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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她们都是敦煌的女儿,用满头白发换来莫高窟的青春芳华
常沙娜与樊锦诗,她们的一生,注定与敦煌难解难分。但是在讲她们之前,首先必须要先讲另外一个人: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常书鸿是与徐悲鸿齐名的绘画大师。

1935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敦煌图录》画册,从此燃起保护敦煌的使命感。

1936年于战火纷飞中,常书鸿毅然放弃优越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

早年的敦煌,残破不堪

1943年,常书鸿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到了莫高窟,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常书鸿带人整修莫高窟

常书鸿一家住在崖壁下面的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的,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屋里滴水成冰,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常书鸿就这样在莫高窟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

常书鸿早年工作照

他放弃个人的艺术创作,带领研究人员清沙筑墙、整理资料、修复石窟塑像、临摹历代壁画,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正是有了他半个多世纪孜孜不倦的守护,才有了敦煌的今天。

常书鸿在临摹壁画

1980年,76岁的常书鸿给女儿常沙娜写信说: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我的名字,是一条河流

1931年,常书鸿的女儿出生在法国里昂索纳河(La Saone)边,常书鸿就以法文Saone为女儿取名,音译过来,叫:常沙娜。

常沙娜一家人

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竟然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随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沙娜

1943年,常书鸿到达敦煌后,12岁的常沙娜也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敦煌壁画艺术。

这一画,就是几十年。

“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常沙娜说。

常沙娜姐弟和父亲在莫高窟

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常沙娜都用对临的办法来学习,而常书鸿一有空也来指导她。虽然对临难度大,但可以把眼睛练得很准,提高造型能力。

常沙娜绘画手稿

1946年,《常书鸿父女画展》在兰州举办。

这场展览不仅让世人看到了敦煌壁画的魅力,同时也让这对守护敦煌的父女大放光彩。

常沙娜早年临摹画作

展览期间,一位来华支教的加拿大籍友人叶丽华看到常沙娜的画,觉得十分有灵气,主动提出愿资助她到美国深造。

当时的常书鸿生活工作都极为艰苦,为了女儿更好的发展,再三考虑,最终还是决定送她出去留学。

归国途中的常沙娜

新中国成立以后,常沙娜亦如她父亲当年一样,毅然回国报效,从事敦煌绘画艺术的传播。

在一次敦煌艺术大展中,林徽因非常欣赏常沙娜的才华,主动邀请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

临走之时,常书鸿反复叮嘱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其实,用不着父亲叮嘱,敦煌的基因早已融入到常沙娜的血液之中。

常沙娜早年教学图

此后,无论是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艺术设计教育家、还是一名普通的绘画工作者,常沙娜都始终致力于敦煌图案艺术的推广和教学。

常沙娜为学生讲授敦煌图案

常沙娜的老师林徽因是国徽的设计者,而常沙娜是团徽的设计者。

除此之外,还有: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华灯

人民大会堂柱廊上方琉璃瓦门楣

香港特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

等等等等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而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都不难看出敦煌艺术的影子。

在我80年的生活中,有苦有乐,有荣有辱,有与亲人的悲欢离合,有为理想的奋斗献身。然而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

——常沙娜

如今,88岁高龄的常沙娜先生

她的名字是一条河,而她的艺术人生却像一幅画,一幅如敦煌飞天女神般隽永而又迷人的画。

受父亲常书鸿的影响,常沙娜与敦煌一生结缘。

而另一位敦煌女儿的人生,也同样因常书鸿改变。

我的身影,是一座雕像

经过常书鸿的不断努力,敦煌保护工作越做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

各地的精英艺术人才都如朝圣般去往那里。

1962年,有一名北大考古系的女学生,慕名来到敦煌实习。

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洞外的漫天黄沙。

学生时期的樊锦诗

她的名字叫樊锦诗,那一年刚刚25岁,与敦煌结缘。

这个缘,一结又是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在延续。

樊锦诗与“青春”雕像

敦煌研究院里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像。

短发少女拿着草帽,意气风发、迎风前进。

这座雕像的原型,正是樊锦诗。

工作中的樊锦诗

为了敦煌,樊锦诗与新婚丈夫两地分居19年,为了敦煌,樊锦诗把孩子送回河北农村让姑妈照料……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前身即常书鸿所创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院长。

时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来莫高窟参观的游客也呈现急剧增长态势。

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都在加速莫高窟的“青春流逝”。

樊锦诗与外国专家

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

——樊锦诗

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伤感,“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2003年,65岁的樊锦诗正式提案,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2008年,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樊锦诗在莫高窟

2014年9月,在樊锦诗的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

数字敦煌展示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如今,81岁高龄的樊锦诗先生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的背后,都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在全力推动。

永远的敦煌之心

常沙娜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是敦煌的女儿,除了她们之外,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文保工作者,他们都是敦煌的儿女。

为了保护好我们的国粹,他们奉献青春,奉献生命,青丝变白发。

为了保护好我们的国粹,他们坚守初心,坚守信念,一生不改变。

当他们一个个都容颜老去,而敦煌莫高窟却益发显得青春年少!

事实上,他们也从未老去。因为他们的青春,正与屹立千年的敦煌母亲融为一体,永远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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