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6日23时左右，长春市客车厂（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铸铁车间工人吕景学从同事家串门回来，回到宁波路某号自家家门门前，一摸口袋发现没带钥匙，只好敲门让妻子起床来给他开门。
正当吕景学在门外等着时，忽然看到对面的邻居——宽城区武装部副部长孙启尤的家发出一道红光，仔细看后发现孙家着火了。出于本能，吕景学当即跑到孙家，伸手去拉外屋的门，门居然没上锁，一拉就拉开了，走到二楼的时候，顿时滚滚浓烟就扑面而来，还有火光时隐时现。
“里面有人没有？”吕景学扯着嗓子往里面呼唤，但没有任何回答，眼看二楼孙家的火越来越大，吕景学只好回声下楼出屋，直奔附近的新发蓄电池厂，用传达室的电话报警。
长春市消防支队值班室接到火警后当即命令消防二中队火速出警，消防车在东二条和宁波路交叉路口看到了有人在向他们招手，这人就是吕景学，原来他担心消防官兵们找不到火场地点而特意在此地等候，然后一路将消防车指引到起火的房屋并带消防官兵上楼救火。
70年代的消防队员和消防车
最先冲入火场的消防战士樊祥彬透过烟雾隐约看到了两条人腿，这是第二个冲入火场的消防二中队代理副指导员韩冠群不顾危险查看，看到了三具已经局部烧焦的尸体。韩冠群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火灾，为了避免破坏现场，韩冠群命令停止使用喷射式水枪，改用喷雾式水枪灭火。当火势被压下去后，韩冠群一面命令寻找残余火源以免复燃，一面命令战士朱德全和樊祥彬二人看守现场，等候宽城分局的侦查技术人员的到来。
案发当年的人民警察的装束
至3月7日2时40分，吉林省和长春市的公安机关陆续赶到现场，先是宽城区公安分局刑警中队，再是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以及吉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处的侦查、技术人员。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在现场成立指挥部，对现场实施联合勘查。
现场位于宁波路56号的一座小楼的二楼，是宽城区武装部副部长孙启尤家，室内发现的三名死者分别是孙启尤的妻子——时年44岁的长春市拖拉机配件厂工具保管员石某英；孙启尤的岳父——时年63岁的长春市二道河子区树脂厂临时工石某廷；以及孙启尤的女儿——时年23岁的长春市汽车配件厂钳工孙某丽。三具尸体呈叠摞状在现场地板上，石某英在最上面、石某廷在中间、孙某丽被压在最下面。
经法医检查，三人的头部全部有钝器伤，有轻有重，轻的将头部打凹进去一个坑，重的直接把颅骨直接砸得塌陷，脑浆溅到了现场的床腿和箱子板上，地面上虽然经过消防水的冲洗，但依然随处可见大量血迹，混在消防水中顺着地板缝往下淌。三具尸体虽然被火部分烧焦，但没烧焦的部位依然穿着整齐，石某英和孙某丽的左手手腕上各戴着一块手表，其中一块是国产“上海”牌17钻女士手表，另一块是进口的“欧米茄”蝶飞系列女士手表。石某廷的裤带右侧有一个腰带皮盒，里面有一张写着“石某廷”名字的介绍信和13.5元现金。
“上海”牌17钻女士手表
“欧米茄”蝶飞系列女士手表
在通向厨房和厕所的两个门的台阶下发现一柄带血的斧子，在厨房内靠东墙处和外套间的桌上有两个充满汽油味的空瓶子。卧室里的一只大木柜被打开，里面的衣物被翻动出来，散落在尸体头部附近的地板上。衣物底下发现一把红卫牌“将军不下马”锁，锁上面还插着一把钥匙。大木柜里还发现两只封口已经被撕开的信封和一只用手帕缝制而成的长条口袋，口袋里装着200元人民币现金和34斤全国粮票。一只装有400元人民币现金的小布包，柜子里一件青色上衣右侧口袋里还发现有50元人民币现金。
当时使用的是第三套人民币
从三名死者的着装看，像是刚下班回到家就遇害的，家里的财物都没有被拿走，可以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性，现场发现的带有血迹的斧子和两个装过汽油的瓶子以及死者头部的钝器伤和被部分烧焦的情况看，情杀或者仇杀的可能性较大。现场没有抵抗的痕迹，也没有撬压入室的迹象，说明罪犯对现场的情况十分熟悉，杀人后纵火的目的是为了毁尸灭迹。至此，公安人员判断这是一起罕见的特大纵火杀人案。
为了尽快破案，公安机关迅速组建专案组，由长春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姜超副局长亲自担任组长，市局刑警大队崔英杰副大队长和宽城分局魏克君副局长担任副组长，抽调市局刑警大队和宽城分局刑警中队50多名精干警力开展紧张的侦破工作。同时，刚刚破获了南关区2.13特大流氓毁容案（该案详情请看本厂长十七天紧张战斗奏凯歌，1979年长春市2.13特大流氓毁容案侦破始末一文）的南关分局刑警中队队长、指导员带着三名侦查员主动加入专案组支援侦破工作。
专案组的侦查员分几路深入现场附近的单位和居民中进行调查走访，得到如下结果：
孙某丽的工作单位——长春市汽车配件厂证实，孙某丽在3月6日这天休班；头天是夜班，下夜班洗了澡后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工人文化宫方面确认，孙某丽在3月6日上午在工人文化宫买了两场电影的票。邻居证实孙某丽回家的时间是14时左右，15时又出门将她的姥姥送去二道河子区八道街的姨妈石某某家，约17时15分左右回家。根据石某某证实，孙某丽将姥姥送到她家后，约在16时45分从八道街乘坐1路公共汽车回家，是她亲自将外甥女送上汽车的。
长春市工人文化宫
老照片 长春的公共汽车
死者石某廷的工友贾某莲和乐某明等人证实：3月6日16时30分下班后他们一同到民丰大街乘坐1路公共汽车回家，记得那辆车的车号是21号。侦查员们随即去长春市公共汽车公司1路车队找到了当天值乘21号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又到调度室查询了21号车的行车时间，查明21号公共汽车到七马路的时间约在17时11分。为了确认石某廷到家的准确时间，侦查员李贵君把七马路汽车站到孙家这段路程用脚步进行了实地测量，确认石某廷家的时间应该在3月6日17时20分左右。
死者石某英的工友金某根证实：石某英在3月6日17时30分从厂里开完会后，与她结伴到东大桥乘坐18路公共汽车到六马路下车，然后和她一起沿着大马路步行到厦门路口分手，金某根到家的时候是将近18时，而石某英的家比自己家离六马路还要近一些，到家一定是在18时之前。
根据以上查访，专案组确认石某廷、石某英和孙某丽的死亡时间是3月6日17时至18时这段时间先后到家又先后遇害的，那接下来的调查重点就是在这段时间进出孙家的可疑人员。
出事的户主——宽城区武装部副部长孙启尤（现役军人）回忆说：3月6日晚上轮到他值夜班，所以他在16时50分回家吃晚饭，到家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自己就随便用了点残羹冷炙后就要走时，有个叫刘德昌的人来找他的女儿孙某丽，见孙某丽不在家，也没有进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叫于春江的人来找孙某丽，也是没有进屋就离开了。随后他就出了门，先到三商店买了五片刮脸用的刀片，随后就去武装部值班去了，至于具体离开家的时间他记不清了。
专案组随即围绕刘德昌和于春江的身份进行调查，查实刘德昌是吉林街小学代课教师和孙某丽一起当过插队知青；而于春江是长春市线材厂工人，和孙某丽是初中同学，两家曾经是邻居，这两人都和孙某丽有密切联系，侦查员随即分两路分别去找刘德昌和于春江——
找到刘德昌后，刘德昌说：3月6日晚上下班后回家后就拿了一本日语书和一个笔记本去孙某丽家，因为之前孙某丽曾经托他去买一本日语书用于学习日语，不到18时到了孙家，是孙启尤开的门，当时看孙启尤身上穿着一件黄色军用大衣，对他讲孙某丽不在，而自己马上要去单位值班，于是刘德昌就将书和笔记本交给了孙启尤就离开了，没有进屋。然后就去学校党支部书记范某家去串门了，而家住在伊通河东大桥附近的范某也向侦查员证实了刘德昌的说法，并说刘德昌到他家的时间是18时20分。因此，侦查员排除了刘德昌的作案嫌疑。
于春江说：3月6日一天他去了孙家三次，想请孙某丽帮他冲洗胶卷，上午去了两次，孙家一个人都没有；下午在下班后又借了单位同事的一辆自行车又去了一次，到孙家时接近18时，也是孙启尤开的门，孙说孙某丽不在，而他马上也要去值夜班，所以于春江也没进屋就离开了，然后回单位将自行车还给同事，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到家时是18时10分左右。经过核实，该同事证实于春江下班后就向他借自行车，不长时间就送还了。而于春江的哥哥和妹妹都证实于春江回家的时间的确是18时10分，随后当晚就一直在家里没再出门。因此，侦查员排除了于春江的作案嫌疑。
根据孙启尤的自述以及刘德昌和于春江的叙述，专案组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场勘查表明三个被害人都是3月6日18时之前回家的，可为什么刘德昌和于春江在18时左右敲门时孙启尤却说家里没有人呢？显然这里头有猫腻，况且当时孙启尤一个人在家，除了他之外谁也不占作案时间和条件。而且刘德昌和于春江都表示：他们敲门的时候孙启尤开门后将门半开着，还用身子挡着门，不让他们进屋，申请还比较惊慌，和平常不太一样。
此时，法医对三具尸体的尸检结果出来了，证实他们的死亡时间都在17时至18时之间，且胃里没有食物，说明他们回家前都没有吃晚饭。根据尸体摞在地上的顺序应该是孙某丽先到家，接着是石某廷，最后是石某英。
在对现场的复勘中，专案组在一堆被烧焦的衣服下面发现了一件带了血迹的黄色军用秋衣，经刘德昌和于春江辨认，这件衣服就是孙启尤给他们开门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至此，孙启尤身上的作案嫌疑增加。
3月7日晚20时，上海路派出所老片警迟洪明找到专案组，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这天下午他和宽城区人防办副主任刘某学闲谈，在谈到孙启尤家失火这事时，刘某学说：3月6日晚上他在单位写《疏散人口安置报告》，18时30分离开单位回家，骑车路过东二条、快要到宁波路时遇到孙启尤从家里出来，两人还闲聊了一会儿，约1分半钟左右。
3月7日早晨他听说孙启尤家失火后就特意去武装部安慰孙启尤，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当他提到3月6日傍晚两人在孙启尤家相遇时，孙启尤几乎就在第一时间当场否认有这件事，当着众目睽睽说刘某学记错了，相遇不是在3月6日傍晚，而是3月5日傍晚。
侦查员于是有找刘某学的妻子和宽城区人防办其他同事核对，确定刘某学确实是在3月6日18时30分离开单位、18时35分回家的（刘某学的家距离单位很近，骑车不超过3分钟，当天途中因为遇到了孙启尤，所以耽搁了大约2分钟）。至此，孙启尤离开家的时间被大致确定在18时30分以后，占有作案时间。
随后侦查员又去孙启尤声称去买剃须刀片的三商店核实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三商店在3月6日18时就下班了，且一整天都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去买过刀片。宽城区武装部某科科长李某权、更夫徐某勤等人证实：孙启尤在3月6日19时10分到的部里值班。
根据以上的调查情况：专案组在3月7日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一致认为孙启尤有重大作案嫌疑，然后将案情材料通过长春警备区、吉林省军区上报沈阳军区，申请对孙启尤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并对他的办公室和他本人进行搜查。
3月8日凌晨4时，沈阳军区回复：同意地方公安机关的申请，于是专案组当即在宽城区武装部将孙启尤控制并当场搜身，刚把军裤罩衣扒开，就发现里面的棉裤上有大量的喷溅型血点，在他的手指甲内也提取到了血迹的残迹。在对孙启尤办公室的搜查中，在他的办公桌里搜出了从家中柜子里拿走的6000余元现金、储蓄存折和一些全国粮票。并且确认现场留下的那把“将军不下马”钥匙就是孙启尤的。
至此，人赃并获，孙启尤就是这次杀人纵火案的凶手。3月8日早上，沈阳军区批准将孙启尤依法拘留。
但是，孙启尤到案后态度顽固，除了承认到三商店买刀片的事是记错日子了之外拒绝供认任何犯罪事实。甚至当侦查员向他展示掌握的证据、揭露其谎言时，孙启尤甚至耍起了无赖：“你们说的都对，但案子不是我干的，你们要我交待，我说不清楚，要么你们对我'上手段’好了。”
就这样，审讯陷入了僵局，气得侦查员们真的想对孙启尤实施“大记忆恢复术”，但是孙启尤是现役军人，体格健壮，且意志比较坚定，并因为曾经参加过对长春市公安局的军管因此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流程比较了解，有相当的反审讯经验，就算上了“大记忆恢复术”也未必奈何得了他。专案组组长姜超副局长还特别强调：绝对不许“上手段”，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于是，专案组向社会公布了部分孙启尤的犯罪事实，并对孙启尤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希望获得更多的线索，达到攻破孙启尤心理防线的目的。
这个措施很快就获得了效果：3月8日傍晚，一个年轻女子跑来宽城分局声称要投案自首，一进屋就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孙启尤的家人被杀，与我有关。”
这个女人名叫于某琴，时年25岁，系铁北商店营业员。她承认从1975年开始至今，她就和孙启尤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承认在案发前几天，孙启尤告诉她：我要把我老婆孩子全杀掉，然后和你结婚，她以为孙启尤是说着玩的，没想到他真敢这么干，所以看到警察公布孙启尤是3.6纵火杀人案凶手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自首，不然作为知情者她至少是一个包庇罪。于某琴的自首，为专案组下一步审讯孙启尤提供了决定意义的人证。
当孙启尤看到于某琴的时候，原本镇定自若的表情不见了，整个人先是颓丧，接着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痛骂于某琴是“叛徒”、“背叛了他”、表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两人的未来”。骂够了后，孙启尤彻底放弃了顽抗，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975年，孙启尤在长春市备战办公室负责时看上了办公室的电话接线员于某琴，然后对她展开持续追求，在赠送自行车、手表等贵重物品的“狂轰滥炸”下，于某琴和孙启尤勾搭成奸。
老照片，电话接线员
为了达到和于某琴结婚的目的，孙启尤于1979年春节开始产生了杀害家人的念头，并准备好了纵火焚尸用的汽油。
3月6日这天，他趁岳母去小姨子家住、当晚自己值夜班，认为机会已到，认为在这天作案不会被人怀疑。17时开始他就在家里做好动手的准备，等候女儿、岳父和妻子回家用斧子杀人。
17时20分，孙某丽开门进屋，孙启尤趁着她弯腰换鞋的时候用斧子砸孙某丽的后脑，当场将她打倒在地，孙某丽痛得大喊“妈呀”，孙启尤又连续对着孙某丽的头部砍了数下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拖入里屋。然后又在17时40分和17时50分用同样的方法杀害了岳父石某廷和妻子石某英，并将遗体摞成一叠。然后孙启尤匆忙换了上衣，穿上罩裤，期间打发掉了上门找孙某丽的刘德昌和于春江，于18时30分出门，骑车去武装部。
到了单位后，孙启尤故意到全部七个有人值班的办公室都转了一圈，就是为了让同事们知道他到了，好让他们到时候作不在场证明。20时，孙启尤又去西广场地道指挥部和另外三名同事打扑克一直打到22时50分，待23时回武装部睡觉的途中又溜回家中，将柜子和箱子打开，拿走了6000元钱和部分粮票，又将三具尸体上倒上汽油并点火焚烧，然后又溜回武装部睡觉，直到被人告知自家“失火”。
至此，这起特大杀人纵火案在长春市公安机关的努力下仅用两天就宣告破案，罪犯孙启尤因故意杀人罪被沈阳军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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