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讨生活的地方，叫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老早前，叫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我之所以说“老早”，是这词儿满是沧桑，又因那岁月离我已愈来愈远，感怀逝者如斯。那年，自来水公司卖给了中环水务，换成了现在的名儿。
三水厂地处湘潭板塘。
如今的板塘，高楼林立，茶楼、酒馆、KTV、洗脚楼，鳞次栉比，端的是歌舞升平，好一派繁荣景象。老早前的板塘，远没有这么多商家，也远没这么多光鲜的高楼。但，也的确曾经繁荣过。只是那时的繁荣，是另一种繁荣。
那时，板塘是湘潭重要的工业区，有许多国营企业。每家国营企业，都红红火火。其中，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是大型企业，更是牛气得叫湘潭人啧啧称羡。在这几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一个个也很是牛逼，走路也较在别的企业工作的人们，有更多的精气神。三家中，又数湘潭纺织印染厂规模最大，有万多员工，厂区和家属区连成很大一片。片内，道路纵横，楼舍林立，俨然一座小城。
妻在湘潭纺织印染厂工作。
妻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们四姐妹以及她们的母亲，都和她一样，在湘潭纺织印染厂工作。我没见过岳父。他在我和我妻子恋爱前就死了。妻的娘家在纺织厂的宿舍内，房子用现在的目光看，有些逼仄，也很不规范，三间房一厨一卫，其中一间房兼做了客厅。左右邻居，居住条件都差不多。这种居住条件，在当时，已是算不错的了。
邻居全是纺织厂同事，或者家属。有纺织厂的中层干部，有普通工人，有技术人员。他们之间，因为“大锅饭”的原故，收入都差不多。抑或正因为都差不多，便无论什么身份，均没有比上不足的遗憾，也没有比下有余的骄傲。也就远没有阶级、甚至阶层的差异。彼此之间，在既无俯视，也无仰视中，坦诚地交往。于是，彼此间再熟悉不过。谁是什么脾气，谁家乡下亲戚多，谁患有什么病，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谁家吃好菜，大家都可以去夹一筷子；谁家有瓜子、花生、水果之类，大都会拿出来，供大家共享。没事时，邻居们坐在一起，东南西北瞎扯，或者，在一起打意思不大的麻将。
我回忆着，与现在的邻里关系相比，那时候的邻里，在几乎没有的竞争中，在微乎其微的差异中，形同兄弟姐妹。彼此间不用设防，每个人都能将真诚的一面展示出来。于是，在无所求的真诚和友善中，大家都觉得满是温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也算现代了，但邻里之间，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便是相逢一笑，也笑得苍白和勉强，其原因，是我们彼此缺乏信用的基础。
不用说，邻里间真诚和友善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企业，并且企业欣欣向荣，员工与员工的收入差异，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这个企业给了员工们归属感：生老病死，企业全包，什么都不用忧虑了，极自然，人的进一步需求，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
后来，妻当然嫁给我了。水厂的居住条件，远比湘潭纺织印染厂强。结婚证一办，就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种房子，虽然只有六十平米，在当时，足以叫其他单位羡慕了。
我们住在了三水厂。
我们三水厂，凭着一个“水”字，比湘潭纺织印染厂，比湘潭玻璃厂，比轻工机械厂，更要牛逼。所谓“水衙门”“水老虎”，市民发明这两个词儿，在反感特权中，有恨得牙痒痒的意思，却也在无奈中，包含了许多仰慕。因此，老早前的那时候，我们水厂的员工，从灵魂深处溢出的那种骄傲，还真能叫人羡慕八辈子。
那时，我们厂只有七八十个人，却有自己的篮球队、相棋队，有我们自己的图书室、澡堂、食堂、幼儿园、桔园。院子里，绿树成荫，绿篱修剪得中规中矩，数不清的鸟儿，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角落，你唱我和，各色花儿，你尚未谢我待放，四季都可以闻到醉人花香。
我们的篮球队，在大小企业林立的板塘，居然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我们的相棋队，与当时最厉害的湘潭玻璃厂搞过一次对抗赛，一次擂台赛。对抗赛打成了平手，擂台赛也打得他们只剩下了擂主。而每年的春节晚会，自娱自乐中，像模像样。至今，那些晚会的袅袅余音，还时不时在我脑子里响起，叫我生出许多留连和怅惘。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福利和收入，能让人垂涎三尺。逢年过节，肉、鱼、鸡、米、油、水果、腊货，全有发。我常和同事开玩笑，说：“公司考虑不周。考虑得周到，也该发葱，发蒜，发盐，发味精。我们就不用出门再去采买了。”那时候，我们年年涨工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一个普通员工的工资，绝不会比一个科级公务员的工资低，于是，我们的骄傲，也就不会比一个科级公务员少。
二
那时候，我们这些国企员工，备感温馨，还真如桃花源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于彼时，国际大势，已是我们的国家，远远地落后于先进国家，再不改革，计划经济的弊端，将使我们的人民，在低水平的温饱线上徘徊，在人与人收入的确差距不大的自得其乐中，更加麻痹，更加缺乏奋斗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因于是，国家和民族很可能将在冷水煮青蛙中万劫不复。
许许多多愿意思考的人，都看到了国家前程的堪忧，都在心底呼唤着改革。这些愿意思考的人中，就有一个我。因为中国除了改革，已无路可走。
高层顺应着时势，国家真的开始改革了。首先只是喊喊，渐渐地，动了真格。动了真格的改革，一方面，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成批成批冒出来，并且，迅速地发展壮大，很快地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则一批批地倒下去。板塘那些曾经牛气了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或倒闭，或卖给了私营业主，或如我们自来水公司，被投资公司鲸吞了，变成了湘潭中环水务。真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甚至无法在板塘再找到国营企业的影子了。
我丝毫也不关心企业是国营还是私营，是合资，还是独资，因为只要他们在这块国土上，就是中国的企业。我也不太关心企业的生生死死。企业的生生死死，就如所有生命的生生死死，再平常不过。但是，我的确或目睹或耳闻了许多国营企业在转制，在破产过程中，员工太多的失落和苦难，也的确目睹或耳闻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原来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相关人员，太多的卑鄙无耻，他们或明或暗或蚕食或鲸吞着国有资产，而这一切，竟然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下进行，好似他们的行为，都是如此地正当，因此，他们也就如此自然、轻松，甚至在这自然和轻松中，做了时代的先锋。
我无意去探测在改革进程中，某些方式方法是否合理，甚至是否合法，因为那不是我的地位需要探测的，也不是我的智慧所能探测的。但是，那些国企员工的失落和苦难却揪着我的心，那些硕鼠的行为，时不时叫我咬牙切齿。
而企业一经改革，虽然厂房还是那些厂房，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企业的精神却几近彻底地改变了。譬如说曾经牛气冲天的我们自来水公司，企业改换旗号后，我们水厂曾经的图书室、澡堂、幼儿园已没了影子，桔园已野草丛生，桔树大都死去，篮球队，相棋队，过年过节的那些福利，每逢春节必有的晚会，早已成了遥远的记忆。毫不夸张地说，曾经有过的以水厂为家的精神，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经理，更是在转制后的一次大会上公然说：“谁说国营企业是家？你家里的东西，你想拿就拿，国营企业的东西，你拿拿试试。”而这个经理，转制前已经是经理了。刚转制，便忘记了他也曾经是国企的员工。忘记了他之所以成为经理，是国营企业的机制，造就的他。他已在号召着员工，摒弃将企业当作家的精神了。
我知道，那些东西是国营企业的文化，既然不是国营企业了，那个文化也当然得弃之如敝履。
的确，国家非改革不可。可是，当那些文化就这样无踪无影，当那种可谓桃花源才有的人与人的和睦，不再呈现，当改革中，某些胆大妄为的人，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我的心有着不可明状的悲哀，时不时，还会喷发出难以抑制的愤怒。我当然得写一部小说，纪念曾经的美好，当然得写出普通工人在这场改革中的失落，为他们而呐喊，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苦楝树》。
《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在我们水厂。只是这个原型的脸上没有麻子。他甚至长得有几分俊气。他像吴满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的电工水平，在我们自来水公司首屈一指。他和吴满一样，无论是谁，只要向他请教，都会毫无保留地诲人不倦。可以说，我们水厂的设备，只要是电器方面的问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因此，他也像吴满一样，得到了无论领导、还是同事发自内心深处的尊重。因为，任何领导都知道，要提拔一个中层干部，随手一抓，可以一大把，但要再找一个像他一样的技术尖子，在我们自来水，却没有办法找到了。他也像吴满一样，第一波改革来临时，当经理加四级工资，中层干部加三级工资，他和许许多多技术好与不好的员工一道，加两级工资。这波改革，带给我的信号，是权越大，工资越高，技术不技术，狗屁不值了。这种唯权、唯上的改革，造成了人人都想当官的局面，造成了无人有心学技术的后果。我当时觉得，这种改革，变味了，走样了。改革的第二波，即我们公司卖给中环水务那年，这个原型恰恰五十岁，于是，在四零五零的政策下，他内退了。极自然，他也和吴满一样，凭着他的技术，很快地在一家私企找到了工作，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家私企的宝贝。因此，他在那家私企的工资，甚至有在我们水厂时的三倍工资高。
小说中说，因为自然而然的原因，那家国企里，技术最好的，被人称为“哥”，如吴满，被人称为“满哥”，次一等的，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再次一等，则将他的姓氏和他的工种，连在一起称呼，再次一等，则被人在姓氏前加个“小”字，最未等，则叫他的诨名。我们水厂还是国企时，并没有小说中的“哥”“老”“工”“小”。但是，我感觉到了这种氛围的无处不在。技术工人中，谁的技术好，无论领导，无论员工，都将给他更多的尊重。技术末流的，没人能看得起他。为了写出这种氛围，我设计了这种“哥”“老”“工”“小”，将那个氛围抽象了出来。
在我们厂围墙外，有一棵苦楝树。那天，那棵苦楝树死了。我问我们厂一个绿化工，前段时间，这棵树还好好的，为什么就死了。他告诉我，苦楝树是一种速生乔木，寿命只有四十年左右。我算着许多国企寿命，居然和苦楝树如此巧合。因此，我将小说取名《苦楝树》。我赋予小说中苦楝树与这家国企、与这家国企中员工几近相同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苦”字。
《苦楝树》在《当代》2005年二期头条发表后，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北京大学甚至将这部作品，列为向全国读者推荐的七大长篇小说之一。
三
改革后，我妻子和她的三个姐妹，无一例外地失业了。我的小姨妹，由于失业，染上了毒瘾，最后，死在了毒品上。我的大姨妹，失业后，在一家茶楼，找到了筛茶倒水的职业。这职业，使她每个月有八百块收入，同时，政府仁德，给了她每月二百八十元的低保金。只是她不到一万三千元的年收入中，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七千余块养老金保险。大约最幸福的当数姨姐，千难万难缴了几年养老保险金后，于两年前，光荣退休，有了生活保障。我妻子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家做着全职老婆，在我每年替她缴足养老金中，等待着幸福的退休年龄---五十岁。她们的母亲，抑或是不愿意看到企业被卖，在纺织厂被卖前，患病死了。
我认识的许多曾经是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曾经的国企的员工，失业了后，或者开摩的送客，或者离乡别祖，去他乡打工，或者摆夜宵，或者凭着色相，做人家情人，或者索性卖淫，还有许许多多或者的或者。当然，他们中也有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人脉，混出了人模人样的强者，做了时代的新贵。
而我们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成了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后，员工工资上涨的速度，不但低于国家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十来年过去，我们已经不及湘潭市的平均工资了。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国企余孽，曾经有过的那份骄傲，已荡然无存。值得欣慰的是，据道听途说，新任经理表态，在他的任内，让大家的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的心底，希望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活得有尊严，都活得幸福，至少得活在希望之中；我希望着这场改革，在带来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前途的同时，也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得到国家的安慰。但，我又知道，任何改革，都势必会对利益分配进行调整，也就势必有获利者和失利者。于是，我在纠结中，思考着，如我，如我妻子和她的姐妹，如我周围许许多多的工人，组成的失利大军，怎样才能维护上天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至于真像牛马，任人驱使和宰割。
恰恰这时，我听到了一则故事，在我们湘潭，有一家叫湘钢梅塞尔的公司，先是国营的，后来和德国人合资了。合资后，资方的的确确有些乱来。那些工人了不得，没去找上面吵和闹，而是在市总工会和湘钢工会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会。那工会，还真像回事儿，还真切切实实地为工人的利益和资方进行着斗争。他们成功了。因此，他们的工资不低，他们的福利不坏。
我眼前一亮，确信只有成立属于工人们自己的工会，才能维护工人们的权益。于是，我采访了湘钢梅塞尔的工会主席，听他讲了大量的成立工会时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诉我，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工会，几乎是一步一个难。而更艰难的，则是以后的维权。这位工会主席的故事，成为了《工厂工会》的主线。 为了使小说写得更像个样子，我采访了几家原是国企，后来卖给了私人老板的企业的许多员工。他们告诉我，企业转制后，资方将原来的四班三运转，改为了三班两运转。我采访的人中，没几个人不是满肚子苦水，没几个人不忆甜思苦。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状？他们说，告了，没用。这使我更觉得于非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只有成立工会的路，才是他们应走的路。
小说原名《太阳河上太阳桥》。那座桥，是我去湘潭县花石镇，看到了一座破败的汉时桥。那桥，已是野草萋萋。我望着那桥，忽然觉得，我的小说中，也该有一座桥。我给小说中的这座桥取名为太阳桥，将桥下的小河取名太阳河。小说中的太阳桥，也是汉时所建。
我希望工会像一座桥，这头是工人，那头是资方。希望这座桥化解着工人和资方的矛盾：不但维护着工人的权益，也做着友谊的使者。我相信，工会是工厂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工厂能发展壮大的必要基础。如能这样，工会这座桥，就将成为一道美丽的彩虹。
后来，这部长篇小说，被《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头条发表在2009年5期上。发表之前，编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不如改名叫《工厂工会》。”我觉得有理，就改了名儿。
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曾经国企的辉煌，以及那些国企破产转制后，国企员工们的失落和苦难，都渐渐地离这些注定的失利者中的大多数远去。这几年，我也的确看到了，我那些曾经失落的朋友中的大多数，如今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们在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低谷，已经将曾经在国企中的主人地位，以及失落时的苦难，都当作包袱放下了，他们看到了曙光，他们又重新挺直了腰板，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明天，将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比今天更好。
他们走出来了，我的创作也得从中走出来。我想，我将来的创作，该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底层，因为在更大的底层中，有着这种或者那种苦难和失落，因为底层，需要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我的能力和智慧，除了让自己的心和底层大众的心一起跳动，再也做不到什么了。那么，我就做我能做到的，让我的心和他们的心永远一起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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