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纹白陶盘
————人类早期祭祀用的神器
新石器时代
高7.3、口径19厘米
1978年安乡县汤家岗出土
这是人类早期祭祀用的神器，这件陶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白陶之一，距今约6500～7000年。陶以含镁较高的陶土制成，胎质纯净，显示了当时胎土的选料、淘洗达到较高的水准。盘敛口，腹部斜收，圈足外撇，与腹部造型呼应。器外布满纹饰，戳印X纹、圆圈纹、三角形纹、S纹等组成的环带装饰，外底在二圈S纹组成的环带内，戳印十分规整的八角星图案，并在八角星图案中心的方框之内戳印旋转状的十字纹，使整个圈足形成以八角星为核心，颇似一幅光芒四射的画面。
从制作精细及装饰手法看，这件白陶盘不是普通的日常用品。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数量不多，胎质细腻，制作规整，从选料到焙烧整个制作过程都十分讲究。白色是一种包含光谱中所有颜色光的颜色，通常被认为是“无色”的白色。象征洁净、神圣。以白陶祭礼神灵，能通灵性，也能体现对神灵的尊崇。特别是陶器上的图案，更是通灵的符号。八角星被认为是太阳放射形图案。在万物有灵的史前时期，原始先民对光的崇拜，集中表现为对太阳的崇拜。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浙江松泽出土陶壶、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豆、江苏大墩子遗址出土陶盆、江苏澄湖古井出土的陶贯耳壶等上都有八角星太阳图案，这种图案也见于新石器时代安徽含山凌家滩及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上。说明当时对光明的追求，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内敛的盘口，用于祭祀时堆放的食物。细审花纹的装饰部分，只有将白陶盘举到高于平视线之上，才能见到全貌。这也可以理解供奉时，必须把白陶盘高举头顶，见到八角星，才显得虔诚，才有通灵的效果。
红陶鬶（guī）
————4000多年前的鸟形陶炊器
新石器时代
高28.3厘米
1980年湘乡县岱子坪出土
新石器时代陶制炊器。造型别致，长颈，袋足，口部有一手捏的流，后有一个带形把手，以便提拿。深腹下面连着三只如袋状的足。鬶（guī）的足有空、实之别，这只鬶的足是空的，与腹足连为一体，器下燃火袋足中的水能较快加热。同时，三足与地面接触处尖细，既保持了器物较好的稳定性，又减少了器底与地面导热的接触面，延缓器内食物的冷却时间。
鬶（guī）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一种煮水器物，既实用又美观。东夷人崇尚鸟图腾，把自己喜爱的鬶（guī）做成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有的似展翅欲飞的鸟，有的似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独特，姿态生动，很有地域特色。由于它独具的特点，为周边部族所模仿，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甚至江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类似鬶（guī）的器物。这件器物出自湖南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给4600～4000年。红陶鬶（guī）的出土，也显示出该地区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这件鬶（guī）的鸟形仍隐然可见，流如鸟嘴，三足则是鸟二足及尾的变形。但已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卧式鬶已明显不同。鬶（guī）通体呈红色，这是因胎中含铁较高，焙烧时经过氧化所致，其表面光滑，是成型后经过精心打磨、抛光，说明陶工对器物外表进行了二次加工，以避免在不施彩的情况下表面显得粗糙。
湘阴窑
白瓷豆
————早期白瓷的典型器
东汉
高10.4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10.4厘米
1955年长沙丝茅冲军营出土
这件白瓷豆胎质细腻，工艺精细，釉色较白，有泪痕。据检测，釉中的含铁量在1.1～1.2%之间，被认为是早期白瓷的典型器。早期为圜底高足，上承盘体。汉字“豆”就是根据其形状制造的象形字。这件瓷豆的上部的盘演变为直腹碗状，容积大大提高。
作为食器的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仰韶文化中就已发现陶豆。商周以来豆用来盛装肉食，河北藁（gǎo）城台西商代105号墓，随葬陶豆留鸡骨在其盘内。殷墟出土陶豆，也盛有羊腿骨或其他兽类肢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陶豆，内盛肉类，也盛蔬菜、酸菜之类。《周礼》中将食一豆肉，饮一豆酒，视为中等人家之食。
豆的质地有木、竹和陶制的。东汉开始出现青瓷，这件瓷豆是早期白瓷的代表器物，尤为珍贵。
青瓷印花盒
————件隋代盛放薰香的瓷盒
隋代
高5.7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9.2厘米
1957年长沙南门新生砖厂出土
这件盛化妆粉的瓷盒，是隋时岳州窑仿金银器造型的典型器。盖与盒身从子母口套合。盖面有三条弦纹，第一、二条弦纹之间，印半圆形组成的纹饰一周，第二、三条弦纹之间，印团花、草中纹相间组成的纹饰一周。盖壁印半圆形相连的变形莲瓣花纹。盒外壁也印团花、草叶纹相间的纹饰一周，但个体较盖面大。施褐釉，釉面光亮，概追求仿金银的效果，与同时岳州窑其他器物的釉色明显不同。
香盒的出现很早，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件红漆盒，内盛树脂香料。随着佛教的传入及风行，北魏时期香盒使用已很普遍，石窟中供养人往往一手捧香盒，一手拈香送向博香炉。唐法门寺地宫发现的随真身衣物帐香具类列有“香合一具，香宝子两枚”。唐宋时香盒常作为贺礼赠人，欧阳修《归田录》载：“每岁乾元节醵（jù）钱饭僧，进香合，以祝圣寿，谓之香钱。” 薰香用器汉代流行博山博及豆式香炉，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足炉，或三足或五足，下有承盘，江苏丹阳胡桥山南朝墓砖画上的仙人，便手持多足香炉，炉里轻烟冉冉升起。隋唐时香炉也多沿袭此式，香炉与香盒多同时出现，此墓中出土一件香炉，证明此盒为盛放薰香之用。
最早的瓷质盒始于隋。宋时瓷质香盒、粉盒非常普及，往往标有作坊号。这件青瓷印花香盒，工艺精湛，十分难得。
青瓷乐女俑
————唐代私家小乐队
唐代
通高18厘米、肩宽5厘米
奏乐女俑，一组5人，皆高髻（jì），着袒胸，窄袖，百褶裙。姿容丰腴，仪志娴雅，所执乐器有拍板、拍鼓、钹、箜（kōng）篌（hóu）、箫。这种小型的乐队，在中原地区的唐代中屡有发现。岳州窑也有烧制。乐队中，有男俑，更多的是女俑。
中国古代，除了宫廷、宗庙和宗教寺院音乐队，唐时官府和民间富裕之家畜养舞乐伎人的风气很盛行。如白居易家就有舞乐队，他的诗中每每提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组5人奏乐木俑，是一支管弦乐队。使用的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兼奏管弦，当为室内清音。乐器中有从西域引进的箜（kōng）篌（hóu）和拍扳。
乐俑所执的箜篌是竖箜（kōng）篌（hóu），是唐时常用的乐器。竖箜（kōng）篌（hóu）有大小之分。女俑所执属于小箜（kōng）篌（hóu），左手托着，右手弹奏。拍板，多用檀木制作，也称檀板。唐玄宗时，黎园乐工黄幡绰善奏拍板，所以又称“绰板”。这是一种节拍乐器。演奏时，有指挥引导乐队音节合拍作用。
唐代墓葬中常见乐舞俑出土，说明当时生活安定，音乐受到普遍爱好。所制俑物，正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长沙窑
褐绿彩山峦纹瓷壶
————具有西亚文化风格的纹饰
唐代
高22.8厘米、口经7.8厘米
长沙窑窑址出土
这件执壶，唇口，曲颈溜肩，腹部下重，前有管形流，后有执鋬（pàn）。施青釉偏典，所饰褐、绿联珠纹绘成的重叠山峦，璎珍形纹，是西亚文化风格的纹饰，成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见证。
以圆图形相接，缀联组成多种图案，的联珠纹，南北朝时期通过中亚传入西域和我国中原地区，成为隋唐时期盛行的丝织纹样的一种流派。
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殷商青铜器、六朝的石刻、陶瓷等装饰纹样中，都已出现过类似的联珠纹图案。其珠纹，同以传统的空心圆构图，排列比较分散零乱。受西亚文化影响，唐代长沙窑上的联珠纹采用西亚常见的实圆纹，所组成的图案，有圆形、 形、方形等多种几何形和弦纹。以褐彩单色为多，也有褐，绿双彩交绘。每每用在双耳罐上，出现在执壶上的联珠纹，尚不多见。
唐朝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后，社会经济繁荣，西亚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土，逐渐融入唐朝文化。长沙窑瓷中丰富的异域文化，促进儒家、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三者相融共处。这件执壶上的联珠纹，可以看成是西亚文化被中土文化吸收，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后，创造出新颖的图案。
青釉褐绿彩飞凤瓷壶
————唐釉下彩绘的精品之作
唐代
高23厘米、口径10.7厘米、底径12.3厘米
1983年窑址出土
长沙窑以釉下彩绘见长。这件瓷壶飞凤色彩鲜艳，神态生动，是釉下彩绘精品。龙凤均是中国古代的神话动物，是吉祥的象征。凤又多寓意女性，唐朝女性几度预政，对凤尤为信奉。武则天当政后便将权力最重的中书、门下省改为凤阁鸾台。唐代为皇陵看风水时，“見到金粟山崗有龙盘凤翥（zhù）（翥，即向上飞之意）之势”便认为是理想的墓地。唐诗歌中描写飞凤的诗文也很多。壶上的图案画成飞凤正是一种时尚。
从凤鸟的图案看，长沙窑瓷的描绘手法、用色都已逐渐规范化。图案以线描为主，一般用褐彩铁线勾画轮廓，线条细若游丝，然刚劲有力，以表现动物的肌肉、筋骨、眼、嘴、羽，以及植物的叶脉，山石纹理和人物的衣褶等，再以绿色柔线渲染，使图案变得鲜活起来。褐、绿两种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表明长沙窑工匠的绘画技巧非常娴熟，并且影响到后世瓷器装饰艺术与文人绘画的结合。
局部(下图):
青釉褐绿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
————集诗书画于一体的唐代彩罐
唐代
高17.5厘米
1983年长沙窑址出土
这件罐饰诗书画于一体，在长沙窑瓷中仅见，也是至今见到的唐代瓷器中唯一的一件。罐直颈，口唇外卷，腹部外鼓，平底。腹部有两个对称的半圆形系，饰褐绿点彩两周，腹部一面以褐彩绘两高士相对而坐。高士头戴高山冠，身着宽衣长袍。另一面书七言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囗四枝叶。不知酒是黄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画与诗之间题有“七贤第一组”5字。底部施釉，长沙窑壶、罐类产品底部一般不施釉，这件施釉，可见当时就已对此器相当看重了。
“七贤第一组”显然是指画中人物而言，据此而推当有第二、三组等同类器物。“七贤”，即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jí）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史载“竹林七贤”放荡不羁，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下，狂歌纵酒，肆意酣畅。其中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阮咸饮酒每次与宗人共饮时，总是以大盆盛酒。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娶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以他们的形象绘于酒罐，并题酒诗于上，作为酒器推销广告是再合适不过了。
罐的用途应有多种，储酒当是其中之一种，长沙窑这件储酒罐口沿外卷，当是便于封酒之用。启封后，酒未饮完，还可以严封保存，待以后再开封。罐，唐时也称瓮或罂。“酒堂贮酿器，户牖（yǒu）皆罂瓶”（元结诗），“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王绩诗）“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味甘辛”（白居易诗）。都是指的信考通器。
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
————反映唐代酒文化的酒壶
唐代
高19厘米
1983年窑址出土
执壶，斟酒之用。以诗歌为饰是长沙窑装饰的重要特征，这件壶的诗文爽口、书道遒劲。壶为瓜棱形腹，粗颈短流，背部装有一执手。以褐彩在流下腹部题写诗文一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诗为《全唐诗》卷八五二张氲（yūn）《醉吟三首》之一。张氲为晋州人，学道不娶，武后及玄宗时屡召不赴。尝寓李峤家十余年，栖息洪崖古坛，自号洪崖子。
这是一首酒诗，唐代的酒有水果酒及粮食酒两大类。北方胡人经营的多为葡萄酿的果酒，南方则流行粮食酿的春酒，寒冬酿造，春天饮故名。《传》：春酒，冻醪（láo）也。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láo），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唐国史补》载当时名酒中就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等春酒。长沙窑执壶有书“美春酒”、“陈家美春酒”者，表明其功用为酒壶。“雌声吐款要，酒壶缀羊腔”（韩愈《病中赠张十八》）。“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杜甫《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得芜字）》）。但这种壶有时也作茶壶之用。据统计长沙窑的诗歌已发现过百首，绝大多数书于这种瓜棱壶，反映唐代文人好酒、茶成风，同时也说明茶酒与文化、瓷艺的结合。换言之，是茶酒上升到文化的体现。
长沙窑题诗在《全唐诗》及诗补中载有10余首，其中有王梵志、韦承庆（或曰杨师道、于季子所作）、张氲（yūn）、高适、刘长卿、朱彬、贾岛、白居易等诗人作品，说明长沙窑瓷的题诗应是有来历的，题诗者手里应有唐诗抄本，只是有些未被《全唐诗》收录而失传。白居易的诗当时就被人抄录，“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变酒茗者”。同一首诗出现于多件瓷壶，而个别字却有差异，可能是因各作坊题诗者的抄本因展转传抄所致。
酱釉双鱼瓷壶（榼）
————唐代的一种轻便酒壶
唐代
高25.5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13.8厘米
1978年长沙窑窑址出土
双鱼瓷壶，是一种轻便酒壶，造型奇特。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两鱼张嘴合成为壶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形象逼真。整器线条匀称，玲珑别致，加上酱釉深沉，既显得鱼体丰满，又使造型凝重。壶的两侧有直穿式的纽，可以系绳，携带方便。这种异形瓷壶，不能接拉坯而成，制作工序复杂，难度较大，却能如此规整，实不失为长沙窑的精品。
这类酒器，今人称为壶，是按照现代考古学上的通常命名，唐人则称为榼（kē），榼是古老的名称，公元前500多年，就已有“执榼承饮”的说法。当时的榼，盛水也盛酒，先是木质，以后才有陶瓷、金属制品，白居易的诗句里，多处提到这种酒器。
白居易外出，也常带这种酒器，“携持小酒榼（kē），吟咏新诗句”（《秋日怀杓直》）。有时出门会友，坐着小轿，也带酒榼，“肩舁仍挈榼，莫怪就君来”(《雨中访崔十八》)。即使游山玩水，仍惦记着酒榼。有次他与友人出游，就是“朝欲携手出，暮思联骑还。何当挈一榼？同宿龙门山”（《赠苏少府》）。
在白居易的诗中，还提到家中盛酒也是双鱼榼：“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家园三绝》）。
为什么唐代的酒榼（kē），要做成鱼形呢？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鱼，谐音为“余”。民间流传着“吉庆有余”，“丰收有余”的种种吉祥语。双鱼，更表示或象征着富有和昌盛。酒是助乐，鱼榼助兴。因而受到人们喜爱。有趣的是，鱼双榼的两条鱼，都是鲤鱼。唐朝为李氏天下，“李”、“鲤”谐音，唐玄宗曾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和开元十九年曾两次下诏“禁断天下采捕鲤鱼”。长沙窑的酱釉双鱼壶（榼），无疑是有取悦于当朝的用意。
醴陵窑
釉下彩狐狸鹅群瓷瓶
清宣统
高52.2口径16.5底径19厘米
湖南省文物交流鉴定中心藏
陈设用器。此瓶造型秀美，画面生动，又有制作单位、时间的标准款识，是醴陵窑湖南瓷业公司早期细瓷的精品。瓶直口，溜肩，腹部微张至近底时斜收，大圈足，线条柔美。施醴陵窑釉下彩瓷常见微微泛青的白釉，腹部以灰黑彩描绘狐狸窥视鹅群了情景，一群鹅在河边的草丛觅食，一只狐狸正虎视眈眈，欲穿过篱笆捕捉，受到惊吓的鹅急冲下河。画面虽没有施釉下五彩，但使有的墨彩因有多种色彩，使出了国画中“墨分五彩”的技法，达到了多彩的效果。描绘精细入微，神态栩栩如生。底书“大清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瓷业公司”款。
狐狸与鹅群是中外童话乐于表现的题材，著名《格林童话》中就有经典名篇《狐狸和鹅群》，说明一只狐狸在草地上遇到一群很肥的鹅，欲美餐一顿，无奈之下，鹅提出让其祈祷完了再吃他们，狐狸觉得煮熟的鸭子不会飞，便答应了鹅的请求，可“可是事到如今，它们还在不歇气地祈祷着呢”。在中国古代也有鹅与狐狸斗智的故事，唐代杜甫在《舟前小鹅儿》中曾写到“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但瓷瓶上的画面，似是根据儿歌中的绕口令而绘制的，即“东边一条河,西边一群鹅,鹅儿鹅儿唱着歌,一只狐狸来追鹅,鹅飞鹅跑跳下河”，诗中所述与画面完全相符。
“湖南瓷业公司”是清末民初洋务派人物、湘西凤凰人氏熊希龄从日本考察后于1906年创办的，旨在振兴民族工业，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之一，公司创烧的釉下五彩曾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醴陵瓷也因此驰名中外，其瓷业兴旺也一度超过景德镇。然因经营不善，公司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最后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