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很简单。南京沦陷时，秦淮河的一群性工作者（以玉墨为首）逃进教堂避难，日本人让教堂里的女学生（以书娟为首）去参加庆功大会，性工作者代替她们上了日本人的车，而女学生们顺利逃离南京地狱。
影片将性工作者表现得很感人，用细腻的镜头呈现她们的思想转变。她们以前个个都是好女子，都有个悲惨的身世故事，在女学生的年龄已经被迫接客了，所以不愿意“妹妹”们遭遇那种女性的厄运。
可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性工作者为什么肯代替学生，而在于学生怎么做得到安心让别人代替自己：我不愿意被强奸，那就让另一个人去被强奸，并被杀吧。女学生去参加庆功大会，无非是被强奸，可冒充者呢？日本人要的是处女洛丽塔，结果来了一帮风尘女子和一个伪娘（阴差阳错多出一个名额来，由教堂收养的陈乔治男冒女装顶上），被骗的日本人会对她们干什么？何况她们出发前，还贴身带着玻璃小刀，一副“予及汝皆亡”的架势。
十二个女学生的童真比十三个人的性命更重要吗？用十三条命换十二张处女膜，《金》到底想说什么？教会学校女学生和性工作者，都是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而运作这两个女性符号的《金》，写小说的是女性严歌苓，拍电影的是男性张艺谋，则具有更强烈的象征意义，姑且不论他们最后的价值选择体现了对童真女什么样的阴暗和猥亵心理，更应该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世界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让一个人为另一个死？
母亲护幼子，朋友肝胆照，并非不可理解，但总是一种情义在其中，如果换成两个人的性命价值之计算，便觉卑劣和邪恶。那么《金》呢？论情义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玉墨们和书娟们萍水相逢，还彼此嫌弃，她们之间有多深的交情，可以为之献身？书娟们对玉墨们的血肉性命供奉，又有什么情感回馈？书娟们得知不得不参加庆功大会时，相约跳楼自杀，玉墨们为了救人，纷纷说，我代你去。学生们只问了一句“真的吗？”就一个接一个乖乖地下来了。接下来，她们就跟没事人一样，按部就班该干嘛干嘛，把自己的制服送给玉墨们，怀着些女孩对女人的复杂感情，看玉墨们包裹乳房，听她们唱秦淮河的艳曲，让她们上车赴死。
在电影的最后，书娟的画外音说，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她们最后的结果，也不知道她们每个人的名字。细想来，这种酷实在是让人齿寒的冷酷。玉墨们最后的结果能是什么？在一对一的替代中，每个女学生总可以知道代自己被强奸的那个人名字吧。但是，饱含深情地一句“不知道”就可以抚慰一切了。
那么，以命相换的“合理性”就是生命分量的价格计算了？因为她们是女学生，身份高贵，又是处女。而代替者反正是“干这个的”，陈乔治反正也是孤儿，死就死呗，能保护贵族少女的性器官而死，也可谓死得其所，重如泰山了。进而言之，被强奸当然是可怕的，那就让那些已经命运悲惨的人更加悲惨一点吧，别让没受过苦的人去受苦了。难怪老子要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同样是性工作者题材，《羊脂球》说的是逃难途中，羊脂球和“贵人”们（伯爵、富商和修女）同车，将食物分给大家。后来德国军官想占羊脂球便宜遭拒后，扣下全车人。大家合伙说动羊脂球屈服献身。全车人脱险后，一致高贵起来，嫌弃羊脂球肮脏下贱，不给她食物。《复活》说的是，少女、女仆玛丝洛娃与男主人聂赫留朵夫发生关系并怀孕后被逐，沦落到妓院后又牵连到一桩命案，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千方百计帮她脱罪。最后聂赫留朵夫赎罪，而玛丝洛娃放下仇恨，两人的灵魂都得以“复活”。
跟《金》充满对底层人的“伪颂扬”不同，它们的主旨是对上层人的“真批判”。对底层人的同情，一定要伴随着对上层人的谴责，才是有分量和价值的。因为前者是果，后者才是因。《复活》尤其深刻，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的帮助时谴责说，你并不是真的想帮我，只是为了自己良心安妥。你的心里眼里，仍然没有我。
那么，那些赞美玉墨的人、被玉墨们感动的人，有谁的心里眼里真的有玉墨，真的理解她、爱她？这种赞美和感动不仅廉价，而且用心险恶，跟人类喜欢狗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严歌苓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但很多年前看她的一部小说《爱犬颗韧》，就极不舒服。颗韧是一条苦难的狗，一群兵当着他的面杀了他所有的兄姊果腹，却收养了他。无论当兵的怎么粗野地玩弄他，他都忠心耿耿，被遗弃驱逐后还追着军车长途跋涉，不离不弃，并在高原雪地里不计前嫌报信，救了全车人的命，自己差点儿搭上命。而结局却是：它被司令员骄纵的孙女冒犯，忍无可忍咬了她指头，被司令员下令“枪毙”。
人类对狗一点漫不经心的“喜爱”，就值得狗以命相搏、以命相报。而这就是令我们感动的母题。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乐于演绎的、津津乐道的，还是《赵氏孤儿》和《金陵十三钗》？程婴用自己的独子代替赵氏孤儿，一个婴儿为另一个婴儿死，只是因为它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处于同样的道理，程婴可以摔死亲子，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独子，毫无歉疚地残杀另一个身份更卑微的婴儿。这是什么样的邪恶观念？
我们从古至今，都在大力表彰底层人要为上层人着想，急他们所急，必要时以命相守护。而上层人不必有任何思想顾虑，赏脸屈尊接受下层人的献祭就行了，哪怕那献祭是献祭人的性命。我们反复述说的，仍然是上层人的一点关怀体恤或“宠爱”，值得下层人拿命来换的，如此知恩图报，就是感天动地，人间真情，否则，下层人也太不尽自己的本分了。
有洞见的倒是春秋时的一个普通老母亲，《史记》他的儿子在吴起手下当小兵，病得生疽，将军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液，小兵的母亲“闻而哭之”。因为以前吴起也吮过小兵的父亲，其父知恩图报，“战不旋踵，遂死於敌”，现在吴起又来吮其子，老妈妈就知道，自己的儿子也死到临头了。
我不想评论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绝然不是好东西，恐怕已经不需要论证了吧。偏偏传统文化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平等的口号无论喊得多么山响，贵贱荣辱之分还是深入国人的骨髓灵魂。流风所及，才会几千年孜孜不倦地提倡颂扬忠臣、义仆，忠仆都有义犬一样的品格：不管主人如何负我，我总不能负主人，等我死了，主人总会明白的，改变对我的看法，甚至为我掬一捧泪。我死得越惨，主人的感动就越真诚。那么，就让悲情和苦难来得更猛烈些吧。
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会说，《金》是奴隶培养手册的“情感分册”。
（摘自《书城》2012年第一期 作者：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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