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三希堂记意图》
作者：赵春秋
他出身贫寒，通过科举之路，高中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荣耀万分，由于政绩突出，享受“紫禁城骑马”的高级政治待遇；他是一代才子纪晓岚的授业恩师，师生情深意笃，纪晓岚为他作挽联“富春江万古青山，阡表常留，慈训能成贤宰相；听雨堂九载绛帐，食单亲检，旧恩最感老门生”；他擅画山水，画风松秀，深受乾隆皇帝看重，经常随侍皇帝身边，画作多为奉敕而作，作品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继董源、董其昌之后的又一董姓大画家，乾隆皇帝称赞他有高超的文化底蕴与艺术才华，说他“揽富春秀气，来自田间；分阆苑仙班，籍通天上”。他就是清代官员、书画家董邦达。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曾有三位擅画的皇帝，他们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活动起到过导向作用：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另一位则是乾隆。由于乾隆自身对于诗词书画艺术以及古物珍玩有近乎痴迷的喜好，其在位期间宫廷绘画空前发展与壮大，他身边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进士出身和文官身份且擅长诗文的词臣画家。和传统宫廷画家的身份不同，词臣画家往往是身居要职的朝廷大臣，他们的创作思想和绘画风格在清代宫廷绘画中起着一定的引领作用。董邦达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董邦达（1696－1769），字孚存、争存，号东山、非闻，浙江富阳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董邦达出生在富阳城里东门鹤山脚下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祖上没有人搞艺术，更无人做官。他的祖父中过秀才，行医为生；他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夫。由于家境不好，董邦达一家人常以麦皮、米汤充饥。小时候的董邦达非常聪明，堪称是“神童”——刚会说话就能分辨“四声”，再大一点就会拿着笔墨写写画画。他的祖父非常喜欢他，就教他读书写字。董邦达7岁进入私塾学习，11岁就能写出好文章。然而，好景不长，因家里没钱，他被迫辍学务农，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读书学习的热情。康熙五十一年，17岁的董邦达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不久之后，又补为廪贡生。此后的十年，他以乡村教师的身份行走于富阳的春江、环山和壶源，以及钱塘和桐庐等地。他教过的学生，大多成绩特别好，慕名求学的人也就特别多。
正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这段时间里，董邦达虽然教书勉强持家，但他却不甘于此，始终怀着理想刻苦自学、博览群书，曾在桐庐松山留下“鸢飞鱼跃”四个大字。这个成语出自《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可见他当时虽然身在富春山中，但一直志存高远，坚信自己要大有作为。1723年（雍正元年），28岁的董邦达以拔贡的身份进京朝考，临行时连买件像样衣服的钱都没有，在前辈张照的提携和资助下才得以成行。第二年，董邦达朝考获得第一。但之后屡考屡败、屡败屡考，他成了一名“北漂”，在京举目无亲，有时被迫在街头卖字画维生。
据记载，有一年的除夕董邦达为躲避讨债人的追赶，误入时任户部尚书励廷仪的府第，恰巧碰上励府管家拿着一叠红纸，准备出门去找人帮忙写春联，董邦达就毛遂自荐。看了董邦达写的春联，管家大喜，又把春联呈给励廷仪看。励廷仪见每副春联对仗工整、字迹苍劲，大为惊奇，就让管家把董邦达叫到后堂相见。交谈中，励廷仪发现董邦达博古通今、出口成章、满腹才华，就留他住在府中，还将一名贴心的使女嫁给他。董邦达自此才找到个安身之所。雍正七年，在励廷仪的荐举下，董邦达在户部做了个七品小京官。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董邦达夜以继日地帮助励廷仪处理公文，并担当励廷仪子女的家庭教师。
“康乾盛世”期间，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汉族上层人士实行笼络政策，有意擢升一些汉人做较大的官。雍正十一年，38岁的董邦达迎来了命运的转机，终于登进士第，之后在官场上顺风顺水，乾隆二年任翰林院编修，开启仕途之路。同时，为了改变生活上的窘迫和经济上的难处，董邦达重新设馆教书，纪晓岚等一批后来的重臣先后成为他的门生。乾隆三年，董邦达从编修提升为陕西考试官，乾隆十年任侍读学士，乾隆十二年任内阁学士，乾隆十八年任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年晋升工部尚书，后又调任礼部尚书，乾隆三十一年得乾隆钦赐“紫禁城骑马”。
作为重臣的董邦达，仕途通达，荣耀无限；作为画家的董帮达，由于自身学养深厚，书画造诣颇高，在当时颇负盛名。董邦达与乾隆皇帝书画往来十分频繁，是乾隆一朝里被《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最多的画家。清代书画家阮元在《石渠随笔》中称：“董文恪邦达山水画法，予窃谓为国朝第一手。”
董邦达的家乡富阳，山清水秀，景色绮丽，是元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隐居终老的地方，也是著名山水画杰作《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在这样的秀丽山水与人文环境的滋养下，从少年时代起，董邦达就酷爱绘画，在苦读诗书文章的同时，还认真临摹名家作品。据《富阳县志》记载，早年他在壶源当乡村教师时，看到当地著名画家孙克恭的山水画作后，非常喜欢，就随手临摹了一幅。两幅画居然毫无差别，孙克恭看后大为赞叹，称董邦达“异日必为一代名家”。董邦达在朝为官时，一位京城高官收藏有黄公望的七幅山水画，想找人仿作一幅，配成八幅，遍访京师名家高手，均感觉不尽如意，后来他求助于董邦达。董邦达没用几天工夫就画好了，这幅仿作与黄公望的画挂在一起，用笔神韵如出一辙，难辨真伪。
至于董邦达如何学画、艺术探索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并没有相关的史料记载与研究成果，其成就的取得无非是一定的天赋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对传统的继承与个人的创新。我们从董邦达遗留的大量山水画作品上看，无论是仿荆浩、巨然、黄公望、倪瓒，还是仿董其昌、王时敏，他总是在竭力追摹与探索五代、宋、元诸家的笔墨技法，从中撷取表现技巧，融会贯通，在自己的画面上加以运用，形成平淡简远的个人风格。董邦达作画，一般先笔后墨，多次晕染，由淡而浓，层层增加，最后以焦墨破醒。先干后湿，再由湿而干，显示出丰富的层次。笔墨由疏而密，变化多端，生动滋润，浑然一气。董邦达的山水，中年秀润，晚年苍浑，用笔不生不熟，绝无癫狂之态。与同时代的宫廷画家作品之工丽装饰的外表、歌功颂德的内在截然不同，他的画作呈现的是文人自由的意趣，他在继承传统南宗绘画笔墨的基础上，更为野逸疏放，成为当时宫廷中雅文化的代表。
董邦达是一位典型的词臣画家，在翰林院任职的同时兼职为皇帝作画。他留下的作品绝大部分收藏在清宫内府，多为“臣字款”画作，他的许多作品上都有乾隆的御题。乾隆曾题诗感叹：“为他山水幽佳处，往往寻题趣有余。”在评价画坛时弊以及董邦达的艺术时，乾隆有诗称：“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前称北苑后香光，艺林都被卿家占。”乾隆将董邦达视为画理上的无间知己，赞誉他的山水繁简皆佳、运转自如、笔墨独到，与绘画史上大名鼎鼎的南宗大腕董源、董其昌并驾齐驱。由此可见，董邦达山水画在当时宫廷中地位之高、在乾隆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出身贫民的董邦达毫无家世背景，之所以能立身世间、官至一品，除了具备真才实学外，与其精湛的山水画技艺也不无关系。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董邦达以年老多病上书请求隐退。乾隆皇帝考虑到他一家都在北京，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臣执意挽留，没有同意他的辞官申请。这一年的7月，董邦达病逝于京城，享年74岁。乾隆赐他谥号“文恪”，亲自撰写碑文，在文中悲叹：“呜呼！眷文学侍从之劳，松楸影；著老成典型之望，琬琰流辉。裕及后昆，承兹休命。”
除了自己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功外，董邦达对清宫内庭的一些画师也言传身教。他的弟子中绘画艺术最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官至刑部侍郎的钱维诚，另一位是他的长子董诰。董诰（1740—1818），科举入仕，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即宰相），精书法，善绘画，更通晓军事，参与平定台湾、廊尔喀，在嘉庆铲除和珅时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位列名臣。董诰继承了董邦达的绘画特点，除在写意山水画中有自己的创新外，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工笔花鸟作品。董氏父子历事三朝，身居显要，但为官清正，两袖清风。
董邦达因地位显赫，他的画在当时及稍后十分引人注目，清代绘画品评著作《桐阴论画》称其作品“笔墨深入古法，神韵悠然，足称画禅”。然而自晚清之后，宫廷绘画的地位日渐衰落，有关董邦达的绘画评价渐为稀少。原因是他的作品主要收藏在深深的宫墙之内，民间很少有人能欣赏得到真迹，另外还有人们对宫廷绘画的偏见与轻视。近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上线，在公开186万余件藏品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首批精选了5万件高清文物影像公开，当我们输入“董邦达”这三个字时，可以检索到100多幅山水册页的高清图像。这么多平淡简远、格调幽深、带着浓厚文人画审美情趣的作品，相信是首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普通公众的眼前。
来源: 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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