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河蟹*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河蟹*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河蟹**河蟹*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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