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 来
如何把握我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特色，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课题。价值观的特色一般是通过对不同理念和事物进行比较、选择、取舍而显示出来的。因此，我们讨论中华价值观的特色，就不能局限于中华文化本身，而要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作为比较对象。中华价值观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相比，主要表现出四大特色。
责任先于自由
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甚至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
儒家的德行论比较发达，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完整体系。其中的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德行的基本取向，都强调个人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如孝突出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忠突出尽己为人的责任，信突出对朋友的责任，等等。在儒家看来，个人与他人、与群体存在连续的关系，必须积极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这是一种美德。
中华价值观注重关系的立场与个人本位的立场不同，它主张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人常常为承担责任而忘我，责任往往成为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这样的立场就是责任本位的立场。同时，由于个人处于社会关系网中，与多种对象结成各种关系，因此个人的责任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个人有多少角色，就相应地承担多少责任。
中华价值观十分注重责任担当。孟子讲，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从先秦的士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都突出责任意识，强调个人对天下国家的责任，而不是突出个人自由。在汉代到宋代的士大夫中，责任意识的代表就是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后，明代士人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提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为人们所熟知，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中，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和政府提出的道德、政治要求，更多涉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界定个人对家庭、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观念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但它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而忽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在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个人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
义务先于权利
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而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根本特色。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盛行，形成一种个人本位的社会，不胜其弊，而中国则以伦理为本位。他说：“人生必有其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人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而以对方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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