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年正月，闯王李自成率军攻破襄阳、荆州等天府。次年三月，大同陷落，北京告急，皇帝朱由检被迫在煤山自缢，明朝国运自此衰颓。
在后世主流观点看来，“亡国之君”大多为沽名钓誉之辈，根本难主帝王大业。可是，唯有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后依旧得到了”千古难有之圣君“的高度评价。史籍记载，他曾在殉国前留下“文臣人人可杀”的遗言，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都知道，王朝的颓败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正如崇祯十七年三月前的大明，官绅贵胄皆争相拉帮结派，妄图在亡国之际发一笔国难财。可以说，1644年的三月是明王朝最艰难的时日，国家价值观的崩塌在此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1644年三月前夕，崇祯帝为了抵抗李自成之师，不得不亲自筹措军饷。
当时，他想出了两个办法：即命监狱在押罪臣捐献军饷，以此来抵消他们的罪状，此为法一。再就是号召文武百官根据官阶高低捐献军饷，此为法二。诏令颁布后，牢中罪臣尚算积极，皇帝身边的那些大太监也都碍于情面各自捐了五万两白银，唯有朝堂上的官僚个个似铁公鸡一般，根本不买皇帝的账。
其实，那些官员并不是拿不出这些钱，而是根本不想拿。国破家亡之际，这些所谓的“忠臣”心里想的却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财富。大太监王之心本是京都富翁，可是，当崇祯皇帝向他募捐军饷时，他只拿出了一万两白银搪塞。一些宦官为了避开捐献，直接在市井兜售家中的古玩珍藏，以示自己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更有甚者，竟直接在宫门留下打油诗，暗讽明王朝已到穷途末路。
“阉人”如此倒也能理解，可是，那些与皇家一脉相连的贵胄也对国运视若无睹便无法理解了。当时崇祯皇帝曾派人向岳父周奎求救，可是，任太监如何劝说，周奎就是不肯松口捐钱。最后，这个太监不禁哀叹道：“身为皇亲国戚竟如此吝啬，若江山不再，你积蓄这些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太监的话可谓一语成谶。
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后，这些达官贵胄虽拼了命的讨好李自成，可是，其最后的下场却也是凄惨无比。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亲自在皇极殿选拔人才，曾经的内阁首辅魏藻德仗着资历，第一个毛遂自荐。可是，李自成根本看不上他，直接命牛金星选出九十余人送到了吏部，其余人等则被押送至权将军处听候发落。
这一等却等来了“追赃助饷”，即关押的前朝旧臣需根据官阶缴纳军饷，家人交钱后，刘宗敏才会放人。对待这些“守财奴”，李自成一点也没手软。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太监王之心上缴了十多万两白银，而内阁大臣陈演则缴纳了四万两白银。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哭穷”的老皇亲周奎，在权将军的严刑拷问之下上交了六十多万两白银，结局可谓是太滑稽了。
其实，明王朝的消亡早有征兆，大约从嘉靖年间开始。
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国富民强之际，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却开始崩塌。从前深受理学熏陶的官僚们，逐渐摈弃了看淡名利的气节，转而开始疯狂的买田置地。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建国伊始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损失，王朝分配土地给人民耕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五十年起农民开始卖地，一百年左右大规模土地兼并，一百五十年左右农民基本地卖完。大规模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贫富分化拉大国家动乱开始，最终，通过战争完成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个轮回大概在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国历朝历代都逃不过这个轮回。
不但如此，还有一些从前居高临下的皇族勋贵们，也将特权延伸到了商业领域，他们敛财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对此，张居正曾哀叹道：“商贾在位，财货上流”，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蝇营狗苟的社会乱象。直到崇祯皇帝即位时，明王朝已行将朽木，贪官污吏横行朝野，民不聊生，非一人之力可扭转。但是，看到家国满目疮痍，崇祯帝还是不免心痛内疚。
为了抵抗来势汹汹的敌军，他放低身段调兵遣将，减免赋税，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正如崇祯帝在“罪己诏”中提到的“任用非人”之过，确实，满朝文臣对明王朝的消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还有就是从万历皇帝亲政开始，明王朝的政治系统运转就出现了问题。官僚阶级奉行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上至六部侍郎下至知府知县，都出现了大面积职位空缺的情况，整个王朝的新陈代谢已经紊乱。
并且，万历皇帝的怠政，也使得朝臣之间出现了恶性的倾轧情况。拉帮结派成为常态，名声变得比实干更重要。在如此失控的政治生态中，文官玩弄权柄，而武官则成为了吃力不讨好的小角色。长此以往，文武失衡，国家的政治生态便成了病态的“逆淘汰”。
这一点，也可从百官在明王朝灭亡前的表现中探知一二。
三月十二日，李自成率军攻近北京，朝野上下震惊不已。当崇祯帝号召百官前来商讨对策时，一众人皆摇头叹息。第二天，亦是如此，出于愤怒，崇祯帝大骂了时任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这一骂不要紧，张缙彦竟直接摘掉了乌纱帽，主动要求辞官。文武百官皆是如此懈怠的备战态度，明廷又怎么会取得胜利。
十五日，当李自成率军到达居庸关时，驻守总兵唐通和监军杜之秩不战而降，攻破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即使形式如此危急，朱由检依旧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宫中大小事宜。可是，就在他考察完候补知县的三十三人后，随行太监却突然呈上了一份紧急公文，内容是农民兵攻占了昌平，并进犯了明皇陵。
当时驻守昌平的总兵官也并未率军顽抗，而是直接弃械自杀，可见，其对明廷未来的失望态度。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明廷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残酷的逆淘汰制度。无论是直指明王朝弊病的陈新启，还是曾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无疑都会倒在残害“实干家”的明廷朝堂上。
对此，深谙此理的崇祯帝，为了明王朝的未来，不得不在临终之际留下“文臣人人可杀”的遗训。
也就是说，如果崇祯不杀魏忠贤或许还能支撑个几十年，魏忠贤绝对算一个改革家政治家，也是皇帝用来制衡文人集团的。魏忠贤掌权时做了许多改革，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改革赋税，像商人征税，国家税收大增，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明朝的商人都跟是官商勾结，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让很多读书人攻击抹黑魏忠贤，我们高中学的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这五人就是当时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魏忠贤收税。
二就是改革军事，启用王化贞熊廷弼镇守辽东，毛文龙开创东江镇，基本绝了满人对中原的威胁。
可以说，崇祯上台杀魏忠贤后果是灾难性的，文人集团失去制衡，所以，后期的他们才能为所欲为。
结果，面对重兵压境，曾经看上去团结一致的明廷官僚群体也开始四散瓦解。一向以“高风亮节”标榜自己的士大夫，居然开始毫无下线的卖国求荣。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些精于算计的大臣们私底下竟主动上门投靠李自成，明朝士大夫们的气节可谓呈现出了断崖式下跌。
《流寇长编》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
即在1644年三月的一天，兵部大臣魏堤塘偶遇了一位高级官僚的听差。一番询问过后，这名听差拿出了一张传单，内容大致为：曹化淳与兵部尚书张缙彦等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城内不少官员都已在这张传单上签了“知”字。由此可见，当时朝堂上的部分投机分子已经开始密谋造反的阴谋。
十七日，农民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势，西路一直打到了西直门外边。虽然，城外炮火连天，但是，城内的崇祯帝依旧照例上了早朝。文武百官皆相对哭泣，根本无人能提出有用的建议。中午时分，农民军攻破了平则们、西直门、彰义门，而驻守在那里的是一万余人的“三大营”。
按理说，这三门不应被如此轻易的攻破，但是，因守门的士兵吃不饱饭，加之其多是些老弱残兵，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战斗力”。宫内朝堂上，一些人提议应当起用从前在“阉党逆案”中被严惩的官员，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以此来策动其“勤王”，可的，朱由检心里明白，这些不过都是些无用的“马后”。
面对这种情况，他径自在御案上写了一些字，给太监王之心看过后便直接抹掉了。相传，其中六个字写的便是“文臣人人可杀”。
可见，在崇祯帝心中，明朝社稷就是被这帮文臣搞臭的。
十八日，李自成率军猛攻，城内守军则奉命向外开炮。虽说是炮弹，但是，空中却只有硝烟和空响，乍一听仿佛在放烟花爆竹，根本没有什么攻击力，完全是搪塞敷衍为之。攻至彰义门外后，李自成派当时已招降的太监杜勋进城向皇帝传话，要求和平谈判。
当时，李自成的和谈方案是割地求和，即：明廷割让西北地区供李自成建国称王，外加犒赏军队一百万两白银。因为形势危急，崇祯帝第一个询问了内阁大臣魏藻德的意见。可是，因害怕担责，魏藻德迟迟不发一言。崇祯帝迫于无奈，便让杜勋传话“朕计定，另有旨”。这种看似居高临下的态度，实际上直接灭掉了明廷翻盘的最后希望。
魏藻德何尝不知此番谈判的重要性，可是，碍于今后投靠新朝的身份，他只能任由明廷作茧自缚。而崇祯帝所谓的“朕计定，另有旨”，也不过是顽抗到底。传话太监出宫后，朱由检立刻便拟了一份“亲征”诏书，文中他不仅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职，还向天下宣告，若有臣民能够捐助军饷和武器，一律重赏。这是朱由检作为皇帝向臣民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间接表明了其宁死不屈的决心。
可是，此时谈“亲征”，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诏书下发后，朱由检命驸马带着其私人武装护送太子出城南下。可是，驸马却告诉他：“自己并没有私人武装，即使有也没法突出重围。”在一切可能都被否决后，崇祯帝只好召集人马坚守城内。得到崇祯帝顽抗的消息后，李自成率军开始全线攻城。就像“传单”中谋划的“开城迎贼公约”一样，守城太监曹化淳直接打开了彰义门投降。无独有偶，平则门、德胜门守军也随之投敌，北京外城防线不攻自破。
彼时宫中的朱由检还未得到消息，当他询问外城的情况时，大臣们只是自欺欺人的安慰他“陛下洪福齐天”。一些阁臣甚至还虚情假意的表示，若敌军攻入皇城，他们一定会同敌军“巷战”到底。可事实上，李自成在攻入内城的过程中，根本没有遇到什么武装抵抗，守卫城门的朱纯臣和张缙彦等大臣，只是按照事先预定的公约直接“开城迎贼”，根本没有发生所谓的“巷战”。
十八日夜里，北京城硝烟弥漫，农民军彻底控制了紫禁城。曾经驻守内城的李国桢早已逃之夭夭，大营兵也四散消失。当所有人都以为皇帝会“急走”时，朱由检却带着随行太监在煤山殉了国... ...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崇祯帝在死前会留下“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的遗言了！
参考资料：
【《明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庄烈帝一》、 《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明季北略》、《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国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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