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仁”的评价，是关系到孔子思想评价的重要问题，孔子的仁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些对评价孔子的“仁”和孔子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关于孔子的“仁”，据清人阮元统计，《论语》里提到“仁”的地方，“凡五十有八章”，“仁”字出现“凡百有五”。(《研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我们要弄清“仁”的含义，就必须逐条分析其内容。只有作全面的考察，才不至于犯片面性的错误，现在我们就本着这个原则来考察一下。
关于“仁”字的来历，阮元说：
仁字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其见于《毛诗》者，始自《诗·国风》：‘洵(确实)美且仁’。再溯而上，则《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此‘匪人’，‘人’字实是‘仁’字，即人偶之意，与《论语》‘人与夺伯氏邑’相同。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后始造人字也。”(同上)“仁”字虽然最早出现在西周，但“仁”的观念，则早在东夷古国就产生了。(参见拙作《关于东夷思想史的两个问题》，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 山东古国史研究会编，刘敦愿、逄振镐主编，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P172--180。)
阮元说，“‘人’字实是‘仁’字。“《中庸》、《孟子》也都说，“仁者人也。”可见“仁”与“人”相通。《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二。”阮元解释“从人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古所谓人耦，犹言尔我亲爱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从人二。”(《研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因为“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只是一个人，无论其道德修养怎样高尚，而不与外界发生关系，就谈不上仁。正如阮元所说：
“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同上)孔子的“仁”既然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仁”也就必须具有阶级性，我们具体分析“仁”的内容，就清楚这个问题了。
《论语》中谈到的“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的重要性与基本内容
孔子“罕言利”，但是“与仁”。(《论语·子罕》，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即孔子很少讲“利”，但是赞许“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他认为人要是不“仁”，是谈不上“礼”、“乐”的。还认为，人必须“依于仁”。即按照“仁”的要求来行动。而且他还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即仁的品德必须贯彻始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如此。君子要是一时离开仁，哪里还能成名呢!(《卫灵公》)即做合于“仁”的事，连对老师也不必谦让。孔子在答子贡问仁时说：“工欲善其事，先必利其器。”(同上)可见他把“仁”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工具。孔子“仁”的基本意思是“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要相爱。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泛爱众而亲仁”。(同上)
“爱之，能无劳乎”?(同上)
以上几条不必解释，意思很清楚，还有一条有趣的材料：“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马棚失火被烧，孔子退朝回来，首先问伤人没有，而不问马。可见孔子重视人，认为人比马重要。这里明显的体现了他的“爱人”的思想。
二、“仁”是治国之道，道德修身与学问之道
1、“仁”具有政治内容，是一种治国之道
孔子在谈“爱人”的内容时，就谈到“道千乘之国”，可见他把“仁”当作治国之道来看待。而其基本内容是“克己复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这是讲仁和礼的关系。即要战胜自己的私欲，使之符合周礼的要求，具体的办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凡是不符合礼的规定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孔子认为，一旦做到“仁”，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做到“仁”了。由此看来，“仁”的标准是“礼”。只有按“礼”的规定办事，才称得上“仁”。这里所说的“礼”，是指办事，才称得上“仁”。这里所说的“礼”，是指周礼。但是，孔子对周礼是有所损益的。因此，“复礼”并非完全恢复周礼。虽然如此，这里也反映了孔子的“仁”有其保守的一面。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孔子说过：“克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可见，克己复礼为仁”是早就有的，并非孔子的发明。但是，把“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使用，还是从孔子开始的。
孔子还认为，“仁”与不“仁”是能不能守国的问题。他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泣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泣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因此，孔子认为，为政要小心谨慎。他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这是说，办事要很慎重，要像接待贵宾一样，要像承当大祭一样。孔子还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他认为对不仁的小人过分仇恨，会出乱子。
“仁”既然是治国安邦之道，所以孔子认为不积极从政是不算“仁”的。“阳货谓孔子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
2、“仁”是一种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仁”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恕”是什么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也就是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忠”是什么呢?我们把《论语》中关于“忠”的条目录于后：
“与人忠”。(《子路》)
“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
“忠焉，能勿诲乎”?(《宪向》)
“臣事君以忠”。（《八佾》）
“主忠、信”。(《学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公冶长》)
这里“忠”是忠诚的意思，讲对人要忠诚，对君要忠诚。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孔子的“仁”还包括：“恭、宽、信、敏、惠。”(《阳货》)即待人恭敬、宽大、守信用、勤快、恩惠。“居处恭、执事敬。”(《子路》)即居住在家谦恭、办事认真严肃。“刚、毅、木讷，近仁。”(同上)即刚强、果断、朴实、说话慎重，这就接近“仁”了。“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即不轻易说话。因此，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仁”与“佞”有相反的含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孔子还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欲仁得仁，又焉贪”?(《尧曰》)可见，为了“仁”可以杀身，为“仁”者也不贪财利。孔子又把“仁”看成是主观的内心修养。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因此他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即实行“仁”并不困难，只要我想实行“仁”，“仁”马上就做到了。这是要大家都来进行“仁”的修养。
孔子的“仁”常与“知”、“勇”并提，“仁”、“知”、“勇”是君子的三种道德。“仁”高于“知”、“勇”，也包括了“知”、“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又见《子罕》)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这是说，“仁”包括了“勇”。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这是讲仁者能长久，立场坚定。孔子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仁者以“仁”为安宅，知者以“仁”为有利。可见“仁”高于“知”。孔子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这是说先达到“知”，然后才能达到“仁”。即是“仁”包含了“知”。这里的“知”应该是明智的智而非其它。因此，孔子答樊迟问知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也都包含在“仁”的范畴里了。
孔子的“仁”还包括孝弟。他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因此，宰我不行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阳货》)所以孔子认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这里的“民兴于仁”，是认为劳动群众也可以有“仁”。说明“仁”并非为统治者所专有。这里还应指出，孔子认为“仁”是高于血缘关系的。他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尧曰》)
3、“仁”是学问之道，包括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的学习问题。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
以上材料意义明白，用不着多解释了。
三、“仁”的要求：
“仁”不是高不可攀的琼楼玉宇；但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孔子认为，“仁”应该是从切近的事例做起的。如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他认为只要用力实行就能做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反之，如果不用力去做，就别想达到“仁”的目的。学生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这乃是说，好胜、矜夸、怨尤、贪婪都没有违犯的人，同样是说不上“仁”的。孔子还认为，像令尹子文那样地忠君的人，像陈文子那样地清高的人，也都算不上“仁”。(《公冶长》)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他不敢自以为达到“圣”与“仁”的境地。孔子认为，如有仁德能王天下，必须是世世代代实行仁政的人，即所说的：“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因此，他认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即仁者必须先付出艰苦的努力，才够得上一位仁者。
孔子还认为，要保持“仁”也不容易。他最赏识的学生颜渊才不过“三月不违仁。”其他“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而他有名的弟子如子路、冉求、公西赤等，虽志各有所长，但都谈不上“仁”：
“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子曰：‘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
同学子张努力奋发难能可贵，但是够不上仁。“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也；然而未仁’”。(《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可见做到仁，并非一蹴而就。
孔子认为，达到“仁”的人称“成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可见一个“成人”即完美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兼备“知”、“兼”、“勇”、“艺”，又还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才行。这样的要求相当地高。孔子又补充次一等的要求，同时还要达到见利而虑及是否合于道义；碰到危急的事要敢于献出生命；长时期处于穷困不忘平生的诺言。
孔子认为哪些人做到“仁”了呢?他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即微子、箕子、比干。又说，伯夷、叔齐讲礼让，是求“仁而得仁”(《述而》)他又称赞管仲攘夷，使天下之民，免于被发左衽之辱，可以称得上个“仁”。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又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由此看来，在孔子眼里，真正称得上“仁”的人是并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孔子“仁”的含义很广。孔子的“仁”，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谈的，也包括“士”(当时的自由民)讲的。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士”是“仁”以为己任的人(《泰伯》)孔子为统治阶级提出应该用“仁”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这个问题为中心，他提出了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问题；如何治学的问题等等。孔子认为，他所提倡的“仁”，以常情论做起来也并不是过分地难。但是要真正达到仁的标准，却又不是唾手可得的。至于“成人”即最完美的人。是给人以如何做人的努力方向罢了。
那末，孔子为什么要提倡“仁”呢?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正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人与人的关系都相当紧张。据司马迁统计，“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候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当时臣子弑君，儿子弑父的事件常常发生。当时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十分频繁。奴隶制度已是“礼坏乐崩”，处于土崩瓦解的阶段，孔子站在开始向地主阶级转化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企图挽救社会的危机。他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提出“正名”、“复”礼，想用改良的办法，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更主要是孔子基于伦理道德的观念提出了“仁”。企图用它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孔子作为一个向地主阶级转化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奴隶主阶级内部要相爱，止息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他认为只要加强“仁”的修养，就可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孔子认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即民是非常需要仁的。这里所说的民，就是一般所说的劳动群众。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即是说，“仁”并不局限在奴隶主阶级之内，或者说不局限于统治者的范围，也包括奴隶和其他被统治者。孔子还认为，不仅群众需要“仁”，而且也可以实行“仁”。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即只要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族，则群众也可以实行“仁”，孟子继承孔子之道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仁民”，说明“仁”不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也可以适用于下层的劳动人民。
孔子认为群众可以实行“仁”，并不是说孔子要求奴隶主像爱本阶级一样去爱奴隶，否!孔子的目的无非是要人民群众为统治者卖力。好使用而已。正如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的，“爱之能无劳乎”!表面上的爱，只是为了使用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使老百姓懂得孝悌之道是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这话虽然是有子说的，但是，“有子之言似夫子”(《礼记·檀弓》)当然可以看成是孔子的思想。为什么说孝弟是仁的根本呢?就是困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只要做到孝弟，人民群众就可不犯上作乱了。关于这些，孔子还特别强调：“即是假设一个人能立志于“仁”，这样他就不会做坏事了。劳动群众要是也立志于“仁”，当然就会当顺民了。
明白了这些，我们对《论语》里出现的一些矛盾之处，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孔子一面说：“民兴于仁”，即民可以实行“仁”。但是，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情况并非如此。劳动群众对孔子提倡的“仁”并不顾愿一一照办；也根本办不到的。他感叹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即君子里也有不仁的人；但在小人里却没有一个仁者。这是孔子真实思想的表露。这正好说明他的“仁”的阶级性。孔子也明确主张仁者是爱憎分明的。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即只有二者能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这就是说，孔子并不一概主张“爱人”，在抽象的“爱人”背后隐藏有其阶级本性的爱憎。
孔子的“爱人”，我们还可以从与墨家“兼爱”的比较中明显看出其等级的差别。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论”。(《孟子·滕文公上》)即大家都树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思想。(《墨子·兼爱中》)也就是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而且“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首先是我对别人的亲人。孔子所说的“爱人”，与墨子所说的“兼爱”，表面上似乎一致，骨子里却大相经庭。孔子讲“亲亲”，重视亲疏厚薄，主张爱有差等，他所说的“爱人”，表面上是抽象的、普遍的爱，实际上先爱己之亲人，而后再爱人之亲人的。
总之，孔子的“仁”是要调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同时，他以抽象的爱来欺骗劳动群众，企图调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我们彻底揭露其抽象爱的欺骗性，这样也就揭露了孔子“仁”的阶级性了。
孔子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作为出发点而提出一套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的学说的。他企图用“仁”来缓和各种各样的矛盾，以便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政权能够长治久安。但是在当是的历史环境里，统治者对他的一套“仁”学还不能完全理解；而被统治者又不愿接受。因此，他到处碰壁；以致“仁”的学说不能实现。但是评价一种学说，并不是从它当时是否实现而评价其得失。在当时，孔子提倡的“仁”，虽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孔子很少谈“性”和“天道”，所以他的学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而孔子谈“仁”的地方却相当多。可见他不重视“天道”，而重视“人道”。“人道”就是“仁”学。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重民轻天和春秋时“天道远，人道迩”的传统，进一步强调了人道的重要，专门论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是重大的贡献。孔子的“仁”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应有其巨大的影响，也有伟大的意义。
孔子的“仁”包含了治国安邦的内容，劝告统治者减轻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要把奴隶当“人”看待，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孔子的“仁”，饱含了“仁政”的思想，但是，他并未明确提出“仁政”来。到战国时期，孟子把孔子的“仁”进一步发展为“仁政”，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和方案。在当时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由于当时兼并战争的频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未建立，孟子的“仁政”主张依然不能实现。秦国虽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但它用法家思想进行残酷统治，以至于很快就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结束了它的短暂统治。到了汉代，地主阶级大一统的政权得到了巩固、统治阶级才对孔子的“仁”学的意义有所认识，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从这时起，孔子的“仁学”就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体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的作用。批判这些封建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这些不能完全由孔子来接受和改造，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我们评价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时，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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