样是对应了前面的“薄命司”,但其立意就完全不同了。
    “红颜胜人多薄命”,这些美好生命为什么如此薄命?曹雪芹不仅是在质问苍天,也是在质问社会,质问我们每一个人。“卿何薄命”这四个大字,是他用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血和泪铸就的千古警世之问,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那么,“卿何薄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作者早已“追踪蹑迹”,将答案都融于小说之中了。我们只有用心去品,去悟,才能解得其中之真味!
    5.将元春与秦可卿的托梦合并。元春的判词中有一句“虎兕相逢大梦归”,判曲中又有。“故向爹娘梦里相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这里面一再强调元春死时会有一个托梦的情节。这个梦非常重要,必须得反映出来,可现在后面的章节都被砍掉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替代,借别人之口说出来。可找谁比较合适呢?下面,不妨让我虚拟一个有趣的情节。
    作者找啊找,总算找到一个人,谁啊?秦可卿!元春不同意,急忙说道。“她,有没有搞错!她可是淫丧天香楼的人,让她把这么重要的梦托过去,岂不叫人耻笑?”曹雪芹说。“她虽说行为上不检点,但好歹也是你们贾家的孙媳妇,不找她代替,难道叫金钏儿或是晴雯去?”元春说。“那、那好吧,就依你。可我本来是要托给爹娘的,现在找她代替,总不能也是托给我爹娘吧?”曹雪芹说。“那肯定不行,道理上说不通嘛。这样吧,就托给凤丫头。一来她和可卿关系最好,二来她是大管家,说话比较有分量。”元春说。“凤丫头的能力我是很欣赏的,可她就是为人太过刁钻泼辣、胆大妄为,将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她,恐怕她未必能做到。”曹雪芹说。“她能不能做到,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得了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难道你又能改变得了贾府败落的命运吗?”元春叹道。“唉!天意如此,我们只要尽到这份心就行了。你是作者,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经过这一番斟酌,曹公便将元春托梦的内容,与秦可卿的托梦词合而为一,对王熙凤说了出来。有个老头看到了说。“你这样设计也可以,但是秦可卿既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非常的难能可贵,干脆把她淫丧天香楼这一段去掉,好歹给她留点面子嘛。”曹雪芹说。“我的小说向来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她淫丧天香楼是铁定的事实,我怎么能随便去掉呢!”老头说。“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啊,你真真假假无中生有,迷惑读者的地方还少吗?再说你也不要删得干干净净,有些地方留下一点点痕迹,能混就混过去算了。”曹雪芹说。“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还有一点,虽然这样能够做到瞒天过海了,但读者也一样会产生误解,以为那梦真是秦可卿托的怎么办?”老头说。“如果遇到有悟性的读者,自然就真相大白了。”于是乎,曹雪芹又把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故事给弄掉了。
    (三)《红楼梦》整体结构和内容的布局经过以上这些重大调整和修改,一部结构完整、内容全面的绝世经典艺术作品——“中国的维纳斯”,可以说已经全部布局成型了。
    前面我已经提到曹雪芹让林黛玉和贾宝玉共同修改《诔》文的目的,是将“女儿薄命”改为“卿何薄命”。那么曹雪芹到底是如何来回答这一千古警世之问的呢?
    其实他的答案很简单,就只有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这六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是博大精深,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图,到《易经》,再到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以及阴阳论、五行说、中医等等,说来说去都是围绕这六个字展开的。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传承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用这决定人类命运的三大因素,对他的小说进行结构定位和整体布局。他把这三大因素分别赋予三个重要人物,香菱、秦可卿和晴雯。香菱是副册的代表,秦可卿是正册的代表,晴雯是“金陵十二钗”中又副册的代表,她们分别从三个角度代表着普罗大众的总体命运。
    香菱代表着“天时”,她的“薄命”可概括为“生不逢时”,是由“天时”决定的。秦可卿代表着“地利”,她“薄命”的原因包括“天时”和“地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地利”,也就是她自身的家族背景与贾府这种贵族大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晴雯在小说中是代表着“人和”,她“薄命”的原因包括“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和”,是她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人心向背、人气失和,导致她最终成为家族内部矛盾激化的集中体现——大观园“抄检门”事件的直接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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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我认为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香菱、秦可卿和晴雯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的创作构思。香菱代表“天时”,统领全局,从开始到结束纵贯小说全文,体现了小说“以文补天”的主题思想。而秦可卿与晴雯分别代表“地利”与“人和”,前后呼应,是整个小说的主体,体现了小说“以文济世”的主题思想。(详见《卿何薄命——曹雪芹的千古警世之问》)至于小说的内容,曹雪芹也都有比较完整的交代。第五十七回中薛姨妈说道。
    我的儿,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她这番话实际上是对林黛玉的爱情和薛宝钗的婚姻作最后的总结,也就是为小说三大主线之一的爱情婚姻线作总结。从此以后,写林黛玉与薛宝钗的笔墨越来越少,小说不再提及她们与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问题,甚至有许多回都不见她们的影子。
    第七十四回中,探春那一段议论抄家话,“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是在为家族盛衰线作最后的总结。
    第七十八回中,贾宝玉为晴雯作《芙蓉女儿诔》,并发出“卿何薄命”这一警世之问,是在为个体生命线作最后的总结。
    第八十回中,王道士的“疗妒汤”,是在为整个小说的主题思想“以文补天”和“以文济世”作最后的总结。脂砚斋在此作批。“此科诨一收,方为奇趣之至。”
    以上这几个总结,充分说明《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即三大明主线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收尾,是非常完整的。但曹雪芹狡猾就狡猾在并没有立即结束,而是用一段贾迎春的文字作为幌子,再补一句“终不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你看他临收工了还要放一颗烟幕弹,让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从此找不到北啦!
    (四)曹雪芹自我腰斩《红楼梦》结尾的“证据”
    曹雪芹已经远离我们两个多世纪了,而我们对他的考证资料严重匮乏。因此,无论我们怎么推断,都不可能与曹雪芹创作时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只能通过解读他留下来的这部传世经典,并结合自身的认知范围,来理解、揣测和推断他当初的一些创作思路或思想状况。
    这样做是不是叫“索隐”呢?我觉得严格地说,所谓“索隐”,应该只是针对《红楼梦》的“真事隐”,对小说中所隐藏的“本事”进行探索的一种解读方法。因此,我这种做法与“索隐”应该是两码事。
    之所以在“证据”加上引号,那是因为我的所谓“证据”,并不是第一手铁证,而是加入了我自己的一些主观推测在内。至于能否作为曹雪芹自我腰斩《红楼梦》的“证据”,我就“终不知端的”了,只能留给读者去评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史湘云的谜语暗藏玄机。在第五十回“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一节中,史湘云编了一支《点绛唇》。“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大家猜了半天都不对,结果贾宝玉猜着了,却是“耍的猴儿”。大家不理解,便问道。“前头都好,末后一句怎么解?”史湘云说。“那一个耍的猴子不是剁了尾巴去的?”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说。“他编个谜儿也是刁钻古怪的。”
    史湘云制作的这个谜语,与王道士的“疗妒汤”一样,都让人感觉有一种插科打诨的味道。但认真思想起来,“后事终难继”与“终不知端的”,是否正好相对应呢?这部小说既可供人“消愁破闷”,又可“喷饭供酒”,是否也像一只供人玩耍的猴子?如果像的话,那是不是也被“剁了尾巴去的”?
    2.保留腰斩痕迹的灵感来自“焦尾琴”。如果说《红楼梦》果真是被曹雪芹“剁了尾巴去的”,那么在王道士的“疗妒汤”作结之后就该收尾了。可为什么还要再补一段迎春的文字,最后又加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呢?我认为这是为了保留自我腰斩的痕迹,让人感觉真是原稿被遗失了。而曹雪芹这么做的创作灵感,很可能来自蔡邕的“焦尾琴”。
    中国古琴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焦尾琴”则是我国古代最着名的“四大名琴”之一,它是由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蔡邕字伯喈,汉献帝时,官拜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才女和文学家。《红楼梦》与他们父女俩有着很深的渊源。
    小说第五十四回中,贾母指着史湘云说道。
    我象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贾母所说的《续琵琶》,据说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所作,这种说法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曹、贾互证”的结果,究竟是否曹寅所作尚无定论。但不管《续琵琶》是何人所作,《胡笳十八拍》却是蔡文姬的作品,这是有史料记载的。
    《续琵琶》所续的乃《琵琶记》。《琵琶记》是着名的元末南戏,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蔡邕与赵五娘。《红楼梦》中曾两次提到《琵琶记》,而且贾母所提到的《听琴》恰与“蔡邕听琴”的典故暗合,《琴挑》又与蔡邕所写《琴操》一书暗合。由此可见,《红楼梦》与蔡氏父女有较大的联系。
    根据《溧阳县志》记载,蔡邕当年为逃避战乱和宦官迫害,举家来到了吴地,在溧阳县太虚观东北的观山、黄山湖一带建读书台定居,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焦尾琴”就是在此定居期间,因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而得以制作的。《后汉书·蔡邕列传》中有记载。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扰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 2009年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已经正式发出文件,命名溧阳为“焦尾琴故里”,从此中国音乐史上的这一项空白就被填补了。
    该琴之所以被称为“焦尾琴”,是因为蔡邕在制作时保留了它烧焦的痕迹,因此它又可称为“烧槽琵琶”。后世之人一般用“焦尾琴、焦尾、焦桐、焦琴”等名称来泛指美琴,或比喻历尽磨难的良才,未被赏识的宝器;也有用“桐尾焦、桐爨、爨下桐、爨下残、爨下余、良才入爨”等词语来表示良才不得其用,或比喻遭受摧残而幸免于难的意思。
    根据“焦尾琴”的传奇故事,以及“焦尾琴”所隐含的寓意,我们有理由相信曹雪芹保留腰斩痕迹的创作灵感,很可能就来源于这把举世无双的“焦尾琴”。
    3.“铁笛道人”杨维桢的诗作。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是元代诗坛的领袖人物,曾在元代文坛独领风骚四十余年。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音乐大家,擅长吹奏铁笛,故自号“铁笛道人”。
    读杨维桢诗作,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他那种“生命意志”的狂欢状态和个体意识的无限张扬。他的《铁笛清江引》散曲,兴酣意狂,风采豪迈,淡简深味,几乎可以看作是日后唐寅、李渔等辈的“祖师爷式”作品。
    铁笛一声吹破秋,海底鱼龙斗。……金钗十二行,豪气三千丈。……这的是铁仙人杨太玄。……温柔玉有香,娇嫩情无恙。天若有情天亦痒。……铁笛一声花醉语,不放春归去。……引自梅毅《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仅从以上这几句诗,我们就可看出杨维桢的诗作对《红楼梦》的影响了。“金陵十二钗”与“金钗十二行”相对应;“铁笛无烦说子房”的“铁笛”就是杨维桢最擅长的一种乐器;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与“花醉语”、“玉有香”相对应;《红楼梦曲》中的《虚花悟》有一句“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第二十五回脂批有一句“这的是,前生造定今生债”,与“这的是铁仙人杨太玄”相对应,等等。
    杨维桢还有一首着名的《焦尾辞》。
    焦尾器犹在,焦尾音无遗。眷兹古人器,恒以今四丝。纤手弄掩抑,类作箜篌悲。赤城有佳士,今人古人师。独作古先操,颀然如见之。饮以化人酒,此味从谁知?
    这首《焦尾辞》能否作为曹雪芹创作灵感来自“焦尾琴”的辅证呢?有趣的是诗中有一句“类作箜篌悲”,“箜篌”的谐音为“空猴”、“空后”,能否与史湘云那“剁了尾巴去的”猴子联系起来呢?
    4.如梦初醒般的梦式收尾。脂砚斋说。
    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作此一大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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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梦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几乎没有人这一生都总从不做梦的;但有多少人是将梦完完整整地做好了才醒来的?
    我认为正常人的梦,绝大多数是莫名其妙开始,又稀里糊涂地结束的。小说既然叫作《红楼梦》,当然也就不可能完整地将梦做完。
    所以,题名《红楼梦》,其本身就可作为小说收尾方式的一大证据。这种绝妙的梦式收尾方式,让人感觉如梦初醒,当回味梦境时,这便有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想象空间。
    (五)关于程伟元、高鹗的后四十回之续照以上这种思路推测,如果《红楼梦》真的是被曹雪芹自己腰斩的话,那后四十回的程高之续该如何解释呢?
    对此,我们不妨针对程高之续再行推测一番。我认为程高续的出现,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程高本全部为后人所续。由于脂砚斋在脂批中一再声称,曹雪芹的原稿在传阅的过程中遗失,在八十回之后仍有数十回。这些话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有很多爱红者都纷纷出手一试牛刀,根据曹雪芹前八十回的原着中的各种伏笔、暗示,并模仿作者的口吻,进行或续或补的工作。程高之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种情况是程高本全部为曹雪芹原创。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因为即使曹雪芹对原着重新进行了布置和调整,但其基本思想是不会变的,人物的结局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动——除非是后人故意更改。
    第三种情况是程高本为部分原稿部分添加。我个人认为这最有可能,这种情况既能解释曹雪芹在原稿遗失之后,对前八十回的调整和修改,也能合理说明程高之续与原着的差异。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推测)。曹雪芹完成初稿之后,朋友们都纷纷借阅,可在借阅时不知是何人因何故将原稿中的某些章节给弄丢了。但具体弄丢了哪些章节,现在自然是无人能知的了。曹雪芹得知部分原稿丢失,虽然很难过,但却产生了天才的灵感,决定打破常规,删除后面的结局。但他当时也许并没有直接销毁被他删除的原稿,这部分原稿就在不经意间被留存了下来,最终七绕八弯地流入到书商程伟元的手中。
    那时候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原着,已经在社会上小范围地流传了,但人们普遍认为原着是残缺不全的,尽管爱不释手,却总有一些遗憾在心。程伟元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商机,于是就请人将其补全。而在续补的过程中,为了能使续补的内容更合理,更符合自己的思想观念,或者说是更符合当时的社会主流,因而对之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尽可能地使之与前八十回原着融合。
    不管现存的程高本是属于以上哪一种情况,就从这后四十回的文本来看,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发展,还是人物最终的命运安排,无论是表现作品的艺术性上,还是在体现小说的主题思想上,都与曹雪芹前八十回的原着,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人生经历、生活背景等都不相同,就算你的文学修养高于曹雪芹,也不可能写出与之完全相同的文章来。
    尽管带脂评的前八十回原着,已经能够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和解读曹雪芹的主要思想观念,并从中感悟到生命的真谛;尽管程高之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红楼梦》的思想性,甚至有颓废的倾向,但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在形式上更符合小说的一般概念,其结局更符合时代背景下的大众思维方式。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四十回的后续,为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红楼梦》得以飞进千家万户,广为流传。从这个意义来说,程高之续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我们后世之人应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评价程高之续,决不能说什么狗尾续貂之类的话来加以全盘否定。而且这部分内容仍然可以点缀于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之后,以满足普罗大众的阅读心理,只要我们在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小说的主题时,不受其影响就行了。
    (六)《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曹雪芹在介绍《红楼梦》的来历时,说这部书原来是女娲补天时遗留下的顽石——“通灵宝玉”幻形入世之后的一段亲见亲闻。故事的一号男主人公名叫贾宝玉,女主人公为林黛玉,另外还有妙玉、红玉等。由此可见,“玉”是小说的大关键、大节目。如果我们把这部绝世经典,比作是一块精美异常的宝玉,应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有趣的是这部书的形成过程,又恰恰与古代加工玉器的过程十分相似。
    我国古人对玉的加工非常有讲究,其过程主要有切、磋、琢、磨四大工序。“切”,就是切割,这是加工的第一步。玉一般是包含在石头里面,很少有一整块都是玉的,所以人们拿到石料后,首先是对原料进行切割,直到见玉为止;“磋”,就是初步的磋边整形。当人们经过切割见到玉之后,就要根据玉的质地、大小、外形等进行设计,然后按照设计图纸对毛坯进行磋边整形;“琢”,就是雕刻,按照图纸进行精雕细刻,这是最关键的工序;“磨”,雕刻完成之后,就是最后的打磨工作了,主要打磨毛刺和抛光。
    这是玉器的简单加工过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也经过了“切磋琢磨”的四道工序。曹雪芹根据自己亲见亲闻的基本素材创作完成《红楼梦》的原稿之后,或者是部分原稿遗失之后,他开始了第一道工序“切”,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切尾断臂。然后,根据自己的总体构思,进行收尾和关键人物顺序的调整与布局,也就是“磋”的工序。接下来就是精雕细刻的过程,要将所有对结局的预示,都巧妙合理地融入小说,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和烦琐的工作。最后是“打磨”,也就是进一步地通篇审稿,剔除毛刺及为文章润色等工作。
    可曹雪芹就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时,终因心力憔悴,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所谓的“书未成”,应该是指最后“打磨”工作没有结束,而不是小说的主体结构未完。那么第二十二回的庚辰脂批说。“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笏叟。”我们能不能理解为曹雪芹最后只“打磨”到第二十二回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在解读《红楼梦》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矛盾和明显的硬伤了。尽管小说主题思想和内容结构都已完整,但这毕竟是一件尚未最终完工的工艺品。纵然如此,这部小说仍能称得上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经典着作,是一部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艺术品。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魅力就在于经过切尾断臂之后,其故事、人物的结局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绝大多数的读者往往只注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如果曹雪芹将小说仅仅定格在一种结果上,读者就不可能反复地研究其过程,那他当初的创作动机,就永远都不可能被世人理解。虽然他预示了悲剧的结局,但他又不希望悲剧继续发生。而要改变这样的结局,就必须警醒世人,找到产生悲剧的原因。而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每个读者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其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不确定的,所以,他只能用一句“终不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来结束小说。
    曹雪芹在小说结尾的处理上采用了逆向的思维方式,反其道而行之,当小说进行到最高潮时,果断地将限定人们思维的结果砍去,这就使得整个故事的结局,产生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必然之“势”,而这个“势”具有无限的可释性、可考性、可辩性和可续性。
    老子的《道德经》第十一章说。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一章节阐述了“有”和“无”的辩证关系,而一部《红楼梦》又将“有”和“无”的辩证关系运用到了极致,曹雪芹充分利用留白的艺术手法,也就是利用“无”使小说产生空灵、飘逸的特殊艺术效果。其中最大的一处留白,就是小说的结尾,所谓“无为有处有还无”,正因为此处的“无”,才使得后世的读者万人读万人“有”,而正是这些万人之“有”,才共同组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红学盛宴!
    因此,我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中国的维纳斯”,她与断臂的维纳斯女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后面的内容是被曹雪芹自己砍去的,那他一定是个天才;如果真的是被遗失的,那这一定是天意。天才和天意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就像最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在人类文学史的巅峰!
    三、脂砚斋与脂批的认识误区自从1927年发现第一本带有“脂砚斋评”的《红楼梦》手抄本开始,“脂砚斋”一词就成了爱红者们高谈快论的一大焦点,人们对“脂批”产生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信任和追崇,而对“脂砚斋”的研究也迅速成为红学的四大“外学”之一的“脂学”。脂砚斋到底是何许人也?恐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脂砚斋的点评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红楼梦》的主题和解读曹雪芹的真实思想呢?回答也是很模糊的,要不然《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也不会直到今天仍然是红迷们争论的热门话题。
    面对这样一个说不清又道不明的脂砚斋,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供我们对之进行考证,唯一的依据就是他(或她,或他们)留给世人的几千条“脂批”。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呢?
    (一)打开脂砚斋的缺口——史湘云的婚姻根据我对脂砚斋和脂批的对比研究,我认为真正能打开脂砚斋的缺口,就是史湘云的婚姻。
    小说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丫鬟翠缕两人在一段精彩的“阴阳论”之后,突然发现贾宝玉丢失的一个金麒麟。翠缕一看笑道。“可分出阴阳来了。”史湘云拿过来举目一验,原来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她自己随身所佩的那个又大又有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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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其实稍有点悟性的读者,都能看得懂翠缕话中的含义,她所指的阴阳,即史湘云的麒麟为阴,捡到的这个为阳。她主要是从大小和文彩上进行区分的。很显然,这两个麒麟刚好是一对,以至于史湘云拿在手上只管出神,默默无言。
    脂砚斋在此留下一条脂批说。“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这条脂批至少告诉我们两条重要信息。一是脂砚斋有可能曾见过八十回以后的原稿,其中有卫若兰在射圃时的情节,并且他所佩戴的麒麟正是宝玉从道观带回来的,也就是史湘云刚刚捡到的这一个。二是此回回目为“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既然麒麟是史湘云随身佩戴之物,那就很明显这是针对她的婚姻而言的,而脂批的意思其实就是暗示我们,她的婚姻很可能就与卫若兰有关。现在的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卫若兰将成为史湘云的丈夫,唯一的依据也就是这条脂批。
    关于第一条信息,我在前面已经对原稿遗失事件作了充分说明,至于其中是否有卫若兰在射圃的情节,我们暂且放一放,重点先来分析另外一条信息。
    提到史湘云的婚姻,脂批中虽然已经透露,很可能与卫若兰有关。但卫若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只知道他是一位王孙公子哥,名字只是在秦可卿出殡时出现过一次,其他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根据前八十回的内容,如果不是脂砚斋留下的这条脂批,读者就是想断三千烦恼丝,恐怕也不可能联想到卫若兰!
    脂砚斋为什么要将这个毫无印象的卫若兰推荐给读者?他真的会是史湘云未来的“白马王子”吗?要解开这个谜,恐怕还得从史湘云自己身上着手才行。
    毫无疑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句话作为一回的回目,肯定有比较重要的内涵,一般都认为这是对史湘云婚姻的一种暗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我认为这句话共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点。“麒麟”、“白首”和“双星”。这三个要点必须结合在一起来理解,才能完整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理解“麒麟”是怎么一回事。麒麟,一层是指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二是比喻才能杰出的人。这里取第二层意思。当时什么样的人堪称才能杰出呢?要么文才,要么武才。才之文武,国之栋梁,朝廷百官都是分为文官和武官。
    至于“双星”,古代一直有文曲星、武曲星之说,很显然与文才、武才相对应。这一点在小说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佐证。第八回中秦钟第一次见到贾母,贾母送他一个荷包和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这里的文星就是文曲星。脂砚斋甲戌眉批说。“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
    “白首”,字面上通常是指夫妻白头到老的意思。每一对新人结婚时,我们都会祝愿他们白首到老。但如果认为只有夫妻长相厮守一直到老才叫白首的话,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迂腐。正确理解这应该是一种美好祝愿,也就是说麒麟所指代的双星,将会喜结百年之好,成为人们祝福的对象。至于说最终能否真的白首到老,谁也不能保证。
    所以说,“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句话预示了史湘云将来的婚姻,是文曲星和武曲星的结合。如果说史湘云的麒麟娇小玲珑,为阴为文的话,那她丈夫的就是为阳为武。所谓“文治武功”,唯有文武合璧,方能“霁月光风耀玉堂”。
    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曹雪芹塑造的史湘云这个人物形象上得到证明。文采方面她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各有所长,不分伯仲,林为专,薛为博,而她则是急智,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和凹晶馆与黛玉联诗,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在一般世人的眼里,只有像李白这样男性方可称为文曲星,而很少有把女性比作文曲星的,所以作者就巧妙地将她塑造成一个倜傥潇洒、个性豁达、大有男子之风的形象。她穿上宝玉的服装,就连贾母都将她误认作宝玉。尤其是《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与宝玉一起烤鹿肉,令人难忘,就连她那句话也堪称经典。“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活脱脱一个魏晋名士的狂傲之相!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第六十三回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她把葵官打扮成男子模样,还取名为韦大英。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在她的内心深处对英雄人物的爱慕。“惟大英雄能本色!”这才是真正符合史湘云人物个性特征的追求目标。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两句话正好配成一对,一文一武,恰恰对应了麒麟所伏的双星。从这里我们就更能断定史湘云的另一半应该是武曲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红学界有一种非常权威的观点,认为这白首双星应该是牛郎与织女双星,而且最有可能与她共白首的,只有贾宝玉。因为宝玉才貌双全,又是天界的神瑛使者下凡,比较符合才貌仙郎的说法。而卫若兰呢?不过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判词中不是有史湘云成为寡妇的预示吗?好,就让她与卫若兰结婚,再让卫若兰先死一步,这样就符合作者的意思了。最后安排她与贾宝玉劫后重逢,白首到老。
    这种观点首先不符合“麒麟”内含才能杰出的意思,其次是机械化地理解了“白首”的文化内涵,既不能与史湘云的形象对应,也不能合理推测她的最终命运,更不能反映小说的主题思想。
    既然史湘云的丈夫是位英雄人物,那我们能不能从文本中将他找出来呢?我认为是可能的,他就是冯紫英(冯紫英、冯紫英,就是与英雄相逢的意思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十四回秦可卿出殡路祭一段中是这样介绍的。“余者锦乡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陈也俊、卫若兰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作者在这里为什么很含糊地说卫若兰是诸王孙公子中的一员,却要突出说明冯紫英是神武将军之子呢?所谓将门出虎子,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只要说到将军之子,十有八九都是少年英雄之类的人物。
    事实上,小说中也是这么描写他的。第二十六回。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说犹未了,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坐。……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
    在这一回里脂砚斋、畸笏叟做了一件好事,为冯紫英加了几个批注。
    甲戌侧批。一派英气如在纸上,特为金闺润色也。
    庚辰眉批。紫英豪侠小文三段,是为金闺间色之文,壬午雨窗。
    庚辰眉批。写倪二、紫英、湘莲、玉菡侠文,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丁亥夏。畸笏叟。
    第三十一回王夫人说。“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还是那们着。”三十二回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听见前儿你大喜了。”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不答。从她的表情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她对这门亲事是相当满意的。按照她的个性,如果不满意,那肯定是会放在脸上的。
    第二十九回提到贾宝玉将麒麟揣在怀里,刚想说话,这时有人报说冯将军家来人了,这也太巧啦!来干吗?原来冯紫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银之类的东西送礼。是不是攀了亲的缘故,还不太好说,因为后面还有别人也来了。
    冯紫英可谓英雄,只有他能配得上武曲星的头衔。他的长相也是英气勃勃,跃然纸上,堪与贾宝玉媲美。如果说他就是与史湘云定了亲的“才貌仙郎”、“白马王子”的话,其理由显然要比卫若兰,甚至贾宝玉都更加充分。
    可令人头疼的是,脂砚斋为什么要冷不丁地推出一个卫若兰来呢?而且还煞有介事地称卫若兰所佩戴的麒麟正是史湘云捡到的这个,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脂砚斋应该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看,好像是将根本不为人看好的卫若兰,从幕后推向前台。但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强调冯紫英,以弥补小说的“遗漏”。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确认史湘云的丈夫是位武曲星,并且推断冯紫英是位大英雄,但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史湘云的“白马王子”就非他莫属。而脂砚斋在此忽然抛出一个卫若兰,用他来加以“间色”,却反而坐实了冯紫英。
    因为脂砚斋在第二十六回又为冯紫英加一批。“惜卫若兰射圃文字无稿。叹叹!丁亥夏。笏叟。”与前面的脂批相比,一个是评于甲戌年,一个评于庚辰年,时间虽相隔了六七年,同样是说卫若兰射圃,却分别批于史湘云与冯紫英之后。这就充分说明两个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其实话又说回来,无论是冯紫英还是卫若兰,他们应该都是英雄,他们的出场都是代表着武曲星,这一点是相同的,因为射圃本身就是习武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是英雄,那今后就肯定会有战事,也才会有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可能,史湘云最终会变为寡妇的悲剧命运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与史湘云的判词判曲完全吻合。正是。
    霁月风光仙郎配,玉堂荣耀千古垂。文武合璧建功业,湘江水涸英雄泪。只恐夜深花睡去,梦里几度壮士归。照得乾坤万人笑,云散高唐终不悔!
    至于为什么会有战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之必然。但作为身处盛世的人们,枉谈战事,恐怕是多有不便,稍一不慎,就会有被“文字狱”捕获的风险。这应该就是曹雪芹故意“遗漏”,再由脂砚斋闪烁其词地加以弥补的原因吧。
    (三)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史湘云的婚姻对象究竟是谁,对我们后世的读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婚姻为我们认识脂砚斋打开了一个缺口。
    邓遂夫先生在他的《走出象牙之塔》一文中说。“事实上,由于脂批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不仅使它大大地超越了明清评点派而独树一帜,就是在整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恐怕也算得上一个特例。”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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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首先,脂批是和现在公认的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巨着相伴而生的。所谓“相伴而生”,我是指从曹雪芹生前十余年,即从甲戌定本之前的一两次修订稿开始,便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固定的运作程式——作者每修订一次书稿,脂砚斋立即作一次“阅评”,畸笏叟也紧接着誊抄一次新的定本。这一部伟大巨着的诞生,竟采取了创作与评论(或曰解说)同步进行的独特方式,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委实闻所未闻。更重要的是,在那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封建时代,脂批从一开始便认定《红楼梦》是一部“打破历来小说窠臼”的“千古未有之奇书”,“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这一经得起长期历史检验的总体评价,以及慧眼独具的评论视角与方法,都是那些在作品已经产生影响之后再去作“事后诸葛亮”式评点的明清评点派难望其项背的。
    其次,从现存脂评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曹雪芹自甲戌以降的历次修订稿,书名都清一色地写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大概可以说明,自脂批产生伊始,作者便一直坚持在书名中将脂砚斋的“评”和他的小说相并列,从而凸显出脂批与《红楼梦》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特点。这从脂批在解读《红楼梦》诸多谜题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上,亦可相应地得到证明。此外,作者坚持使用这样的书名,分明表达了他希望脂批与《红楼梦》不独“相伴而生”还应“共存永葆”的心愿。脂批与《红楼梦》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特性,也是任何小说评点所不具备的。
    再者,脂砚斋在批语中公然以作者的亲属兼助手的“知情者”面目现身说法,这在过去的文学批评尤其小说评点中亦属罕见。须知,并不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适宜采用这种容易产生“王婆卖瓜”之嫌的方式去评说的,可是对于《红楼梦》这部充满了难解之谜的“奇书”来说,却唯有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才最能引起读者的重视与思索。相信每一位认真阅读过甲戌本和庚辰本的读者,定能对此有所体会。引自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年4月第6版。
    根据邓遂夫的观点,再结合我对史湘云婚姻之谜的解读,我认为脂砚斋的真正身份,要么就是曹雪芹自己,要么就是与曹雪芹关系最为密切的亲人,而且很多关键的脂批应该都是在曹雪芹的授意之下进行的。只有这样理解,红学中的这一死结,才能得到最为合理的解释。
    1.脂批是小说的必要补充。曹雪芹在删除小说结尾之后,尽管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调整和修改,但总是有许多内容无法直接切入,尤其是小说开头说过“毫不干涉时世”,“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等语,因此只能用脂批形式来加以补充说明。如“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异”,“借省亲事写南巡”等批语,就是最好的补充。另外对我们理解人物的形象也是有益的补充。如贾宝玉的“情不情”、林黛玉的“情情”、薛宝钗的“紫薇舍人薛公之后”、史湘云的“卫若兰射圃”等,如果不是这些脂批,读者就不可能更全面地解读。
    2.利用脂批演唱双簧戏。为了能使读者正确解得其中之味,曹雪芹经常利用脂批来唱双簧。比如前面我说到的关于朝代年纪无考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空空道人与顽石在对话,实际上是脂砚斋也加入其中了。这样一辩,我们对“无考”的概念就会更加清晰。还有关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也是一出“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双簧戏。
    3.利用脂批混淆视听。曹雪芹之所以要删除小说的结尾,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关注结局,更多的是要理解整个过程,往深层次思想去探索,寻找其中的原因。而脂批则是把人们的目光往最表层上引,再抛出什么后面的内容在传阅的过程中遗失等许多误导性的信息。这样一来,那些统治者的卫道士们都被脂批带进了迷魂阵,明知道《红楼梦》有反君主专制的内容,却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从而使得这部绝世经典能够在残酷的“文字狱”下,安全地流传下来。当然,这些脂批同样迷惑了后世读者们两百多年,但这也是曹雪芹在那种时代之下无可奈何之选择!正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4.脂砚斋是最佳解说员。脂批完全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对小说进行适时的点评。表面文章做得越逼真,越不容易引起当局者的怀疑。正因为是局外人的适时点评,那自然就会有一些与曹雪芹原意不相符的“缺陷”,以及与我们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之处。
    脂砚斋的所有批语都遵循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因此,我们对待脂砚斋和脂批,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先根据自己的理解,然后对照脂批,找出与之存在的差异。很多道理往往就隐藏在这些差异之中,只有反复品悟这些差异,才能解得其中真味。
    综上所述,红学中的三大认识误区,几乎能够涵括两百多年来,人们针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大小争议、天女散花般的谜团,差不多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得到答案。因此,我认为只要解决了这些误区,就能够确立一个梅新林教授所说的“融合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于一体的基点”,这也正是周汝昌“三大基点问题”的共同指向——《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我们只有统一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不再过度关注小说的结尾,不再强行索隐曹雪芹的“本事”,正确对待脂砚斋的点评,才能真正打开这座“太虚幻境”的大门,顺着“传统文化”这条天然的通道,不断挖掘出里面最为丰富的宝藏,并将其全部转化成现代人能够吸收的养分,造福于全人类!大厦将倾雪澌澌——贾府走向败落的原因贾府,一个历经赫赫百年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尽管我们在小说中并没有看到它轰然倒塌的样子,但在这风声鹤唳之中,我们早已闻到了它那腐烂的味道,悲凉之雾扑面而来。
    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势”,让这个本来很特殊的、偶然的家族败落事件,一下子升格成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结果。这就是曹雪芹那独具匠心的结尾方式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山雨欲来风萧萧,大厦将倾雪澌澌。在贾府从兴盛走向败落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怎样的端倪,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一、从一起百年悬案说开去研读过《红楼梦》的人几乎都知道,那个将小说推向高潮,最终以逼死晴雯为代价的“抄检门”事件,实际上是贾府被抄家治罪的一次预演。
    可笑的是这起“抄检门”事件的导火索,说起来却是一只无厘头的十锦春意香袋。而这只香袋到底被谁丢弃的,到底是无意中的丢失,还是有预谋的行为,这些问题则成了两百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一段公案。
    关于这个问题,“也是红楼梦中人”论坛网,曾经就“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到底是谁的”为题,展开了一场红黑论战,参加论战的红学爱好者们非常踊跃,积极发言,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有147人进行了投票。其中司棋得81票,占总数的51.1%,位居榜首;以下分别是尤氏13票占8.84%,薛宝钗12票占8.16%,王熙凤7票占4.76%,香菱5票占3.4%,其他29票占19.73%。
    综合这些网友五花八门的发言,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样两个共同点。一是都没有真正说清楚,这件事与《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二是基本上分成无意和故意两种说法,但都没有能说出令人信服的原因和动机。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无法最终定论之谜。那我们的话题不妨就从解开这个谜团开始。
    品悟红楼品悟红楼第一篇补天和济世(一)是无意丢失还是有预谋的行为我认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是要弄清楚绣春囊的出现,到底是被人无意中丢失的,还是一次有预谋的人为布局,这是一个判断的前提。
    如果说是被无意中丢失的,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司棋的。因为在这之前,小说中曾经写到过她与表弟潘又安在大观园内幽会,不巧被鸳鸯撞见,她一直很担心鸳鸯会将此丑事捅出去,因此而羞忧成病。而且在抄检大观园时,又从她的箱子里抄出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和一个大红双喜笺帖。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第七十四回)从这两点来看,这个春意袋就非常有可能是在司棋与表弟约会时,不小心丢失的,这也正是她在论战中高居榜首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曹雪芹在小说中,不仅仅是描述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还写了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爱情的普遍向往与追求。比如贾蔷与龄官、贾环与彩云、贾芸与小红、司棋与潘又安等等,尽管最终的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但这些人都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由的爱情,并不存在门户之见、等级之分。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对这些人的爱情,应该说是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肯定。
    那么再看这只绣春囊,上面绣着“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的色情图画。这类东西如果是在夫妻的私房之内,供夫妻二人调情取乐之用,那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值得提倡。但要是出现在两个未婚男女身上,不要说是封建社会,就是在人们思想已经非常开放的今天,这恐怕也是见不得光的,经常被认为只有鸡鸣狗盗之人才会做出的事吧。
    据此我基本上可以为司棋盖棺定论,此事绝非她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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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那会不会是其他人所遗失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小,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本是私房之中的一种小道具,有谁会吃饱饭没事找事做,把这玩意儿随便带在身边呢?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无意丢失这一环给否决了,也就是说这件事必然是有人预先布的一个局。
    (二)设计此局的目的和动机既然是有人事先布了这么一个局,那此人就一定要有所企图,而背后的企图又是什么呢?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挖出此人背后的企图,我觉得应该从捡到这个绣春囊的人身上来找原因。有人说她不过是一个傻子,你能找出什么原因来呢?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个“傻”字上!
    我们来看小说中怎么描述她的。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岁,是新挑上来的与贾母这边提水桶扫院子专作粗活的一个丫头。只因他生得体肥面阔,两只大脚,作粗活简捷爽利,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行事出言,常在规矩之外。贾母因喜欢他爽利便捷,又喜他出言可以发笑,便起名为“呆大姐”,常闷来便引他取笑一回,毫无避忌,因此又叫他作“痴丫头”。他纵有失礼之处,见贾母喜欢他,众人也就不去苛责。(第七十三回)布局之人的用心,在此可见端倪。如果这个绣春囊是被一个大脑正常的人看到,第一反应就是先藏起来,然后再悄悄地调查,或者干脆就地隐瞒。比如“邢夫人接来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邢夫人回头看时,都是些女孩儿,不便递与,自己便塞在袖内,心内十分罕异,揣摩此物从何而至,且不形于声色,且来至迎春室中”。虽然邢夫人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但遇到这种事情时,她显得十分慎重和冷静。
    而唯独这种傻大姐,捡到绣春囊,才会不知轻重好坏地到处宣扬,你看她“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与贾母看”。正如脂砚斋所言。“险极妙极!”
    要知道这绣春囊一旦到了贾母眼前,那可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了,荣府堂堂一个诗礼之家,大观园又何等严肃清幽之地,金闺玉阁之内竟然有此等秽物!本来为了查赌之事已经闹得人心惶惶的了,如果再添此事,你想想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而这正是那个布局之人想要看到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地想一想,如果绣春囊事件真的闹到了贾母跟前,会有抄检大观园这样简单吗?会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我想应该不会的,也许要把整个荣宁二府闹个底朝天才会罢休!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的话,谁将成为这起事件的最大嫌疑呢?
    我认为首选之人定是王熙凤无疑!当王夫人得知此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并立即前去兴师问罪。而王熙凤呢?尽管她为自己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做这种事的理由,但她房中确有这种类似的玩意儿,那是她自己都承认的事实。
    很显然,如果事态能像布局之人所预料的那样扩大化,就必然会查抄到王熙凤房里,一旦发现有这些玩意儿,尽管她说那东西是市卖货,她的东西都比这些还要好,但谁又能保证她就没有一两件稍差一等的呢?到那时她将百口难辩,就算不是自己遗失在园内,那也与她脱不了干系。
    这才是布局之人真正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栽赃嫁祸于王熙凤!
    (三)幕后的始作俑者话说到这个分上,其实已经有一个人浮出水面了。是谁?宁府的尤氏!
    很多人会表示怀疑甚至反对,因为从尤氏的一贯表现来看,她是一个逆来顺受、温柔敦厚、少言寡语的人,她怎么会成了最大的肇事嫌疑呢?
    首先,她有作案时间。大家看第七十三回。
    尤氏便往凤姐儿处来闲话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往园内寻众姑嫂闲谈。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就往园内散散心来。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防迎头撞见邢夫人,抬头看见,方才站住。
    你们说这是刚好凑巧呢,还是尤氏看到了傻大姐才丢的香袋呢?
    其次,她有作案动机。她的作案动机就是向王熙凤实施报复行动。为什么报复?为她妹妹尤二姐的死。当尤二姐被王熙凤骗进贾府时,她曾对王熙凤说过一句话“但一有个不是,是往你身上推的”(第六十九回)。虽说她们不是同母嫡生,但好歹都是一起长大的姐妹,妹妹含恨而死,做姐姐的为她查明真相,替她申冤,这是很在常理之事。
    第三,她的城府颇深。她善于察言观色,轻描淡写就化解了金寡妇的怒气。秦钟在学堂打架之事,金寡妇本来是满脸怒气,前来兴师问罪的,可被尤的一番话说得将“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的都丢在爪洼国去了”。这是其一。其二她在贾珍与秦可卿的事情上,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她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秦可卿死后,她借故“犯了旧疾”,一概不出来料理事务。其三俗话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尤二姐死后,她显得出奇地冷静,这种不合常理的表现,正说明了她正处于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第四,她有作案条件。绣春囊本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东西,别人怎么可能知道?王夫人也是看到之后,才猜想王熙凤可能会有的。而她早就料定王熙凤必有此物,因为我们从秦可卿的房间布置,就能判断她的房中会有这样的东西。那王熙凤与秦可卿关系最好,与贾蓉又很暧昧,而贾蓉与贾琏、贾珍等都是当出入于风月场之人。这一点上尤氏是深受其害之人,她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以上四点,足可证明只有尤氏能布得出这样的局。
    (四)对事情真相的简单推测自从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败露之后,王熙凤可谓是机关算尽,先是“请君入瓮”,将尤二姐骗进府来,断其后路。然后“弄小巧借剑杀人”,利用秋桐对尤二姐进行百般羞辱和折磨,再借胡太医之手打掉她腹中的胎儿,最终逼得尤二姐走投无路而吞金自杀。尽管这一切,王熙凤做得是可谓天衣无缝,但深藏不露的尤氏,过后马上就明白过来了。这一切定是王熙凤在背后策划无疑,而她如果直接前去兴师问罪,必然是自取其辱,因此她只能是静观其变,伺机报复。
    正好大观园内的查赌事件,一下子闹得人心惶惶,乱作一团,尤氏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她就来到园内,正好看到傻大姐在乱石后面掏促织儿,她便悄悄扔了个十锦春意香袋过去,希望这个不知道好歹的傻子,把这东西拿到贾母面前,先把事情闹大,到时候她便可以浑水摸鱼,暗中把大家的视线往王熙凤身上引。
    她这一招“移花接木”之计,本来是占尽了天时和地利的,可偏偏败在了人和上。没想到傻大姐迎头就撞上了邢夫人,将她的妙计彻底搅黄了。而邢夫人本来也想利用这次机会,给王夫人出点难题。于是,在众人各怀鬼胎之下,大观园中预演了一次抄家行动,可结果是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牵扯到王熙凤,反而是邢夫人的心腹王善保家的,被探春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并打了一记耳光,结果迎春的丫鬟司棋成了替罪羊,被人冤枉到今天。
    盘点这次“抄检门”事件,真正的大赢家反而是王夫人,赚了个大满贯,除去心头一患,逼死了晴雯。一个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枉死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斗争之中!
    二、贾府彻底败落的导火索肯定有很多人尽管也认可这是一起人为的预谋事件,但对上述推测持怀疑态度。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是尤氏呢?要知道整个贾府那么多人,居心叵测的多着呢,谁都有可能做的。
    不错,贾府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小天地,这些人用王熙凤的话来形容,一个个都有“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儿不扶”的全挂子武艺。但在“绣春囊事件”上,他们作案的动机是什么?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与小说中的诸多伏笔和暗示相吻合,能不能反映《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一)小说中的诸多暗示《红楼梦》第五回是全书的总纲,尤其是警幻仙子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中所记载的判词,和十二支“红楼梦曲”,都是对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的预示和安排。这些判词判曲,必须结合小说的内容,才能完整地理解。
    既然这起事件的起因,是要栽赃嫁祸于王熙凤,那我们不如就从王熙凤身上,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来看看关乎王熙凤一生命运的判词。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前两句很好理解,王熙凤之才那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荣府这一大摊子杂事,还是协理宁国府操办秦可卿丧事的盛大场面,都充分显示了她的管理能力。至于“末世”的概念,正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王熙凤、贾琏之辈都属于第四代,已趋向于末世。
    第三句“一从二令三人木”。简单地说,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指王熙凤与贾琏婚姻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小说中对此描述得也非常清楚,刚开始时面临许多重大的决策,贾琏基本上还是顺着王熙凤的意思,王熙凤也会征求贾琏的意见。此为“一从”。但自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铁槛寺弄权得利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王熙凤对贾琏颇有些颐指气使起来,贾琏对她也慢慢地冷落了,在偷娶尤二姐事件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王熙凤的反应也最为强烈,最终才会造成尤二姐吞金自杀。此为“二令”。最后的“三人木”使用了拆字法,“人木”可还原为“休”,通常的解释是王熙凤被贾琏休弃的意思。
    第四句“哭向金陵事更哀”。很显然,王熙凤被贾琏休弃之后,只好带着巧姐回金陵的娘家。结合巧姐的判词判曲来推测,他们回到金陵之后的遭遇,肯定是更加的悲惨。王熙凤本来就是大病未愈,又遭到一连串的打击,最终一命呜呼。巧姐被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所卖,幸好巧遇刘姥姥而得救。
    如果就这样来解释王熙凤,很多人都会觉得太简单了。正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这样去理解,好像这不是曹雪芹的作风。前面小说中能够找到答案的,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王熙凤被贾琏休弃,和她回到金陵以后的情节,小说中并没有直接交代。因此大家就围着脂砚斋说的“拆字法”而打转,弄出几十种解读结果出来,让人有些无所适从。
    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人木”即为“休”,也就是“休弃”,只要我们解决了王熙凤被“休弃”的问题,那就什么都能解释了。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的大权,都掌握在男子手中。但无论是凭王熙凤个人的能力,还是她在贾府的地位,以及她在贾母王夫人心目中的分量来说,贾琏要想休弃她,一般的理由肯定是行不通的。
    就算小说中有多处描写她与贾蓉关系暧昧,但并没有充分理由断定两人有暗通款曲之事。就算她贪污公款达数万之多,但那与贾琏的利益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都不能成为她被休弃的理由。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才能让贾琏休妻成功呢?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她借剑杀人之事被人捅破,再加上她平时的种种恶行,数罪并发。那样的话,不要说贾琏有充分的理由休她,恐怕整个贾府都没有人再容忍她。
    因此,我们就要围绕这起事件来谈。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发之后,王熙凤可谓是机关算尽,先是“请君入瓮”,后是“借剑杀人”,最终逼得尤二姐吞金自杀。在这一点上,王熙凤自认为是最聪明最得意的一举,但判曲中却说她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就说明王熙凤最终必然要为她所谓的聪明而买单。
    在小说中,有可能要向王熙凤讨回公道的人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尤氏,前面的“绣春囊事件”中,我已经分析过了。另一个是张华。第六十九回中,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留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隐患。
    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复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
    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扯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
    尤氏的移花接木之计虽然失败了,但这件事却让我们理清了八十回以后的走向,她必然还会再有第二计第三计,直到搞倒王熙凤为止。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她认为凭自己一人之力远远不够的话,她肯定会利用或勾结外部的势力,来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那最有可能与她一起联合对抗王熙凤的人,就是张华!
    这样一来,王熙凤借剑杀人事件便会越闹越大,不仅她自己被贾琏休弃,而且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整个贾府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被人利用,而致抄家问罪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一个百年家族就此倒塌。
    最终这一过程就全部印证了“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欠命的,命已还”,“冤冤相报实非轻”等所有的判词判曲。
    不要说不肖种种都出在荣府,真正的肇事者还是宁府之人。贾府的祖宗基业败就败在贾敬之后,一方面是他疏于管教,另一方面是他死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加速了贾府败落的进程。贾府事业消亡的罪魁祸首当属宁府之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情而起,这个情并不是正常的伦常之情(即夫妻之情),而是非伦常的孽情,这种孽情在因与果的联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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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二)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关系我在第一章讨论《红楼梦》主题思想时,提出小说共有三条明主线。个体生命线、爱情婚姻线和家族兴衰线。
    作为小说的一大主线,历经百年的大家族贾府的由荣到枯,绝不是一日之功,必然要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在秦可卿的突然死亡事件上,就已经暴露出了一些端倪,正如秦可卿的判曲中所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其实曹雪芹这个人真的很仁慈,说得非常含蓄,他怎么也不忍心对秦可卿重拳出击,而只是用了“擅”和“秉”这两个主动词,对她的形象作一个概括。如果这一切只是针对自己的丈夫贾蓉,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偏偏发生在她与贾珍之间,那就不能不称之为淫了。
    所谓“万恶淫为首”,“淫”是一切罪恶的根本,这是被从古到今千千万万个事实所证明了的。当然,如果硬要把她与贾珍的淫行,说成是贾府败落的直接原因,那还为时过早,毕竟这仅仅是一个量变的开端,而真正的质变,却要等到贾敬死后,尤氏姐妹花登台亮相时才会产生。
    我们来看,自从秦可卿死后,贾珍父子几乎很少出场,即使提到,也基本上与“淫”字挂不上边。表面上看一直是风平浪静的,而等到贾敬死后,尤氏姐妹二人的再次出场,使得这对父子又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全然不顾国孝家孝在身,为了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干脆就把贾琏给拉下了水,唆使他偷娶尤二姐。结果东窗事发,闯下了大祸,引发了“母老虎”王熙凤的借剑杀人。这样一来,许多小的量变就产生了巨大的质变。
    贾琏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慑于王熙凤的威力,在外面一直都只是小打小闹,如狎娈童、偷多姑娘等,这些小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毕竟还不能动摇到王熙凤的地位,因此她采取的是鸵鸟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有什么大的出格事,她也能轻描淡写地摆平了。
    而自从冒出一个尤二姐,贾琏的心理产生了质的变化,他对尤二姐动了真心思,在贾珍父子的帮衬下,狠下心来偷娶了尤二姐。这件事不发不要紧,一旦事发那还了得!王熙凤是何许人也!尤二姐的出现,使这个一直很高傲的女人,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危机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有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
    有人说王熙凤害死人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如贾瑞就是她间接害死的,还有在铁槛寺弄权,也造成了一对有情人双双殉情,这次应该也不足为奇吧。
    的确,她是曾经害过人,但第一次贾瑞事件,她的出发点只是耍点小聪明,惩罚一下他而已,虽然有点过火,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第二次在铁槛寺,她的出发点也只是逞能贪贿,耍些手腕而已,主观上也没有要去害死人。然而在尤二姐这件事情上,她确确实实在主观上想致尤二姐于死地;对已经逃走的张华,她也是主观上要杀人灭口的。
    所以说,整个量变的过程通过几条线索,最终都汇聚到王熙凤杀人事件上来了,至此就产生了质变,而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源还是一个“淫”字。如果不是因为“淫”,贾珍父子不会形成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为“淫”,他们也不会把贾琏拉下水;如果不是因为“淫”,贾琏也不会胆大到偷娶尤二姐;如果不是因为“淫”,王熙凤也不会去杀人。
    王熙凤曾说过。“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她自己的这句话,更加反证了她必然要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她的报应最终也成了贾府败落的导火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可卿临死之前曾托梦于王熙凤,希望她能挽回家族败落的命运,结果这个为贾府“意悬悬半世心”的王熙凤,却成了这个封建大家族最后的掘墓人!脂砚斋评说。“此回可卿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然必写出自可卿之意也,则又有他意寓焉。”其中之深意,不言自明矣!
    第七十四回中,探春的一段话。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她这段精辟论断,既是与第二回冷子兴的一番话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她一语道破天机——贾府败落的真正原因,恰恰就是祸起萧墙!唯有这种内在因素引起的悲剧,才真正具有警世作用。
    《蒲东寺怀古》中写道。“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这是否暗示了尤氏将会勾结外人张华来对付王熙凤,而导致整个贾府的败落呢?“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那么,尤氏之勾结张华而家败,与吴三桂之引清军入关而国亡,这两者之间事有大小之殊,但其理其运其数是否略无差异呢?
    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坚持认为,是政治因素导致贾府获罪的。诚然,像贾府这样具有百年历史的封建贵族大家庭,最终走向衰败,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外部大环境上讲,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等,肯定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小说“以文补天”主题的反映。但如果我们只强调政治或其他外在的因素的话,就无法合理地解释秦可卿与王熙凤的判词,无法合理地解释尤氏姐妹的出场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也无法体现《红楼梦》“以文济世”的主题目标。
    三、贾府衰败启示录曹雪芹之所以要切尾断臂,是因为他所描绘的贾府,早已是病入膏肓,就像一座被彻底镂空的“象牙之塔”,只需轻轻一碰,它便会轰然瘫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而已。至于这根导火索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世之人已经追踪蹑迹,从贾府的败落中找到了它的根源。
    “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作为一个冷眼人,我们从贾府的败落中能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一)“五世而斩”的怪圈之谜《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一个人经过努力奋斗,他所创下的基业,历经五世便会消耗殆尽。这句话既是对前世的概括,又好像是对后世的一种预言,从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几乎没有一个贵族大家庭能冲破这样的怪圈。
    无怪乎人们在看完《红楼梦》之后,会产生“明珠家事”、“傅恒家事”、“曹雪芹家事”、“谢三曼家事”等一系列不同的认识了。因为这些家族都与小说中描述的贾府一样,历经赫赫百年,五世而斩。
    这样的怪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官吏荫袭”制造成的。
    “官吏荫袭”是中国古代官吏选拔与任用的一种方式。它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世卿制,即官员由王任命,官职世代相袭。春秋战国时期,世卿制逐渐破坏,世袭制则逐渐改为荫袭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官僚制度的完善,荫袭的范围及规定也不断增加。自唐代起,官吏荫袭被明确地被写入律条之中,历经五代、宋、元、明,律条不断完善,并且形成律例合一的体系。清代在明代律例基础上,以律例合编的体系,伴随着则例、事例、章程、成案的不断出现,形成独特的法规体系,在某种意义讲,可以说是对以前各朝代法规的一个总结。引自于洋《清代“官吏荫袭”律例与荫袭制度考证》中文摘要。
    这种荫袭制虽然对开国初年的国家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但这种制度既违背了公平、平等的原则,而且很容易泯灭人类思想中的活性成分,使人失去奋斗的动力,产生一种惰性思想。正如第七十五回贾赦对贾环的一番话。
    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荧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以后就这么做去,方是咱们的口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为官吏世袭制总结出了一条“五世而斩”的千古定律。而曹雪芹之所以要通过冷子兴之口,详细说明贾府的官袭情况,表面上看好像是对皇上进行歌功颂德,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揭示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这种制度之下,封建贵族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地要迅速走向衰亡的命运。接着,又会有新的贵族产生并相继消亡,如此循环往复。
    从主观方面来讲,这是家庭教育方式失效造成的。按理说像贾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对子女的教育,应该会有一套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就连贾雨村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而事实上家庭教育方式失效的问题,恰恰是这种贵族家庭的一大通病。
    《红楼梦》从各个角度揭示出了贾府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1.对子女放任自流。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贾敬身上,我们从冷子兴的口中得知。“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贾珍、贾蓉等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贾敬对其缺乏管教造成的,因此《红楼梦曲》中说“箕裘颓堕皆从敬”,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指贾敬的教育问题。
    2.简单粗暴的打骂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是绝对父权下的产物,大家族一般都有所谓的“家法”,其实就是用棍棒对子女进行惩罚的一种方法。这在《红楼梦》中多有体现,比如在第四十八回,通过平儿之口告诉读者,贾赦把贾琏狠狠地打了一通,“不知拿什么混打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第四十五回,又通过赖嬷嬷之口说出了“当日老祖宗的规矩”。
    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象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象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爷管儿子倒也象当日老祖宗的规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两的。
    表现得最为直接的是贾政,他虽然也是个读书明理之人,可对子女的教育却是既简单又粗暴,小则喝斥谩骂,大则体罚殴打。以至于贾宝玉一听说贾政找他,就马上浑身不自在起来,见到贾政就像老鼠遇到猫。在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遭笞挞”,贾政将宝玉直往死里打,要不是王夫人、贾母等及时赶到,那后面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呢!
    3.父母长辈的溺爱。“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长辈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但如果这样的爱过了头,那就变了味,成为“溺爱”。《道德经》有云。“反者,道之动。”事物的运动规律,总是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凡事到了极致时,必要向其反方向发展,就算是父母亲情的爱也不例外。俗话说慈母多败儿,就是这个道理。
    在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贾母和王夫人对宝玉的溺爱,实在是过了头。三十三回中,当贾母得知贾政痛打宝玉时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4.龙蛇混杂式的教育。贾府祖上设有一所私塾义学,如“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这种义学,也是大多数贵族家庭具有的补充教育方式。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也是形同虚设,反而是龙蛇混杂。子女不但不能得到正规的教育,反而会染上许多的恶习。真是“早知日后闲争气,岂肯今朝错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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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曹雪芹通过小说列举的这些家庭教育方式中,第四种是外部教育,其他三种都是家庭的内部教育,而且是比较极端的教育方式,要么是放任自流,要么简单粗暴,要么过度溺爱。这在古代那种封建贵族大家庭中,都是十分典型和普遍的。第五十六回贾母与甄府的四个女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
    世界上除了真相就是假想,既然甄(真)府与贾(假)府都是这样,那其他人家还会有两样吗?这些就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的主观原因。长此以往,祖宗的基业焉能不斩?
    (二)以二次创业代替被动守业曹雪芹以贾府的必然败落为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证明了孟子提出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定律,他希望后世之人,能从中吸取教训,并作出深刻的反思。如何冲破“五世而斩”的怪圈,守住祖宗的基业。
    对通常的贵族大家庭来说,无论是为官还是为商,第一代人几乎都是靠艰苦创业起家的。第二代人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到创业之中,但毕竟是亲眼目睹了父辈们的艰辛,加上父辈们身体力行的教育,父辈所创下的产业基本上还能守得住。当然,现实中也不乏第二代就守不住的。
    到了第三代,那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也是这个道理。首先是第三代人对父辈创业的过程非常模糊,根本无法感受其中的艰辛;其次是第二代人对子女的教育也显得有些乏力,没有第一代人身体力行的效果;第三就是天下父母的通病——对子女的溺爱,父母长辈们几乎都有同样的心理,那就是宁可自己吃辛吃苦,也不愿意让子女受半点劳累。自己艰苦创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受荣华富贵。然而正是这种爱,却让子女产生了惰性思想。这些因素对第三代人的守业能力,造成了严重的损伤。第四代、第五代人更是在甜水中泡大的,如同温室中长大的幼苗,思想上堕落颓废,经不起任何人生的大风大浪。用冷子兴的话说就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红楼梦》中所描述的贾府,虽然历经百年,但曹雪芹并没有写贾府是如何如何创业起家,而是将重点放在守业中的三代人上面。贾敬、贾赦、贾政属于第三代人,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箕裘颓堕皆从敬”的第二层含义也就在此。他们这些第三代人没有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贾敬只顾自己求仙问道,其他一概不管;贾赦之流只知安富尊荣;贾政虽有官职,但不过一介腐儒,对外不能大展宏图,对内不能运筹谋划。因此,传到贾珍、贾宝玉一代时,各种败相都已经非常明显了,“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最终到贾蓉这一辈时,已经是彻底无望了。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老子的《道德经》也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可见守业之艰难。
    对此,曹雪芹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与其被动地死守祖宗基业,还不如有效利用这些产业,主动进行第二次创业!他的这一观点是通过薛宝钗之口,传递给读者的。第四十八回,宝钗笑道。
    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时说着好听,到了外头旧病复犯,越发难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许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命罢了。这么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门,干不得事,今年关在家里,明年还是这个样儿。他既说的名正言顺,妈就打谅着丢了八百一千银子,竟交与他试一试。横竖有伙计们帮着,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二则他出去了,左右没有助兴的人,又没了倚仗的人,到了外头,谁还怕谁,有了的吃,没了的饿着,举眼无靠,他见这样,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
    虽说薛蟠的出发点是为了躲羞,但他与母亲的对话却颇有些耐人寻味。薛姨妈说。“好歹你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也不等着这几百银子来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似这几百银子了。”薛蟠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事,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日?”
    这是贵族大家庭中,父母长辈们最典型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子女们就是在这种思维下,慢慢走向堕落,走向颓废。已故文学大师张爱玲女士,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非走不可的弯路》,文中说。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
    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要告诫天下所有的父母,不要总是担心子女会摔跤,会吃亏,总是希望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而应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勇敢地面对一切,人只有在摔跤中学会走路,在吃亏中成长。
    脂砚斋也说。“作书者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来人深思默戒。”而薛宝钗的那一番话,其实也是在劝薛姨妈要学会放手,支持薛蟠主动外出闯荡,让他去经历正事,即使是吃亏了,失败了,那也总比在家死守着祖上的这点基业,坐吃山空的好。
    第一次的尝试,虽然也出了一些意外,但毕竟是有惊无险,而且这种经历让薛蟠更加理解了亲情、友情、人情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再多经历几次,他会越来越成熟,祖宗的基业将在他的手上得以振兴。
    (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兴家之道《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开头,平儿说了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话。
    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
    她的这番话,刚好与探春的话形成对应。“可知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的确,像贾府这样的贵族大家庭,从主子到奴才,上下人等何止几百,而且生齿日繁,事务日盛,要想使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群之间,没有任何矛盾,那显然是很不现实的。所以,如何正确处理和化解矛盾,就成了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他如椽之笔,以一种特有的艺术风格,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贾府上下种种内部矛盾冲突。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这些矛盾,仅用探春的一句话便可概括。
    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这些内部矛盾,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暂且不管,就其最终的发展方向,无外乎探春和平儿所说的两种。一是矛盾激化,自杀自灭;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小说中我们所看到的贾府,却是事情一个连着一个,一波未平,一波再起,所有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和升级,最终导致了这个百年贾府的彻底溃败。
    曹雪芹通过对贾府败落过程的描述,希望世人从中找到一条能够化解家族内部矛盾的方法,使这些矛盾朝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方向发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只有一个字——“情”!
    这个“情”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等发自人们内心的所有真情。
    如果贾蓉对秦可卿有情,秦可卿就不会红杏出墙,而含羞命赴黄泉;如果贾琏对王熙凤有情,就不会偷娶尤二姐,王熙凤也就不会惹上杀身之祸;如果探春心中有情,就不会不认自己的亲生母亲;如果赵姨娘心中有情,就不会因嫡庶之争而欲置宝玉于死地;如果王夫人心中有情,就不会将对赵姨娘的怨恨洒向金钏儿和晴雯等人……如果大家心中有情,贾府所有的矛盾都能得到圆满解决,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这才是个兴旺发达之家。
    所以,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是促进所有家庭和谐美满的催化剂。这就是曹雪芹“大旨谈情”、“以文济世”的意义所在!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曹雪芹的婚姻观简析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细胞,而婚姻又是组成家庭的前提和纽带。婚姻的幸福与否,不仅关系到家庭的命运,还能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无论何时,婚姻关系都是人类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经典巨着《红楼梦》里,婚姻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明主线。作者曹雪芹用他如椽巨笔,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了在贾府这样一个封建大家族里,多组不同的婚姻关系。小说通过对这些婚姻关系产生背景的追踪、存续过程的描述,以及失败解体的原因剖析,向世人充分揭示了在封建专制社会里,造成女性们一系列悲剧命运的幕后黑手,就是那种以男尊女卑为基础,令“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婚姻制度。由此,曹雪芹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观。
    在这种婚姻观里,他极力反对那种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主张实行自由式婚姻,并坚信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幸福美满的。这种观念在那种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是非常叛逆和超前的。
    如果说诸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作品,所体现的是世人对婚姻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情一种朦胧向往的话,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则是已经初步成形的婚姻观和爱情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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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就作品中的爱情而言,《红楼梦》与《西厢记》之类的不一样,作者并没有让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却给他们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这种悲剧又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悲剧不一样,它不单纯是“木石前盟”的悲剧,同时又是“金玉良姻”的悲剧,是爱情和婚姻的双重悲剧!
    曹雪芹就是采用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用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这两种悲剧,来反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是警示世人,要从悲剧中清醒过来,对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作出深刻的反思,从而接受他这种最理想的婚姻观。
    品悟红楼品悟红楼第一篇补天和济世一、曹雪芹婚姻观的形成用一句话来概括曹雪芹的婚姻观,那就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这种婚姻观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自主婚姻,这种观念是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而提出来的,这是曹雪芹进步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二是以爱情为基础,这种观念是针对当时社会流行的“门当户对”式婚姻而提出来的,体现了他理想主义的感情色彩。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都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缔结的。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西周宗法制度要求,婚姻关系的缔结必须服从“父母之命”,经过“媒妁之言”,才合法有效。父母有主婚权,婚姻当事人不得自行交往,须得媒人撮合,这是西周礼制的基本要求。《唐律疏议·户婚》中也肯定了尊长的主婚权,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参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
    这种婚姻制度从客观上讲,是为了维护宗法伦理道德,体现儒家思想中的“孝道”,这也是这种婚姻制度能够被上升到立法高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种婚姻制度却严重忽视了婚姻主体的主观意志,这是产生婚姻危机的最大隐患。因为婚姻关系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在今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只能靠男女双方自己去维系这种婚姻关系。
    历史上也有很多人为这种婚姻制度而辩解,认为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体现出了男女平等的关系,因为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对对方的了解都是一片空白,结婚之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慢慢培养感情。
    但实质上对女人来说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女人一旦结婚,就必须从一而终。不管你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也不管婚姻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只要男人不提出休妻,女人就只有认命。有句俗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婚姻,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枕头抱着走。
    而男人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认为妻子不如自己的意,婚姻生活不美满,一方面可以休妻,另一方面还可以娶妾,以妾来弥补婚姻的不足。一个妾不行再娶二个三个,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尽管那时在休妻问题上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完全是凭着夫家的主观意志行事。
    所以,这种婚姻制度,表面是在遵循孝道,其实质却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反应。这在唐律中也明显地体现出了“维护夫权,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的倾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婚姻关系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社会等级思想的影响下,显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宋代的大思想家朱熹,建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礼教,彻底将女人踩在了脚下。女人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的要求,对丈夫就要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同时还要举案齐眉,极尽服侍之能事。
    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对被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
    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这些真知灼见,正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一种挑战。他还一再主张婚姻自由,并热情地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李贽的这些思想,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开篇就提出“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而对王熙凤、贾探春等形象的设计,就是“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的最好证明。书中对王熙凤的描述是。
    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二回)对贾探春的描述是。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第五十五回)以上这些都是曹雪芹主张婚姻主体之间为平等关系的理论基础。既然主体双方是平等关系,那男女双方就应该都具有自主选择权。所以,孝道固然重要,但在婚姻关系的组成上,必须要以婚姻主体的主观意志为准。
    与此同时,曹雪芹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笔下对爱情的描述令人向往和憧憬,在小说中以唱戏的形式出现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故事,就为世人描绘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爱情画卷。
    然而反观现实生活,人们在缔结婚姻的过程,都是片面追求功利的思想,形成了一种门当户对的观念,从而忽略了男女双方的感情基础。
    因此,曹雪芹在小说中安排了王熙凤与秦可卿这两组婚姻,一组是门当户对,一组是门不当户不对,但相同的是双方都缺乏婚姻所必须的感情基础,这就是造成他们婚姻都是不幸结局的一大因素。
    综上所述,我认为曹雪芹的婚姻观,并不是他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总结前人的合理的、进步的观念基础上,充分剖析了传统婚姻制度下,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婚姻状况以后,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和提炼,才逐步形成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婚姻观。
    二、曹雪芹婚姻观的表达方式尽管曹雪芹这种理想的婚姻观已经基本成形,但他并没有通过小说,来直接表达自己的这种婚姻观,而是先通过判词判曲来预示最终的结局,又通过判词判曲中不同的结构安排,来暗示自己的这种婚姻观,让世人自己去理解去体会,真可谓匠心独具!
    其实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他那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让人沉醉在一种美的世界里。尽管这是一部悲剧,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展示一种悲剧的壮观与快慰!
    (一)正面暗示爱情与婚姻相结合的愿望在警幻仙子对众女儿的判词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其他人都有各自独立的画面和判词,而偏偏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人是合二为一的。
    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词,道是。“可叹停机德,堪叹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只要对《红楼梦》有一点基本认识的人都能判断得出来,这里面说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可曹雪芹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是不是两人都将成为贾宝玉的所爱?读完小说的人都知道,贾宝玉心中所爱的只有林黛玉一个人,因此很多读者都无法理解作者的用意何在。
    在小说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而与薛宝钗则将会有一段事实上的婚姻。但曹雪芹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最完美的,因此他安排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合二为一,实际上就是爱情与婚姻相结合的一种暗示。
    “可叹停机德,堪叹咏絮才。”过去有一种较普遍的理解就是,第一句说的是薛宝钗,第二句的是说林黛玉。我认为这样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两个人都包括在内,两人一样地有德一样地有才。从德的方面来说,薛宝钗的德是被世人所公认,她看重的是世人的评论,而林黛玉的德是由贾宝玉认可的,她看重的是宝玉的感受;从才的方面来说,两个人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难分高低,不下伯仲,而薛宝钗的才是博而世俗,林黛玉的才则是专且质朴。
    你们看曹公心里的标准有多高啊,不仅婚姻需要德与才,爱情也需要德与才。当然,这里的德与才,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要双方认可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谈恋爱,谈就是沟通和交流,爱就是互相认可之后产生了感情,恋就是通过交流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双方认可的一个过程。
    (二)反面论证爱情与婚姻分离的悲剧与前面判词不同的是,红楼梦曲却将林黛玉与薛宝钗二人分开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曹雪芹的反证法,一个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一个是没有婚姻的爱情,这两者都是一种悲剧。
    《终身误》指的就是薛宝钗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就说明薛宝钗得到的其实是一种同床异梦式的婚姻。“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虽然得到了婚姻,却得不到贾宝玉的心,始终是美中不足的事。与第一回中那一僧一道的话呼应。“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结果“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就算是举案齐眉、委曲求全,可得到这有身无心的空壳,又怎能平复心中的郁闷呢?我的一生就被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给耽误了
 

品悟红楼(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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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枉凝眉》指的就是林黛玉这段没有婚姻的爱情。“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对神仙眷侣!“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可为什么有情人偏偏就无法终成眷属呢?“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在哀叹哭泣,一个在牵肠挂肚。“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在封建礼教的笼罩下,人世间的爱情就像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都成了虚幻的影子,一触即破。“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就算有一生的眼泪,又怎能经得住这一年四季地流个不停呢?我的生命就在这种没有婚姻的爱情中枯竭!
    (三)通过主人公名字的设计来体现爱情与婚姻兼美的思想除了上面判词、判曲的区别之外,曹雪芹还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名字设计,来进一步体现他的婚姻观。
    曹雪芹在设计好男一号贾宝玉的姓名之后,又将“宝玉”一分为二,“玉”字衍生出“林黛玉”,至坚为玉,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宝”字衍生出“薛宝钗”,至贵为宝,象征着幸福美满的婚姻。两者合二为一方是兼美,这就充分体现了他要将爱情与婚姻结合的强烈愿望。
    但是曹雪芹非常清楚,他的这种愿望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巧妙地通过贾宝玉在梦中与警幻仙子之妹相结合,用虚幻的手法来阐述他的理想。你看该女子乳名兼美字可卿,“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其名其貌其态,无一不体现着作者精妙的构思。正是。婚姻诚可贵,爱情志更坚。二者能兼美,幸福在人间!
    这就是曹雪芹的良苦用心,先用判词从正面来诠释自己的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又用判曲的悲剧结局来反证自己的观点,再用主人公姓名的设计和梦中的相会,以“虚”代“实”,作进一步的铺垫。然后才将那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最后用悲剧向世人发出无声的呐喊,让人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这种艺术手法真可谓是举世无双!
    与其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超级长篇的绝妙“论文”,你看曹雪芹他先“立论”,再“论证”,层层推进,有理有据,情感交融。这不是比我们通常的八股文式的一二三四,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吗?
    三、新旧两种婚姻观的较量曹雪芹如何将小说与“论文”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呢?除了通过判词判曲的合与分来进行“立论”之外,他又非常巧妙地将“论证”过程,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
    他融合的切入点就是封建礼教中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或功)。这里面有一点就是“夫死从子”,是与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互相矛盾的,这也是礼教思想中最薄弱、最致命的一环。
    曹雪芹正是找到了这个最佳切入点,所以他预先制作了一个“当今以孝治天下”的大光环,有了这个光环,就确保了贾母在贾府的绝对权威性。拥有了这种绝对的权威,她才能成为贾宝玉的一个保护神。如果没有这个保护神,那贾宝玉在小说中必然要被贾政之流,当作蚂蚁一样捏死一千次,那么小说也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更不用说要融合作者这个那个思想了。
    有了贾母这样的保护神,那贾宝玉这个拥有“行为偏僻性乖张”、“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大逆不道的孽障”等这么多标签的纨绔子弟,才能活得那么潇洒,才能毫无顾忌地“高谈快论”,才能成为曹雪芹的“品牌”代言人。
    确定了这样的前提之后,曹雪芹又设计组建了红蓝两大阵营,以林黛玉为“队长”的“红营”,代表了理想,代表了新的婚姻观;以薛宝钗为“队长”的“蓝营”,代表了现实,代表了旧的婚姻观。这两大阵营在小说中,展开了一场以贾宝玉为“奖杯”的“超级比赛”。
    有心的读者都会发现,小说中这两大阵营的“比赛”是非常有趣的。但凡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有什么较为亲密的举止时,就会有薛宝钗的出现。同样,薛宝钗与贾宝玉之间有如此之情节时,林黛玉也是立马就到。但两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林黛玉的酸味会立即散发出来,而薛宝钗则是含而不露,这与他们的个性特征都是丝丝入扣的。所以我说读《红楼梦》,无时无刻不是一种美的享受。
    当然,这些还只是毛毛雨,不过是两个人的“赛前切磋”,真正面对面地发“点球”,是在第三十三回贾宝玉因种种不肖大承笞挞,薛蟠又不知轻重地说了一番话,捅破了薛宝钗心中的那层窗户纸之后。
    林黛玉因为贾宝玉的一句话。“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有了这句鼓励的话之后,当她遇到薛宝钗时便首开一“球”。“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薛宝钗的反应呢?“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他,因记挂着母亲哥哥,并不回头,一径去了”。这“球”没接住,“红营”得到一分。
    “红营”为什么能得分?我们只要想一想贾宝玉的棒疮是怎么来的。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来理解,是因为与戏子蒋玉涵的不正当交往,和淫辱母婢等上不了台阶的事情而挨了打,贾宝玉还值得林黛玉为他牵肠挂肚吗?宝玉的那句“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和叫林黛玉放心的话,不是太没道理了吗?
    因此,宝玉挨打的真正内涵应该是由两种观念、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而表面上的这两件事只是一种导火索。脂砚斋在此作批说。“文气斩动。”也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能这样理解的话,那林黛玉对薛宝钗所说的话,其潜台词就是。宝玉已经铁了心,你宝姐姐再怎么哭,也不可能让他放弃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
    接下来林黛玉在行牙牌令时,一时心急不小心说出了《西厢记》中的台词,露了个破绽,被薛宝钗抓住了,就对她来了个事后审讯。
    你当我是谁……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宝钗这一席话,说得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见在这个回合中薛宝钗是大获全胜,及时地为“蓝营”扳回了一分。
    “蓝营”得分理由就是。你们那些所谓新思想新观念,不过是看了一些杂书,移了性情所至,这一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你们还是放弃这种想法趁早日回头,否则移了性情,就不可救药了!
    两个回合下来,双方各得一分,结果是“孟光接了梁鸿案”,暂时握手言和,“中场休息”片刻。
    “下半场”开始不久,“红营”又有了一个得分机会,第五十一回薛宝琴利用十首怀古诗作掩护,将“球”带到薛宝钗的“禁区”内,薛宝钗并不含糊,马上来“扑球”。“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
    林黛玉瞅准了机会,一个“头球射门”。
    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
    探春在一旁为她加油。“这话正是了。”李纨这个深受旧婚姻制度之苦的女人,这时候也上来助攻。“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球”终于“进网”。“宝钗听说,方罢了”。“红营”又得一分。
    他们得分的原因就是说。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正式认可(史鉴上无考),但这样的观念却已经普遍地深入人心了(那三岁孩子也知道),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为了挽回败局,在五十七回“蓝营”又为我们上演了一出非常精彩的“二人转”,主要“演员”是薛姨妈和薛宝钗。
    你们看,林黛玉先挑起话题。“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么想的到姨妈和大舅母又作一门亲家。”
    马上,薛姨妈趁机抛出“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典故。
    我的儿,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她这番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家宝钗才是与宝玉有缘的真命夫人,是月老用红丝栓了的,有金玉为证,有和尚的预言为证。而你黛玉,就算“年年在一处,父母本人都愿意”,如果没有这些也是枉费心机!
    薛姨妈刚说完,薛宝钗就闪亮登场了,她分明已经听出了里面的含义,在便在薛姨妈怀里撒娇,以刺激林黛玉。黛玉虽然感觉到她的刺激,却没有听出前面的潜台词,相反还要认薛姨妈为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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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接着,薛宝钗又半真半假地开了个玩笑,要薛姨妈去提亲,将林黛玉配给她哥哥薛蟠。“真个的,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妇,岂不比外头寻的好?”
    有人说这不过是个玩笑话,何必当真呢?但薛蟠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薛宝钗比谁都更清楚,她开这样的玩笑,不是对林黛玉极大的讽刺和亵渎吗?她的潜台词就是说像你林黛玉这样的病西施、这样的个性,就只能许配给像我哥哥这样的人!
    薛姨妈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头了,怕林黛玉过后会反应过来,便帮她打圆场,扯开话题。
    连邢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踏了他,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儿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前儿我说定了邢女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顽话,细想来倒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
    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林黛玉,贾母一直在为宝玉寻亲,根本没有考虑到你黛玉,最后她又塞了一块“糖”到黛玉嘴里。“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你说她为什么先是怔怔的?分明是相信了薛姨妈要传递给她的信息。
    这时候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来了。
    紫鹃忙也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妈哈哈笑道。“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鹃听了,也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后来见了这样,也笑起来说。“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
    你们看是不是露馅了,她哪里是真心想帮林黛玉!戏看到这里,我真的佩服曹雪芹的用笔之神,将如此波澜壮阔的一幕,淡化在一片其乐融融的嬉笑之中。在这场戏里,薛宝钗因商人文化中“胎里带来的”功利性思想再次显现,她的“无情”形象也初步定型。而薛姨妈这个太极高手,将四两拨千斤的功夫也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令人叹息的是林黛玉为了薛姨妈的那颗“软糖”,竟然好坏不分。虽然能反衬她的质朴、纯真的个性,但总让人觉得,她的灵秀之气,已经被爱情消耗得差不多了。正是。空有满腹咏絮才,枉生一颗灵巧心!
    到此为止,这场“巅峰对决”已经宣告结束了。而《红楼梦》中最为感人的宝黛爱情,也由主线转为副线,家庭线则由副线转为主线。即后面的内容大都转向了家族的内部矛盾,接二连三的事情不断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导致杀人、抄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迅速将小说推向最高潮。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场情感联赛,先是单枪匹马一对一,并各得一分;后演变成了联合作战,同样是各得一分。这样一来,双方始终是棋逢高手,将遇良才,分不出胜负来。而他们在台上争来夺去的,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却让曹雪芹“渔翁得利”,把他的全部思想和理念都融入进去了,场内场外都是他用“荒唐言”掩盖下的“广告牌”。
    四、贾母对宝玉婚姻的态度虽然大家都在为贾、林、薛三人的情感发展方向而争论,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贾母才能最终决定贾宝玉的婚姻归属,这一点我也不否认。
    那么贾母在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她的态度其实非常明显,那就是一直在和稀泥。因为她心里头那个矛盾啊!一个林黛玉一个薛宝钗,在她的心理天平上是一样的重,她根本无法快刀斩乱麻,来一个明确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只有和稀泥,慢慢等待机缘。
    为什么说她们俩在贾母心里是一样重呢?你想,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说,这么大年纪的贾母,对待小一辈,不可能不偏不倚,总会有所偏爱的。在小说中我们就强烈地感觉她对宝玉的这种偏爱,就放到现实生活中来说,这种隔代亲也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她没有这种偏爱,那反而是曹雪芹的失败。另一方面,作为贾府这样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最高权威,她又不能置家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也不能不考虑到其他几个颇具权势的人物的想法,以及对整个社会大潮流思想的影响。
    林黛玉是她的最疼爱的女儿留下的唯一骨肉,又是她的命根子贾宝玉的所爱,要死要活地着实大闹过几次,谁能、谁敢将这两个人活生生地拆开呢?而薛宝钗的背后,却有着一张无形的网,其中的能量当然谁也不能忽视。所以在宝玉的婚事上,这两大阵营应该说是旗鼓相当,这是一场情与理的较量,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对抗。
    所以,每次谈到宝玉婚事时,贾母总是推说他还小,再缓一缓不迟。“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其实她这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她希望能寻找到第三种答案,也就是说能够让双方都“歇菜”的办法。
    终于,曹雪芹给了贾母一个机会,那就是薛宝琴的出场。薛宝琴的出场,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仅照亮了小说中的人物,也照亮了小说之外的读者。可她又像是午夜里的昙花,很快就消失在读者的视线当中。悄悄地她走了,正如她悄悄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下谜语一串串。
    当所有的读者都对薛宝琴的出现感到疑惑时,贾母则含而不露地道出了她心里的秘密。第五十回中说。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因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薛姨妈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明说,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这孩子没福……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凤姐也不等说完,便嗐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作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说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许了人,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贾母也知凤姐儿之意,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
    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有一种“批八字”的传统,也就是男女婚配之前,必须先批对男女双方的年庚八字,如果八字相合便能婚配,八字不合,那这婚事就得告吹。所以,一般而言女孩子的年庚八字是不能随便打听的,一旦被人问起,那十有八九就是为求婚配之意。
    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贾母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问及薛宝琴的年庚八字,而又不点破是为宝玉或者是其他人。她这是投石问路、一击两鸣之意。如果薛宝琴没有许配于人,那贾母就会暗中让人将宝玉的八字与她比对,相合的话就将此事挑明,不相合那就丢开不提。但无论相合与否,她都向“红蓝”两大阵营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她对宝玉婚事的态度。
    当然,曹雪芹很聪明,点到为止,就只要这样利用一下就行,如果说薛宝琴没有定亲,那就要穿帮,后面的故事情节就很难开展了。
    曹雪芹这样写,也是要让读者心里清楚。那就是说在八十回以后,如果你们想探佚,搞“加时赛”分出胜负的话,就必须要有第三方的加入,才能打破双方的这种平衡,否则就与曹雪芹的整体布局相违。而这个第三者又必须是男性,因为薛宝琴是女性,已经利用过一次,如果后面再来一个女性,也是不入套的。
    五、曹雪芹对现实婚姻关系的反思小说三条主线之一的爱情婚姻线,除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之间爱情和婚姻的双重悲剧之外,曹雪芹还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许多不同组合的现实婚姻关系,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思。这些婚姻关系,都是以贾府这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为背景,以朱熹的儒家思想即封建礼教为基础组建的,但最终却都是无一例外地以悲剧而宣告结束。
    (一)身份地位最为特殊的一组。贾元春的婚姻“三春争及初春景”,贾元春被父母送去选秀而入宫,后被皇上册封为贤德妃,应该说这是举家荣耀、万人羡慕之事,可她一句“那等不得见人的去处”,却道尽了天下多少女人的辛酸!
    受皇上恩赐让她回家省亲,本该是尽享天伦之乐,却要父母长辈从早站到晚地等候,见了面还必须让父母长辈先跪拜她,“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这是多么有违孝道伦理的制度!然而就这样的制度却在中国的大地上演绎了两千多年!一场原本欢天喜地的见面,你说怎么能让人高兴得起来呢?
    元妃省亲与皇上南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面上是在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揭露,他们嘴上口口声声说要以孝治天,其实质却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品悟红楼(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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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望家乡,路远山高。”虽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即使是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只能“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二十年来辨是非”,元妃已经彻底认清了这种婚姻关系的真实面目。所以,当她得知薛宝钗要去参加选秀时,便竭力地加以劝阻,并以赐“红麝串”来暗示她,要面对现实,千万不要重蹈她的覆辙。薛宝钗“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她分明已经读懂了元妃的意思。
    当然,这一情节,曹雪芹不可能明写出来。为了小说的生存,他不能违反“毫不干涉时世”的原则。因此他使用了画家的“烟云模糊”之法,对薛宝钗选秀一事进行了冷处理,留下一片“布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
    (二)李纨。旧婚姻制度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牺牲品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
    这就是封建礼教下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在中国古代,妇女们不仅要在丈夫生前,而且在丈夫死后也要为丈夫恪守贞操,这就是守节。这不仅仅关乎她们个人的命运,也直接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名誉和声望,所以寡妇守节十分流行,贞节牌坊和烈女祠几乎遍地都是,可有谁知道这里面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流淌着多少女子的血和泪呢!
    一些所谓的道德家们认为,女子一旦有了性生活的经验,她们的性欲就被激发起来。然而,一旦丈夫去世,女人的性欲就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她们都有可能是潜在的色狂,从而威胁到社会秩序。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人们谈寡妇而色变,见到寡妇都是退避三舍。甚至一些医学作品也对寡妇的性欲持同样的看法,而剧作家和小说家更是喜欢将寡妇描写成“荡妇”、“淫妇”一类的人物。可见寡妇的命运是多么的凄惨。
    所以李纨作为一个青春丧偶的年轻寡妇,在这种三从四德、贞节烈女的“光环”笼罩下,虽然身处膏粱锦绣之中,心却如槁木死灰一般。就算她捧着贞节牌坊,最后熬出了头,能够母凭子贵,可这一切也不过“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枉与他人作笑谈”罢了。
    在小说第五十八回,曹雪芹借用了藕官的一番话。
    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这些话虽然被披上了“又疯又呆”的外衣,形式上是“假凤泣虚凰”,但其实质却是向旧的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男子丧了妻必要续弦,那为什么女子死了丈夫却不可以再嫁呢?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三)王熙凤与秦可卿。针对“门当户对”的两组婚姻关系王熙凤与贾琏这对婚姻关系,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也是最标准的“门当户对”式的强强联合,是纯粹利益的结合。婚姻中的当事人,缺乏感情基础,只有在利益这个重大问题上,会达成一致以外,其他的就完全是同床异梦了。贾琏整天花天酒地,在外寻花问柳;而王熙凤也是与贾蓉关系暧昧,相互勾结。
    王熙凤与贾琏的婚姻虽然持续时间很长,但通过小说情节逐步推进,和曹雪芹的各种暗示,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从量变慢慢发展到质变,最终一纸休书,将王熙凤打回原籍。“一从二令三人木”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秦可卿与贾蓉这对婚姻关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强弱组合。由于没有王熙凤那样坚强的后盾,秦可卿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打造出一个众口一词的贤德之妇形象。表面上她与贾蓉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但两人最缺乏的就是感情基础,双方不能有效沟通,内心的压抑长期得不到宣泄,她最终投入了别人的怀抱,与贾珍发生了一段被世人所不齿的畸形之情。
    可由于婚姻关系的制约,他们不可能像唐玄宗与杨玉环一样,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秦可卿始终跳不出这种命运的牢笼,只能以死来谢罪于天下。
    这两组婚姻关系,主要是因为双方家庭背景的不同,形成心理上的强烈反差,最终经营不善而解体。其中一组是因为男方的问题,导致女方出轨。另一组则是女方的问题,而导致男方出轨。本书第三篇解读秦可卿时,将作详细论述。
    (四)贾迎春与甄香菱。针对“父母之命”的两组婚姻关系贾迎春的婚姻是标准的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而成的。第八十回。
    王夫人只得用言语解劝说。“已是遇见了这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作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
    王夫人的一席话,非常直接地道出了迎春婚姻悲剧的原因。这种婚姻关系,完全是由父母决定,不要说迎春一个弱女子无法抵抗,就连贾母、贾政也只能劝,劝之不听,那就无可奈何了。
    另外还有句俗话“嫁出门的女,泼出去的水”,也是对这种婚姻制度的真实写照。迎春的不幸固然有她自身软弱的因素,但作为她的娘家人,却是听之任之,明知道她受到家庭暴力的虐待,也没有人站出来替她出头。只要有人出面调解一下,对夫家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她也不至于会被折磨而死。
    香菱也是命运十分的凄惨,很小就莫名其妙地被人拐跑,就像一棵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最后又稀里糊涂地跟着呆霸王薛蟠,来到贾府。
    尽管她原来的出身并不比别人低,“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尽管她的美貌并不输给十二钗正册,“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象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尽管她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点,但由于没有父母为她做主,最终只能充当一个小妾,用自己青春赌命运。如果她命好,就能像娇杏一样,侥幸被扶正,但她偏偏就命运不济,遇到了一位河东狮,备受欺凌而魂归故里。这就是在旧婚姻制度下,小妾的宿命。
    这两组婚姻关系的悲剧,其原因主要出在对婚姻主体的选择上。脂砚斋在八十回末总批说。
    此文一为择婿者说法,一为择妻者说法,择婿者必以得人物轩昂、家道丰厚、荫袭公子为快,择妻者必以得容貌艳丽、妆奁富厚、子女盈门为快,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而且香菱的情况又更加特殊,因为没有父母做主,自己就被剥夺了婚姻的选择权,她只能依附于薛蟠的选择,一旦选择错误,后果必将殃及池鱼。
    以上种种婚姻关系,虽然组合的方式、家庭的背景、持续的过程等各有不同,但其结果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一场悲剧,而最终都是由女子为这样的悲剧来买单。曹雪芹就是通过这些悲剧,对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婚姻制度下的一条条罪状,进行了点对点的血泪控诉。
    尽管如此,曹雪芹还清醒地认识到,旧的婚姻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对这种旧的婚姻制度,都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比如秦可卿对这种婚姻只能发出“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的哀叹。李纨对自己的寡妇之命是“竹篱茅舍自甘心”,“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根本没有一丝要反抗的意思。
    而邢夫人不但不敢反对贾赦纳妾,还积极地为他到贾母面前讨要鸳鸯,并振振有词地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
    迎春为自己不幸的婚姻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王夫人等除了劝她认命别无他法。“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而邢夫人对此则更是“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烦难,只面情塞责而已”。
    贾宝玉因为薛蟠的婚姻,而担心香菱。“虽如此说,但只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呢。”可香菱反倒误解了他的意思。“这是什么话!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的,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是什么意思!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要想在根植了两千年的旧婚姻观基础上,将他的新观念传递给世人,并让大家所能接受,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所以,曹雪芹决定将这种观念巧妙地融合到小说之中,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来警醒世人,从中感悟到他的这种观念,然后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观念,最终实现他“以文济世”的目的。
    曹雪芹坚信他的这种观念,迟早有一天能够得到推广的。正如小说结尾王道士所言。
    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
    这种收尾方式,让人拍案叫绝!
    品悟红楼补天和济世第一章《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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