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有国富民足之盛景，亦有民怨官贪之暗沉，光影交错，明晦相间。期间有歌功颂德、晓畅抒怀的文臣士子，如纪晓岚、王士祯;有纰漏黑暗、道破荒唐的文人才子，如纳兰容若、曹雪芹; 亦有彰显科理精湛、古学精粹的医家学者，如梅文鼎、赵学敏。一时间，末代帝国，文理双行，自是一片异彩纷呈之势。
今天就来说说举国“文”名王士祯
在《聊斋志异》尚未被世人发现传诵之前，蒲松龄不过是一个在科举路上屡战屡败、郁郁不得志的落拓文人。有一天，心情郁闷至极的蒲松龄便找到诗友欲吐心中不快。一进门就把一摞书稿丢在朋友桌上，大声叹道:“废纸也，废纸也!”
这位朋友震惊于蒲松龄的这份架势，也深知他怀才不遇的苦闷，于是几分劝慰后，便拿起蒲松龄的手稿，与书页上挥毫泼墨写下小诗四句及“王阮亭鉴定”五个大字。蒲松龄拿起一看，喜笑颜开，拱手言道:“多谢!多谢!”
王士祯
事隔不久,《聊斋志异》竟由一堆废纸，成了众多书坊争相刻印的金贵之物。
这位名叫王阮亭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文坛名士、官场红人王士祯。
王士祯在蒲氏书稿上题字助卖之事不仅一时间传为佳话，也帮助蒲松龄得以崭露头角。
王士祯的鉴定之所以有如此号召力，一是因为他的官场地位，二是因为他的文坛魅力。
在以科举取士的明清时代，出人头地的正途无疑是参加一轮接一轮的考试。和蒲松龄不同的是，王士祯在这条路上走得还算顺利通达。早在参加童子试时，王士祯就通过县、府、道的三个“第”而一鸣惊人，闻名乡里，后来又高中进士，文名更是日甚一日。在此之后，他以文会友，广交贤人，在文坛上也渐渐有了一定的地位。
顺治十六年，王士祯得任扬州推官，在此期间，他掌管刑狱大权，秉公办事，为民立命，颇受百姓拥护，政绩也算卓著。江宁之战后，顺治皇帝把对反清势力的愤怒发泄在支持反清势力的百姓身上，连造数起冤案。这些案件在历史上合成“海寇案”。当时的王士祯被联名请愿的百姓感动，决定亲理冤案，为民昭雪。但是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中，王士祯的行动重重受阻。最后，忍无可忍的他弃冠于地，亲率众冤民和当时的户部侍郎叶成格据理力争。结果大多数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狷（juan四声）介品格为朝野颂赞，广传于世。
除了尽心为官外，王士祯在扬州期间，还“倡倚声之学”，开始致力于填词学问的探究。每天工作完成之后，就邀请众多词人到府上小聚，共同谈词作词。一时间扬州变成了四海文人争相赶赴的地方。
5年后，王士祯被调往京城出任户部郎。在任期间依然不忘以文会友。加之当时帝都人才汇集，文化氛围极为优越。在与他人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王士祯自身的学识也得到很大的提高。王士祯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神韵说”正得益于此。王士祯身处“幽兰之室”，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天资聪慧，不久就崭露头角，很多经典篇章都在那时得以传世，诗歌和散文尤其为人所称道。
不久，王士祯的才名传到了康熙皇帝那里，康熙皇帝对他的诗文很是赞赏。康熙十七年时，王士祯受到皇帝的接见，得到赏识，进入南书房侍读。此外，康熙帝还下令让王士祯整理自己的诗稿呈交朝廷，王士祯便选录了三百篇诗作定名为《御览集》，上呈朝廷。
王士祯从此以后便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清朝初年的文坛领袖，当时的诗坛新人、文坛新秀求学京师时，首先就是去拜访王士祯。运气好的，如果能得到王士祯一字半句的褒奖，就能够一夜成名，官运亨通。
这也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会因为王士祯的几个题字而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原因。
康熙四十三年，王士祯已经官至刑部尚书，但是不久，就因受他人牵连而被罢官。此次罢官，表面上是与审告冤案有关，实际上却是与朝廷内部的权力争夺有关，而王士祯作为一介书生，无疑是这场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王士祯离京之时，送行者堵塞街巷，而他随身携带的也不过是“图书数麓，万首诗”。
王士祯，号渔洋
就这样，王士祯两袖清风地回到家乡，长期居住在山中别墅。致力于吟诗填词，读书著述。兴起时，或登高抒怀，或观瀑沉思，或临渊戏鱼。兴尽后，便读书品茗，研墨赋诗，全心挥毫。可谓张弛有度，惬意之极。在此期间，他心灵沉静，文思活跃，写就《长白山录》、《夫于草堂集》、《香祖笔记》等闻世之作。
综观王士祯的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恪守原则。一生以“清、慎、勤”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如此教育、勉励自己的孩子。
在文学造诣上，王士祯著作等身，他的五千多首诗歌，是清代“神韵”诗的卓越代表。《四库全书》在总目提要中这样评价王士祯的文学成就:“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 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可见其理论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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