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写《上脱证》时想起了一位读者，他曾给本号发来诸多消息。
他说曾因突然出现气上冲而找中医治疗，几个月后的刻下，已是吃喝拉撒睡都困难了。尤其是大小便艰涩难通，令他难受到无比痛苦。这些中药里，主要就是熟地桂附以及《刚痉》篇中提到的升散药。
今年春节期间，我特地整理了李东垣的爱徒罗天益的诊疗次第。在《上篇》发出后，有位读者发来消息感慨地说道，中医从《内经》起就视大小便之通利为首要任务。“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即便二便不通只是本病之标，也要先舍本病而急通二便。
他还举出了胡希恕胡老的一则经典案例，当年会诊争议颇多，胡老力排众议主张通便为先，后来病人得以由危转安。
这位读者表示，如今人们似乎把中医最基本的核心医理给弄丢了。古书都只是装点门面，而不能真正深入人心。
为了回答本篇的题目问题，我进行了过去几个月的深入探索。有意思的是，“剧本师”最近安排了诸多类似的案例推送到我面前，因而我不得不就这个棘手的问题，给予阶段性的回答。
两周前看到某百万中医大V说有个孩子外感后遗留咽喉痛，自行服用清热解毒药无效，这位中医又建议服用以苦寒为主的清喉方，仍是无效，之后转为令其服用“收火汤”而获效。
大V总结说，现在很多孩子消耗肾精过多，治疗要不忘补肾。
这让我非常愕然。
他建议服用苦寒方无效后，看到的是这孩子厚腻的舌苔，以及舌苔下暗红的舌质。为什么不详细询问饮食二便的具体情况，就用滋腻的收火汤？
那又是为什么收火汤能“有效”？
从舌象结合服用苦寒无效来看，这孩子的外感属湿温证。体温虽退，湿浊未清，湿阻气郁，又郁热未彻，热性上炎而咽喉疼痛。这时越用苦寒越遏阻气行，湿邪愈滞而郁热愈甚；气不行则化津布津亦不利；同时，饮食二便必然随之发生异常。
这和《麻葛辛附误治》篇中，我提到的那位朋友的儿子，情况是一样的。应该以通降气机为治，通则通痰湿郁热，降则降升逆之气。
久服苦寒，则喜收火汤之温性；气升无降又气不布津，则收火汤之滋润能令气降。
正如我在《服用血府逐瘀汤后舌苔变化》与《明明好转却不治》等篇中所说，有时人体之气在得以降行后，便能自行恢复正常的升降出入。
但这后半段的“自行恢复”，不是汤药所具有的功能，而是人体自身的作用。医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降敛，即能启动正常的升降出入。对于很多人而言，降敛就只是降敛而已。
这位大V的主要问题在于最后总结应该就事论事，如痰湿阻气而气不降，药物有降气的作用。若是他看不到这其中的具体因果，那也可以只停留在：气偏升浮，药物降敛。
而不该扣上“肾精消耗多”“肾虚”的帽子，实在是太大了！这顶大帽子引来众人纷纷表示现在小孩多肾虚，造成影响巨大。
动辄断言“肾虚”是如今的通病。我们首先要知道古人所说的肾虚，到底是什么样的。
明代陆养愚有则医案，病人年轻时常常腹泻而服用参苓白术散。中年后纳妾纵欲，导致下虚而气火上浮，出现了齿痛、口舌痛等。两寸浮数而微，关尺浮弱而涩，脉证完全相合。
陆养愚用八物汤倍地黄再加少量桂附，以收纳浮气，十剂而愈。
《内经》有言，年过四十，阴气自半。人体是在中年以后，才明显得越发“下虚而上实”。
我们知道孩子奔跑不定，成年人相对喜走，而老年人则以坐卧为主。小孩子的下焦相对其整体而言，力量是最为强盛的。怎么能随意将下虚的帽子扣在孩子头上？！
更何况二便情况都不知，这位孩子能因降敛而自行恢复，还是非常幸运的。
曾有个患抽动症的孩子，医者认为欲息其风，应滋补其肝肾。孩子服用后的前几天里，确实安静了些，但很快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躁动，因为他大便难下！
这孩子常常为了通便要蹲好几个小时的马桶，有时甚至半夜不睡地蹲。蹲久而仍难下，就会痛苦暴躁到狂叫狂哭。
正如昨天《上脱证》中所说，下气不得通行的情况下，上气能真正地顺降么？！
如今脾胃不好而二便异常的孩子太多了，大V的这番话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呜呼哀哉！
这篇文章出来后，大概是有人提醒他这点，因而这位大V隔了几天后，又写文表示，生熟地有很好的通便效果。呵呵…
对于阴虚而燥结的人而言，这话大概率是没错的。但古代顶尖医家仍然会考虑到气分之通行，如《合力通便》篇中提到的李东垣。
而对于中虚的人而言，滋腻药导致的通便，恐怕只是腹泻而已。
腹泻是腹泻，通降是通降。完全两码事。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王孟英的大师课》，病人曾服用养阴药而得腹泻，但是并没有因此解决一身之痰浊结滞；
引起很多读者感动的《千年难得一遇的医案》中，病人后来因服用润药而大便滑泄，非但没有因此将浊邪代谢出去，反而因伤中气而加重了一身之浊邪。
也就是说，服药后出现腹泻，并不能与通浊泄热画上等号。
何况，对于更多的中虚之人而言，润腻药并不能造成腹泻，而是会添堵，加重便秘。如《孟英治便秘》篇的主案，病人气虚而大便燥结，众医越用阴药越便结。
而对于痰阻气机的人而言，这类药物更是加重气机闭塞与痰浊气郁，如昨天《上脱证》篇中的诸多医案。
另外这两天见到诸多实例，病人都是痰浊阻气，气升难降。治者往往只顾上焦，或过用辛燥辛散，而难以看到病人的三焦之气，已是上下不流通。其手法会导致上气更上，而中下之气更闭，下气不通而上气不降。
最终形成的怪圈就是，越只顾上焦，上焦越糟糕。
这类治法的过程中，若是偶尔转用所谓的“补肾法”，会发现能取得一些好转。但病人过去也曾用过此法，倘若真有效，为何不专用下去而获痊愈，为何前医们也是换来换去地用？
因为在在气升有余之时，若是叠加燥性药的不当使用，滋补肝肾药会因其润降之性而令气机降行。
但不是每个降行都能启动升降出入的自行恢复，因而此法往往只能取效一时。
之前本号接连几篇介绍温补与升散法误用的文章出来后，有多位读者对此进行了正反馈。其中最严重的一例，病人自上到下，无一处畅通，不但丧失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的能力，还因痰瘀结滞经络而满身的大小肿块，这种肿结就类似《孟英用葱须》篇中的病人。
正如《湿温证治了50天》所总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
很多时候服药后的好转，实际上其中人体的自愈能力占了大半。但医者往往不知，以为尽是自己与药物的功劳。然后用此法普治众人，甚至到处宣扬，以带动众人效仿。
尽管要做到“不想当然”，并不容易。
但从过去诸多卓越的医家医案来看，他们不会将降敛等同于通降。甚至都不会认为，药用润通就必定获得润通。而是会将可能发生的后续弊端，全部在事先就考虑进去，充分布局以确保万无一失。
这与用补肾药而取效即宣扬小孩子容易肾虚需要补肾，两者境界何啻天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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