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上甲微，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有易”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
四年前，上甲微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有易做贸易时惨遭杀害。四年后，上甲微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
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上甲微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姓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上甲微在处理各种事物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上甲微胜利了。
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微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上甲微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
上甲微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甲微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
捌·祭祀
上甲微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易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微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
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它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
上甲微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
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石、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夕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
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圣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
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微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燔（fán）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示在下，被瘗（yì）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
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积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圜（yuán）丘”或“天坛”。
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
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微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微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拳拳的诚意，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微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微改造，被赋予新的涵义。
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微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霤（liù），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禓（shāng）五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
后世把“禓”和“五祀”分开，形成了两类仪典。禓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傩（nuó）礼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迎祥纳福。五祀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霤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
这是上甲微创制“禓五祀”商的本意，但上甲微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始终如初。自然，上甲微本人也享受到了子孙绵绵不断的祭祀。
配享最尊隆的祭祀典礼的祖先，往往都是族人心目中“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肆患”的英雄。与上甲微享受同等祭祀规格的还有商朝的开国之王汤。
在上甲微时期过去几十年后，商人的第15任领袖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称商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自此，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商不再是那个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一个逐渐将版图扩展到辽阔中原的王朝，成为了天下共主。
对于汤来说，祭祀是国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信仰，更涉及到国家根本。他相信，神灵不仅能庇护王室，还能保佑国家的繁荣昌盛。后代史书在总结商取代夏的主要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一句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敬鬼神”的商王汤，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祭祀。
鬼神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即指“祖先神”。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示”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在他们之上是最高神——天帝，自然神就像是天地的臣子，祖先神则是凡人与天帝联系的媒介。
商人认为，那些为族群发展立下卓绝功绩的祖先，死后都会聚集在天帝身边，这便是祖先神。祖先神内部又分不同的等级，商王的祖先地位最高，离天帝最近，其他人的祖先要觐见天帝需要有商王祖先的引见。面对神，人更多的是畏，因为神可能会降罪，但面对祖宗，因为有血缘与亲情相连，情感上更多的是敬。拜托祖先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子孙向神祇请求庇护，似乎比直接向神祈求更为婉转轻松。
敬天与法祖自远古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在商代，法祖发展成了更显性的文化。对祖先神的祭祀频率以及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然神的祭祀，一种被称为“灌礼”的仪式就是为祭祀祖先神而创立的。“灌礼”时洒在地上的液体叫鬱鬯（yù chàng），是一种气味浓郁香醇的酒。
在商人的信仰体系里，天神在上，地示在下，祖先神即“人鬼”在中间。鬱鬯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商汤相信，上升的酒气和渗透到土里的酒水能够融通天和地，这样的融通寄托了他对祖先神的期待。而祭祖时将美酒洒向大地的做法，中国人一直延用至今。
无论祭祀程序如何变化，都少不了祭器和祭品。在商人看来，祖先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同样需要吃饭，祭祀就像是邀请先祖享用的一场宴饮。祭器也是礼器，除了用来盛放祭品，也有着通神的功能。“以为酒食，以享为祀”，祭器的精巧和祭品的品质代表着祭祀者的诚心。
商代最常见的祭品有取粮食之精华的酒，还有以牛、羊、猪等动物为主体的牺牲。一些重要的祭祀场合，牺牲的数量可达上百，或肢解、或对剖、或断首、或火烧、或沉河、或暴晒，“祭”的手段流程繁多，甚至连颜色也有讲究。商人商白，最好的牺牲是全身纯白色的。但如果这样神还是不能满意，那可能就需要更为尊贵的祭品，甚至是商王本人。
传说商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长达五年的大旱，民生维艰。汤不由得反躬自省，是不是因为灭夏的连年征战，才引来天帝的忿（fèn）怒？多次祭祀未果后，汤决定以自己作为祭品向神请罪。他沐浴净身，剪掉头发和指甲，身穿粗布白衣，走上了堆着干柴的祭台。他向上天言道，若是我一人的过错，那就罪不及万夫，若是万夫有罪，那责任也都在我一人，不能因为我一人之失而伤及无辜的众生。或许是汤的行为感动了天帝，在干柴点燃之际，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雨。
最早记录商汤祈雨的文献《汤说》已经佚（yì）失，《墨子·兼爱》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在墨子看来，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甘愿牺牲，这种大无畏的爱民精神正是他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如果我们从祭祀本身解读，或许还能看见商汤作为一个君王对于天、对于祖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也为后世所追随。
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商代社会，商王正是通过对祭祀权的控制，实现了对神权的垄断，以此体现王权的至尊。随着祖先神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的商王几乎不再直接祭祀天帝。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极为尊耀的建筑——宗庙开始登场，商王在紧挨着王宫的位置设立了宗庙，后世更是把宗庙当做都城的中心，兴建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宗庙。《左传》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就是说，一座城如果没有宗庙，就不能称之为都城，只能叫城邑。
宗庙祭祖，此后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帝王时代。这一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表述的那样，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在中国民间，后来则发展出家庙、宗祠等等，祭祖的传统广泛持久而深入人心，为我们继承至今。
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岱，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
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牲”。
人牲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母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
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表征。在“事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联通。
既然动物牺牲都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如果以人为牺牲，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最顶级的人牲当然就是商王本人，如同虔诚事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异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使用人牲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
更完整地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行程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
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力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
就像商人认定“人牲”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具，多则上百具。
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侍，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
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
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范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
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惊世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
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牲”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它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
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窿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铸饰有象征太阳的O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缘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
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3000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棵树，呈现在考古学家眼前的是一堆残片，有2479片之多。之后，文物修复专家历时十年把全部碎片拼接到一起，它才恢复了树的模样，高达3.96米。虽然顶部还缺一块，却足以震撼人心。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三星堆——金沙文化”背后隐藏的历史也能像这棵树一样，向世人显露真容。
迄今我们还无从准确地知道，创造了这一璀璨文化的先民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浪漫、智慧而又虔诚的。他们通过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形象夸张、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向我们拼出了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特征的神权古国，他们甚至把自己庄重的表情和姿态也凝固在了这些器物上。
和千里之外的商朝一样，他们借助频繁而盛大的祭祀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物和技术。这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爵等礼器，却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里多见的黄金与权杖。如果我们将视线拉远一点，再把焦点对准“三星堆——金沙文化”所处的位置，一切似乎都不难解释，这里恰好处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使得它兼具东西方的文化特征。
如果说远处的殷商是一条大河，那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像是一条尚未与它汇合的支流，它以自己的祭祀方式所表达的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显然迥异于当时在商王朝普遍并行的”墓葬文化”与“祭祀文化”。而支流最终也将汇入大时代的洪流，再过1000多年，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将由长江中游进入这一区域，并深刻推动当地的社会变革。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将从祭祀用品转为丧葬用品，墓葬也开始分级，成都平原将正式进入周文化影响下的华夏文明的范畴。当然，这一切还需等待历史的进程。
而3000多年前，当“三星堆——金沙文化”还在成都平原持续闪耀时，北方的商朝迎来了王朝的尾声。
商代晚期，祭祀愈演愈烈，不仅名目类别繁多，使用祭品和祭器的规模也远超从前，场景极尽奢华，原因是祭祀已经成为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那些在商族发展历史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王，比如上甲微、商汤、武丁等，从仪典规模到祭品都格外隆重精心。而对那些表现一般的先王，尤其是对那些即位不合法的旁系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的祭祀。
有观点认为，商代对祖先进行区别对待的祭祀，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就是以血统的远近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秩序和拥有的不同权利。我们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有嫡庶之分，但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规格确乎已有宗法的迹象。
周祭制度的创立，让祖先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早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帝”掌管着风雨、年成、城邑、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内容，权能具体而明确，“帝”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帝。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此类贞问或祈请已经淡出，商王的祖先神接替了“帝”的职能，掌管一切，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呈现出“帝祖合一”的趋势。
“帝”曾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商人对“帝”的态度也就是对天的态度。“帝祖合一”意味着信仰系统的倾斜，也意味着商王对天的敬畏之心正在消弭，而精神世界的变化终将外化为世道时局的变化。当“天”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天”，商王朝的历史也随着“天”的滑落一同降下了帷幕。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不断毁灭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毁灭逝去的东西。但或许，历史更是一个创造、选择、扬弃、再创造的更替进程。之后取商而代之的周王朝重新树立起对“天”的敬畏，并把“天命”作为政权合法化的根基。一个被鬼神统治的世界从此被打破，“天”的意义被重新解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性主宰。
周王朝一改殷商时期杀戮、嗜血的祭祀传统，基本废弃了人牲和墓葬中的人殉，甚至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这些习俗，以便使其彻底断流。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
这是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祖先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盼望，对过往岁月的忆念。
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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