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鸦片大量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有瘾君子，都有吸食者，清代的道光皇帝、大臣、太监、地方官员；民国的军阀、高官、买办、资本家也多有吸毒成瘾者。在一次国民党政府讨论禁烟问题的大会上，有人提议检查入会者是否有烟瘾——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熬瘾”，让他们呆在会场一定时间，有瘾者必显丑态：呵欠连天、鼻涕、眼泪直流，浑身大汗淋漓——但是提议还是被否决。因为入会者中瘾君子太多，他们要抓紧时间制订出“禁烟章程”，争取早些回到公馆，抽吸大烟。
瘾民的众生相，通常瘾来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满足烟瘾后，精神松弛，倍觉闲适，“赛过活神仙”。当时有人编写了一则讽刺文章，用十二生肖来形容吸烟者的丑态：
烟瘾来时，性情烦躁异常，竖眉怒目，形同疯犬；走路拱肩缩颈，有气无力，好像老羊迈步；走进烟馆东张西望，好比老鼠；蹲着像猴子；躺倒像死猪；过足烟瘾，蹦蹦跳跳，犹如狡兔；回家时轻盈快步，形同蛇游，速如飞马；做起事来力大如牛；高谈阔论真有龙虎精神，声音嘹亮，可比公鸡。
对于这种情形，李盛芳在《李寿山与敦化烟馆》一文中也作了详尽的描述。李寿山是该文作者李盛芳的父亲，经营一家烟管所，即大烟馆。作者自小就出入其父亲经营的烟馆，对那里的吸食者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作了很详细的记述。他写道：
每天早饭后，即8点左右，烟鬼们陆续来了，先到营业室去拿自己的烟证（是一个小本，有点像医疗证那样），把一份烟钱拿出来交给营业员，由营业员记上烟证，收款后发给一份烟，大小能有8分长（不到一寸），比毛笔杆还细，用带花纹的粉色纸包着。拿到烟份后，进抽烟室找看灯的要灯具。在这种时候，他们一般的是不打招呼的，跟看灯的也不多说话，明显表现迫不及待，似乎如果和别人一打招呼，对方马上就要跟来抽几下似的（其实，烟民这种迫不及待，是因为瘾来了，急于吸食一口，而不是怕别人分享）。
所以只要烟份、烟具拿到手，那就旁若无人，马上寻找自己理想的铺位，放下烟具，脱掉鞋子，头朝里躺下，先点上烟灯，再小心翼翼地扒开烟份上的粉色纸和里面一层腊纸，等都扒开后，里面出现了一条像膏药似的大烟，油黑锃亮，烟鬼们看见它比看他亲爹娘还要亲几倍，扒好后就美滋滋地一手拿起大烟枪，另一只手拿起烟扦，再把烟泡按放在烟斗上，对准烟灯，用烟扦扒拉着，吱吱地吸进这头一大口，而后再慢慢地吐出点烟来。这时，他们的自身感觉可能比神仙还要美呢。
本来他们吸进这口烟，恨不得一点也不吐，全部吞进肚里，但不吐又不行，没法呼吸，因而只好少而又少地吐出些，就这样吱吱地把这支烟泡吸光。
最后把烟斗打开，用烟刀底把灰刮出来，放在烟斗的眼上，用烟灯一烤，再吸上这最后一刮海儿口。
待把这些烟吸光后，才心满意足地，但又恋恋不舍地放下烟枪，坐起来伸个懒腰，精神十足地和别人唠起来，张家长，李家短，哪家的小老婆偷野汉子；谁家的女人打巴刀了（即离婚）；哪个赌场的赌注最大，谁谁一宿输了多少等。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所以他们了解这些新闻最有条件，烟馆便成了他们交流新闻的场所。
另外，吸大烟的人也有两个人对面躺着吸的。有的人是二人一起去的，有的是事先约好的，准时到烟馆碰头；有的是两人平时关系不错，或是亲属，碰上一位正抽呢，另一位拿出自己的烟份躺在对面，两人对抽；还有的是今天没有钱；又犯了烟瘾，由另一位拿出钱来，用他的烟证把烟份买来，两人合抽，也不过是出钱的人多吸几口罢了。
他们对面吸大烟，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是同使一套烟具、一杆烟枪。抽吸时是你吸一口，我吸一口，来回递，从不擦烟嘴，由对方从嘴里拿出，再放入另一方嘴里，没人计较对方的嘴干净与否。
四川是产烟土的大省，吸食鸦片很普遍，几乎所有人家都备有烟具，或备自己吸食，或用以招待客人。
18世纪30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吴家五口人，人人都吸烟，他的妻子、父亲、母亲和内弟，都是烟民。每天夜里，人人高卧烟榻，怀抱烟枪，吞云吐雾，不觉东方之既白，方才过足了烟瘾，放下烟枪，上床睡觉。因此，第二天上午11点钟，一家人仍高卧不起。
吴学礼的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师，见此情景，写了两首打油诗，讽刺吴家，奉劝吴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
川膏与云土，一天几两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