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作为学术派别的“法家”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故曰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法家”和“阴阳、儒、墨、名、道德”并列为“六家”。法家应历史潮流而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群雄逐鹿，法家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法家产生的背景主要是以下三个：
一是政治背景。周王室东迁之后，逐步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也竞相扩张势力，会盟称霸，相继出现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年年杀伐不断，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卿大夫阶层在争霸中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攫取了政权，进而控制了国家的部分权力，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相继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对于之前的政治制度不再满足于修修补补，而是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宗法分封制度，以军功授爵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
二是经济背景。铁器和牛耕普遍推广，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耕地面积增多，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私田的不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和买卖，井田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三是文化背景。各诸侯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强化国家的统治，就需要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形势，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派都力图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即开始了后世学者所称道的先秦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各国君王最关注的不是怎样谋求民众的安居乐业，而是如何解决当前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就这样，一班“方术之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一些人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在法家大行其道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较为有名的是以下几位：
管仲 （？～前645）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属安徽省）人。早年经商，后被齐国的国君齐桓公任为卿大夫，主持齐国政局40年。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法治国”并付诸实践的人，管仲的思想言论收入《管子》一书。
吴起 （约前440～前381）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人。曾经投入孔子的学生曾参门下学习，后放弃儒学，研读兵法韬略，走上了从政道路。吴起的改革以“明法审令”为核心，也就是重新修订法令。吴起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开路者。 留下了一部著作《吴起兵法》。
商鞅 （约前390～前338） 商鞅，本叫公孙鞅，卫国公子。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在于抓住三个根本，即法、信、权。法就是“任法而治”，也就是以法度为最高准绳，做什么、不做什么、怎样做，一切以法律为转移。信讲的是赏罚，所谓赏罚有信。权就是国家权力，一定要集中在君主手里。 商鞅死后，他的弟子整理他的遗作，编辑成册，命名为“商子”，后人称《商君书》。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年韩国宗室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曾与李斯一起求学于荀卿。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是其思想核心。
性恶论。“性恶论”是以荀子为代表的，韩非是在其师荀子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性恶论”的内容，深化了“性恶论”的内涵。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自己，另一个是追求利益。从这样的人性出发，法家提出了一套以利益为轴心的政治对策。法家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是人的本性，人人为己。在法家看来，无论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还是一般的社会关系，人们都不会从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都是为了自己。那么，人们争来斗去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利益，在从自身利益出发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区别的，正如蠢人和聪明人都是人一样，利益是国家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
重刑。重刑思想源于先秦时期法家的“法治”理论，在中国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重刑”虽给人以不人道甚至残酷的印象，但重刑对历史的进步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刑思想在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后，由于“重刑”思想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使其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韩非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重刑思想的人，他的重刑思想只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之一。在韩非以前，商鞅已经系统地论述了重刑理论，他指出只要“重轻罪”，就可以做到“以刑去刑”。韩非继承了先秦法家的重刑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重刑主张：（1）信赏必罚 ；（2）厚赏重罚；（3）轻罪重罚。
法、术、势。法：核心，就是法令，是官府制定、公布的成文法，是官吏据以统治人民的条规；术：技巧，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臣下的手段。法和术的显著区别，一个是向国人公布，一个是藏在君主的“胸中”；术的主体是君主，由君主掌握和运用；术的对象是臣子，是君主用来专门对付臣下的；术的目的是驾驭臣子，通过考核和赏罚来用好人才；势：基础，就是君主的权威，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有了这种权力，才能使臣民服从自己，为自己所用。韩非认为君主必须把这种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同任何人分享，否则权力就会遭受削弱，甚至丢权丧身。可以把势理解为权位和威力，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为权力。
法、术、势的应用：法，制度化管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术：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艺术和管理方法；势，领导力艺术，集权与分权。
在企业管理的应用：以法治司。1、符合大多数人利益；2、制度成文且明确公开；3、制度面前人人平等；4、厚赏重罚。
法家认为德治误国，但法家只是反对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主体，并不是排斥道德。法家思想离道家是比较近的，老子的无为、阴柔、至公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法家。法家主张张力政治，认为智谋不决定成败，要凭实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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