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四环铜鼓座 春秋
安徽省博物馆藏
残高29厘米 直径80厘米
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孔集出土
口沿作虎首和龙盘绕一周。虎竖耳，怒目圆睁，张口作吼啸状。龙独角上翘。器身满饰蟠虺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因锈蚀严重，难以辨认通读。
虎纹铜钲 战国
1956年湖南平江瓮江茶厂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彩绘凤鸟纹木雕漆座屏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51.8、屏宽3、座宽12、通高15厘米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漆座屏是用于置放琴瑟的用具，由屏面和屏座构成，屏面竖嵌于屏座之上。这件座屏以透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刻画出凤、鹿、蛇、蛙等55只形态各异的动物，各类动物形象相互穿插交织在一起。屏面以双凤争蛇造型为中心，左右雕刻双鹿和朱雀衔蛇，屏框旁各有凤鸟啄食蟒蛇图案，屏座由盘绕纠结的蟒与蛇组成。这组雕像在极为有限的屏面空间内，高度浓缩了自然界万类相竞、生生不息的壮观场面，其中凤鸟战胜毒蛇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南方楚地气候潮湿，人们时常受到毒蛇攻击，故而座屏以凤鸟战胜毒蛇为构图核心，反映了楚人崇善抑恶的理性追求。整幅画面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堪称楚人雕刻艺术的一件瑰宝。
虎钮虎纹铜錞于 战国
湖南常德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克黄夫人的礼乐——薳子受编镈 春秋
1990年河南淅川和尚岭2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曾侯夫人的“金声”——铜编钟（1套36件）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最大者通高96.7、铣间38.1厘米，重78.8千克；最小者通高30、铣间11.9厘米，重4.5千克
1981年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出土
随州博物馆藏
编钟是成套的打击乐器，它由大小不同的铜钟，按照音调的高低，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木槌分别敲打，使之发出不同乐音，演奏出优美旋律。
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磬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隆重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朝聘、宴享活动中不可缺少。同时，编钟、编磬还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仅限上层贵族使用，其数量多少、大小等，天子、诸侯、大夫各有不同的礼制。
擂鼓墩1号墓所出编钟早已举世闻名，墓主是曾国（楚国属国）国君曾侯乙。此套编钟即是2号墓墓主某位曾侯夫人的礼乐，其规模略小于曾侯乙编钟。共36件，经测试，每钟都能发出双音，至今仍可演奏古今中外的乐曲。编钟铸造精良，纹饰精美，是继曾侯乙编钟后又一次重大发现。
虎座凤鸟漆木架鼓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156、高150厘米
2000年湖北江陵天星观2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虎座凤鸟漆木架鼓属于悬鼓，它以两卧虎为鼓座，两凤鸟为鼓架，将鼓悬挂在两凤之上，悬空敲击演奏。此种以虎为座、凤鸟为架的悬鼓，是楚国特有的一种乐器。这种乐器均出土于楚国贵族大墓，可知当时只有楚国王室及高级贵族才能享有。
楚国向有崇凤传统，在楚人心目中，凤鸟为至高无上的神鸟，其地位堪比中原威力无边的神龙。木架鼓中的凤鸟，昂首屹立，仰天长啸，似在为鼓壮声助威。作为百兽之王的猛虎，乖乖地蜷卧在凤鸟脚下，恐是为了突出凤鸣九天的威严和震慑效果。
这种悬鼓广泛用于祭祀、宴享和战争。它造型别致典雅，设计巧妙，融声、色、形于一体，表现出楚人绝妙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虎座凤鸟漆木架鼓因此不仅只是精美乐器和艺术佳品，更成为灿烂楚文化的象征性器物。
此器基本完好，是迄今发现最精美的虎座凤鸟漆木架鼓之一。
王者之尊——9鼎8簋 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
鼎通高26.1～29.9厘米，簋通高24.6～26.6厘米
1981年湖北随州擂鼓墩2号墓出土
随州博物馆藏
“陈鼎设簋，礼，所以明贵贱，辨等列也。”礼器是贵族在祭祀、宴饮、征伐、丧葬等仪式活动中使用的器物。擂鼓墩2号墓出土9件升鼎，形制、纹饰相近，为一套盛牲肉的列鼎。列鼎制度在西周中晚期形成，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考古发现楚人的鼎并不完全按此规则，有的大小相同，有的则以对鼎递减。《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 鼎。只有天子能用9鼎，九鼎也成为王权的代称。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鼎往往与偶数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成为周代重食的组合。此墓主为曾国国君或夫人，随葬9鼎8簋，与其身份相符。
彩漆二十五弦瑟 战国
长167.3厘米，中高13.7厘米，宽42.2厘米，两侧高11.1厘米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龙耳虎足铜方壶 春秋
通高79.2厘米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龙凤虎纹罗秀单衣 战国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浮雕十弦琴 战国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龙纹铜镜 战国
1953年长沙月亮山8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