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IQ超群的克里斯·兰根和奥本海默面对困境时的不同表现，也许并不是个人性格或者智商不同造成的结果。安妮特·拉里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解释。研究者们发现不同家庭可以根据社会阶层明确地分成两种培养“哲学体系”——富有家庭是一种“协同培养”，他们会干涉孩子的学习时间，也会对孩子的表现产生关注，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而贫困家庭多是“自然培养”。他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照看孩子，但是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这种差异使穷人的孩子善于动手，不喜欢发牢骚，能够更有创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拥有极强的独立自主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明显些。之所以奥本海默在差点毒死教授的情况下都没有被退学，源于他的家庭教育给他的“实用智商”，而这一点兰根显然不具备。假如你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你的父亲用商业世界的规则启发你，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明白，为了应对紧张的场合，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曾在道德文化学校念书的学生，那么你就不会害怕剑桥的老师列出的一系列对你不利的证词；假如你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学，那么你就知道该怎样和一位曾在麻省理工研究工程学的将军交谈。这就是奥本海默得以在逆境中保持胜利的原因。与他相反，兰根生活在缺少友爱的波兹曼，生活在一个被暴怒的、酗酒的继父支配的家庭。他的“实用智商”极其有限，所以他难以掌控生活70智商的人和150智商的人的确在很多能力上都有差距，但一个IQ为130的资历丰富的科学家和IQ为180的人一样，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智商能决定的差异只在某个范围内有效。超出范围的对比其实往往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哈佛等名校“将军里拔将军”的入学测试，不但发现不了什么完美人才，还可能会将一些智力相当但比较特殊的学生淘汰。智商信仰者的错误在于，过于执拗地相信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虽然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大多平凡无奇，反倒是当时被特曼淘汰的两个孩子日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最终，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常把智力超常看成一件天赐的恩惠。但兰根的经历又让人们感到沮丧，他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却难以清晰地表达，甚至让人产生误解。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高智商人才——曼哈顿计划设计者奥本海默。与兰根相似，他也在求学期间麻烦不断，他差一点毒死自己厌烦的导师。但如果把兰根换成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否也可能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他是否也无法劝说他的老师把早上的课程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他比兰根聪明，而是因为他有另外一种悟性，这种悟性能让他从世人手里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智商测试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公司、政府机构、知名院校都希望通过才智选拔人才，而超常者往往更具优势。假如我具有某种魔力，能让你的IQ提升30个点，相信你也会不胜感激。可以预见，这能帮助你在社会上走得更远。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连智商测试的设计者都不敢肯定智商与成功之间的关系。成功常常和高智商联系到一起。2008年度的美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以一敌百》，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兰根。他的特殊在于195的智商，而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兰根在节目中镇定自若，表现出色，的确可以“以一敌百”了。只是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了45点，却为何没有创造出一点儿所谓像样儿的成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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