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金属制作的器物，以其所含的成分不同，可以分为红铜、青铜、黄铜、白铜等几种，但白铜出现的时间很晚。
红铜又称纯铜，其含铜量在 ９０％以上，呈红色。由于铜矿石与其他有色金属常常是伴生的，所以铅、锡等金属也易于混入，故一般称锡含量少于 ２％、铅含量少于 ３％的铜金属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 １０８３℃。虽然它也可以铸成各种器物，但硬度较差。在铸造过程中，流动性也较差，还易吸收气体，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可导致缺陷和疏松。因此，它多被作为礼仪性的明器或装饰品。
青铜是铜金属与锡、铅元素的合金。与红铜相比，青铜的熔点较低，硬度增高，而且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与机械性能。例如，铜合金中若含 １０％的铅，其熔点可比红铜降低 ４３℃；若含 １０％的锡，则使熔点降低 ７３℃，含有２０％的铅，熔点可降低 ８３℃；含同量的锡，则可降低熔点 １９３℃，就硬度来说，红铜的布氏硬度为 ３５，加入 ５—７％的锡，其硬度就增高到 ５０—６５；如果加锡 ９—１０％，硬度可达到 ７０—１００。加入铅和锡以后，还可使铸液的流动性能增加，从而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及其细部都能获得清晰的效果。青铜器又因其主要成分有别而分为锡青铜、铅青铜和锡铅青铜三种。
以铜、锡为主的金属器皿，如偃师二里头的青铜器，含铜 ９１％、锡 ８％、其他金属 １％。洛阳出土的西周“丰伯”戈、剑等，分别含铜 ８４．３１％和 ８５．２２％，含锡 １１．６５％和 １１．７６％，它们均不含铅。不过，多数铜器中还是含有少量铅元素，故锡含量大于 ３％、铅含量少于 ２％的一般也称为锡青铜。与红铜相比，锡青铜不仅具有色泽光亮的外观，而且具有硬度大、韧性强、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疏松少等良好的铸造性能。
以铜、铅为主，不含或只含少量锡（少于 ２％）的称为铅青铜。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镞，有的含铜 ８３．４６％、铅 ９．８％、铁 １．４％，不含锡。铅青铜的硬度较低。由于铅和铜在液态互不溶解，凝固后铅成了细小颗粒，所以对铜基体没有固溶强化作用。铅青铜的抗腐蚀性能较差，当它遇到含碳酸的水时，铅首先被腐蚀。
锡铅青铜是以铜、锡、铅为主的三元合金，其含锡量大于 ２％、含铅量大于 ３％。在铜锡合金中加入铅，可以降低熔点，并可增加铜液的流动性。这种青铜也能铸成质地坚硬、有光泽表面的器物。与锡相比，铅较易得，成本也较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锡铅青铜。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们即已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的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黄铜是铜与锌的合金。锌的获得必须在密封的容器中进行。因为铜的还原温度大约在 １０００℃以上，而锌的沸点只有 ９０７℃。一旦锌从氧化物中被还原出来，就立即挥发成气体，或又被氧化成氧化锌的粉尘。前面提到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遗址中出土的两件锥形铜器，经鉴定为黄铜。有人认为黄铜出现的时间较晚，在年代上不予肯定。也有人认为三里河遗址所在的地区，铜锌矿或铜锌铅共生的矿物资源十分丰富，龙山文化的烧陶技术为冶炼黄铜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和高温条件，并据此进行了模拟实验，证明用这类矿石进行冶炼锌是通过蒸气由表层向金属铜的中心扩散得到黄铜的。而锌的含量的增多，还降低了铜的熔点，如含锌量为 １５％时，熔点为 １０３０℃，达到 ３３％时，熔点降至 ９４０℃。说明这种冶炼过程可以在较低温度通过气——固相反应进行。所以，早期出现黄铜是可能的。这为我国远古时代就已经有了黄铜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青铜的冶铸技术有一个从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就生产的规模和产品的种类、数量而论，则随冶铸技术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从前面介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金属制品可以看出，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铜金属的原料主要是自然界赋予的自然铜，但已有部分是冶炼而得。人们用冷锻法制器，或用石质和泥质的单面范、双面范铸造形制简单的小件物品，如刀、锥、铜镜等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刀，经金相观察，估计其含锡量大约在 ６—１０％，铸造方法是用两块范闭合浇注而成。一块范上刻出刀型，另一块范是平板，用它铸出的铜刀，背部的棱一边高一边低，呈斜坡状。刀的刃部曾经轻微的戗磨或锻打。该遗址出土的铜渣，经鉴定是一种冶炼的产物，是一块冶炼出来的含铜和铁的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这说明，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我国就已有了原始冶炼术。冶炼的方法是用铜矿石加锡矿石或含多种元素的铜矿石来冶炼。陶寺遗址出土的铃形铜器和王城岗出土的容器（鬶？）残片，说明当时已有用几块范、芯装配铸器的尝试。由于至今未见一件完整的成品，尚不能对其技术水平作出评估。但这些遗物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在使用陶范、装配铸器的探索中，可能已经取得成功。
从二里头时期至二里冈时期，是青铜业趋于成熟的阶段。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铸铜作坊址，出土了不少熔铜的坩埚片、陶范、铜渣、木炭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及与铸造有关的其他遗迹。这里出土的铜器除了刀、锥、锛、凿、鱼钩、镞、戈、戚等工具和兵器外，还有圆鼎、斝、爵、盉等容器和铃，后者是一种乐器。这些铜器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的一部分。铜容器壁较薄，表面粗糙，多无花纹，也无铭文；作兵器用的戈、戚则又显得厚重，也表现了早期青铜器的特点。除了工具、兵器用单范、双范铸造外，其他容器都是用复合范铸造。这些铜容器的形制比较规整，器壁厚薄也较均匀，说明工匠们使用复合范铸造的工艺已相当熟练。也反映了在这之前，我国使用复合范铸器已经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人曾用电子探针对一件铜爵作过定量分析，测知铜、锡的合金成份为铜 ９２％，锡 ７％，与郑州二里冈时期铜尊的成份一致。
二里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是用 ２００ 多粒绿松石镶嵌而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它先铸出镂空铜牌，再镶嵌松石，具有较高工艺水平，说明当时在设计、铸造与镶嵌技术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到了郑州的二里冈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有了新进展，浇铸的客器有方鼎、圆鼎、鬲、盘、罍、尊、卣、斝、爵、觚、斧、斨、钁、刀、钻、矛、戈、镞，以及铜釭（建筑材料）等等。这时期的青铜器品种增多了，铜器表面增加了装饰花纹，而且还出现了大件铜器。如 １９７４ 年在杜岭发现的两件大方鼎，一件高 １ 米，另一件高 ０．８７ 米，形制为平底方腹，上有双耳，下有四个圆柱形空足（上部一段是空的，下部为实心），器表用兽面纹和乳丁纹装饰。这两件王室使用的贵重礼器，是当时的工匠们铸造的代表作。它与其他器物构成组合，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范熔铸技术已经形成，并有锡青铜与铅青铜之分。
郑州出土的商中期铜器，大部分可能是在当地铸造的。郑州商代城垣南、北两侧的南关外和紫荆山均发现了同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那里都发现了居址、坩埚、铜渣、木炭、小件铜器及大量陶范碎块。这些陶范中，既有工具范和兵器范，又有铸造礼器的陶范。陶范上皆有子母榫口，便于装配扣合。郑州出土的商代铜器，大部分应是由这两处铸铜作坊址所铸。杜岭出土的方鼎形体高大，形制规整，花纹清晰，说明当时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铸造技术，生产已有一定规模。该鼎含铜 ７５．０９％、铅 １７％、锡 ３．４８％。熔铜的坩埚发现有两种：一种是用草拌泥制成，厚 ６ 厘米；另一种是用陶大口尊或夹砂陶缸作胎，外涂草拌泥。所用的大口尊高 ３０ 厘米，口径 ２５ 厘米，每器可容铜液 １２．５ 公斤。这些坩埚出土时内壁都残留有一层铜渣。这两个作坊都生产青铜礼器，但据报道，南关外的铸铜作坊还生产青铜钁等工具，而紫荆山北的作坊则生产青铜刀和镞，似有一定分工。
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这一期间铸造的青铜器，不仅器形大，数量多，而且纹饰华丽，铸工精良。很多重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通高 １３７ 厘米，鼎身长 １１０ 厘米，宽 ７７ 厘米，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足为兽面纹。它的造型浑厚庄重，重 ８７５ 公斤，是世上仅见的一件重器。若无细致的分工与优秀的铸造技术是不可能制成这样的大鼎的。同时，青铜器的种类与数量也更多了。它们的装饰纹样华丽，且多有铭文。如 １９７６ 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 ４６８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 ２００ 余件，包括方鼎、圆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等。不少礼器还成双成套地出土，如司母辛大方鼎两件，长方扁足鼎两件，中型圆鼎两套，每套六件。此外，还出有钺、戈、锛、凿、刀、铲、铜铙、铜境及其他用器和装饰部件。其中铸有“妇好”铭文的 １０９ 件。殷墟出土的铜礼器，表面的纹饰繁褥细致，包括立体与平面两类。立体的铸纹有龙、夔龙、双头盘龙等等；平面铸纹则以兽面纹最普遍，且一般多有地纹。同时期的四羊尊、龙虎尊等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也是工匠们的智慧与创造才能的突出表现。
西周时期冶铸的规模与分布的地域继续扩大，出土的青铜器品种与数量也更多了。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以成套成组的形式出现的更为普遍，还出土了列鼎、编钟等等。所谓列鼎、编钟，是用形制相同、大小成序的鼎、钟编列组成。身份、等级愈高，使用的数量也愈多。不少铜器上还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当时发生的重要史迹。如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盂鼎”，通高 １０２．１ 厘米，腹径 ８３ 厘米，重 １５３ 公斤，内壁铸有铭文 ２９１ 字；著名的毛公鼎，腹内壁铸铭 ３２ 行 ４９９ 字，每篇刻铭都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在安阳殷墟、洛阳北窑、陕西周原等地均有发现，面积在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不等。在这些地点发现了居址、水井、道路、祭坛、熔铜炉、工作面等各种遗迹及数以千万计的陶范和木炭、铜渣、工具及半成品等等。这些发现为了解当时的铸铜技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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