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脱胎于古代玺印，古代玺印又是后世篆刻家学习、取法的主要对象，印人在印学方面的修养，直接关系到印人对篆刻艺术的理解，故本节先重点介绍古代玺印。
一、玺印的制度
印章制度是指在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对印章的材质、形制、印文、大小以及印章的制作、颁授、使用等方面所作的一些法令上的规定和礼俗上的规范。这些规定、规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古代印章及其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这也是我们了解古代印章制度的目的。古代印章制度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政令不一，玺印制度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造成战国古玺异彩纷呈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古代统一的玺印制度在秦代初步形成，并随着我国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逐渐成熟、完善起来，至清代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印章制度。
古代的印章制度，一部分出自传世文献的记载，《汉书》、《后汉书》等历代正史以及《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大唐六典》、《清朝文献通考》等历代政书多有专门记载，一些前人专门辑佚的古籍也有集中记载，如清人孙星衍所辑的《汉官六种》，其中汉卫宏的《汉旧仪》、《汉旧仪补遗》，汉应劭的《汉官仪》等，对汉代的“朝廷制度，百官仪式”记载得十分详细，是研究古代印章制度的重要文献。此外，古代的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也有不少零星的记载。还有一部分印章制度是后世学者利用考古发掘、出土实物，结合古代文献考证、推断出来的。
实物与文献相结合是深入研究古代印章制度的重要方法，如西汉初期王国自置官印的问题史无明载，《汉书·淮南王传》中记载淮南王厉“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对汉朝表示归附的南粤王赵佗也在上书时要求自比内陆诸侯，朝廷答应后，“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白置”（《汉书·南粤传》），这些记载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大批铜印中已经得到验证，这些楚王属官及所属的县令、丞铜印正是汉初王国自置的官员用印。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汉初官印在风格、印文上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了。
又如汉代的授官制度对汉魏官印的影响，清赵翼在《陔馀丛考》中，曾考证了“汉制每授一官，即刻一印与之”与“除官时即予印绶而去”的史实。①这就解释了为何汉魏官印中有很多官名相同之印，其中不乏太守、将军、都尉等二千石以上较高职位的印章。这些印章按说是不可能同时使用的，它必有一个前后使用的顺序。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汉代印章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此外，由于前人曾有“秦汉南北朝官印多m自明器”②之说，使印章制度的研究与秦汉丧葬制度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私印也应受到官印制度的制约，这使私印一方面在钮制、文字风格等方面模6①（清）赵冀：《陔馀丛考》“换官不换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50页。⑦罗褊颐：《汉印文字徵补遗·序》，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仿官印，从而使官、私印章在风格、制作等方面上，基本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私印又表现出不同于官印的特点，如玉印、龟钮为不少私印所采用，文字也不局限于官方规定的缪篆。此外，鸟虫书、“四灵印”等在私印中极为常见，朱白文相间印也仅见于私印。
官、私印章的差异，使古代玺印的变化更加丰富，艺术魅力也更加光彩照人。
二、玺印的功用、价值
玺印是应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玺印的功用是指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玺印的价值指的是古代玺印对后世的影响。玺印的功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位、权力的象征
秦汉以来，根据官秩等级的不同，玺印在质地、钮制、印文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玺印被视作官爵、地位的一种标识，是不能随意僭越的。此外，玺印还是各级政府官员权力的象征，表示国君、皇帝与臣下之间特定关系的信物，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公文行走、军情禀报等都要靠印章作为依据，史书上提到的“玺书”指的就是经过玺印封检后的书信。周秦以来，各级官僚在接受册封时都需要拜受官印，赴任就职还应随身携带以为凭证。
2．商品流通、收取赋税的凭证
《周礼·地官·司市》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周礼·地官·掌节》亦称：“货贿用玺节。”这都说明在当时的商品运输和流通领域中，都有用玺节来作为出入关卡的证明。《周礼·职金》还称：“受其人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意即在征收完赋税后，应加钤玺印以为依据。
3．“物勒工名”的工具
《吕氏春秋·孟冬》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一语，是说生产工具、商品的设计者、工匠以及监督者，都要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号，以起到牌号和取信的作用，以便对“T有不当”者，“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在出土的战国陶器上、秦始皇兵马俑上发现的一些陶文，战国、秦汉时期一些黄肠木、漆器上的文字，很多是烙、钤盖上去的，似乎有着现代商标的作用。
4．物品封检的信物
在玺印诸多功用中，封检才是它最主要、最常见的用途。这一功用直接影响到玺印的形制、文字诸方面，如秦汉时期的印章多方寸大小，印文尤其是官印印文都是阴文等。古人封检的目的是防止私拆泄密，具体方法是在物品和书牍的捆扎处，用一块挖有凹槽的木块，套入拥扎的绳子，再于绳上按人软泥，然后以玺印在其上按压出印文，待软泥干燥硬化后，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封泥”。
5．祈祥厌胜的佩饰
古代玺印多有钮，用以穿系绶带佩带玺印，古代私印中有很多“吉语印”和“肖形印”，它们未必用于钤印，其功用或如王献唐先生所说：“吉语汉印，多系佩带之物，如出入大吉、出入大幸，词意可见，不尽为钤印之用。”并进一步解释道，“厌胜即禳胜，禳者求也，犹言求福，出入佩带，于以致祥，故日出人大幸。”可见秦汉时期佩印为一时风尚。
古代玺印虽然只是金石学中的一个小门类，但它对中国古代历史、艺术的研究，具有极其广泛、重要的价值，此处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研究历代官制的重要资料
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的演变，除要参稽历史文献外，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大批历代官印作为最直接的古代实物，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例如，秦代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其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由于《史记》没有对职官作专门的叙述，《汉书》虽设有“百官公卿表”，也仅介绍汉代的职官，学者只好根据“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来推测秦代的官制。而秦代官印尤其秦代封泥的出土为秦代官制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并为“汉承秦制”提供事实上的依据。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古代玺印确有“补官制之缺佚”的意义。
2．研究地理沿革的重要资料
历史地理旧称“舆地之学”，它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时代的兴废，朝野的变化，众多的相关材料蕴藏在古代玺印之中。历代玺印还可“校郡县名之殊异”，因为历代的文献多是经过辗转传抄，其中错讹是难免的。罗福颐先生在《古玺印考略》书中列举了大量汉官印、汉封泥中与《汉志》郡县名相异者，以及《汉书·地理志》中失载的地名，为研究地理的沿革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3．研究历代礼俗风情之资料
古代玺印有不少是吉语印和肖形印，从中颇可领略古代人们的生活，如秦代的吉语印中有很多诸如“和众”、“民乐”、“日敬毋治”、“壹心慎事”、“中精外诚”、“忠仁思士”、“修身”的内容，这似乎与我们心目中秦朝暴虐残酷的印象不相吻合，但却反映了秦朝不仅以法治国，在思想上仍然借鉴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内容，这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要“精絮（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息毋（无）私”、“宽谷（容）忠信”、“吏有五善，忠信敬上”等相互印证，这些格言、警句被印主作为行事、修身的座右铭，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4．印章艺术的载体和明清篆刻艺术取法的渊薮
古代玺印不仅是金石研究的对象，其本身还是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宋元以来，文人在对古代玺印鉴赏、考玩的过程中，体味到其中“古朴”之意，并加以模仿追求，遂产生了后世的篆刻艺术，“印宗秦汉”几乎成为后世篆刻家所必遵循的道路，明清以来的印人无不是得其一隅而成家，并创造出很多各具风格的艺术流派。在明清印人看来，这些“秦汉印章，传之于今，不啻钟、王法帖”①，故“论书法必宗钟王，论印法必宗秦汉。学书者宗钟王，非佻则野；学印不宗秦汉，非俗则诬”成为明清人的共识。
5．中国雕刻艺术的重要材料
古代玺印的印钮设计、铸造技艺还是中国雕刻艺术的生动体现。玺印出于按抑、佩带以及官印等级的需要，很重视印钮的造型，雕法有圆雕、透雕等手法，而众多的钮形如辟邪钮、龙钮、螭钮、龟钮、鼻钮、驼钮、亭钮等，都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明清篆刻家多以石章为印材，一些雕刻艺人充分汲取了古代玺印制钮的特点，巧妙利用石材的特点进行艺术构思，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钮艺术，不仅扩展了中国雕刻艺术的园地，也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内涵。三、玺印的文字
古代玺印的印文变化丰富，种类很多，如：
1．古文
这里说的古文指的是战国文字，明清曾将未识的战国古玺统称为“古文印”，后来经过吴式芬、陈介祺、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的鉴识，才逐渐确定为战国时期的玺印。据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称，先秦古玺文字虽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却是战国时期六国的通行文字，②是“以当时体，书当时印”的实际应用文字。①（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历代印学论文选》，第375页：②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300页。
2．秦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小篆作为正体统一文字，据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日小篆，i日刻符，四日虫书，五日摹印，六日署书，七日殳书，八日隶书。”但实际上，秦代并无“八体”之称，“八体”之名应该是西汉时期对秦代文字所作的分类，①与战国古玺文字一样，“秦之刻符、摹印、殳书，并用通行文字”②，这个“通行文字”就是秦代的小篆，故秦代的印章，不论官印、私印，其印文皆“与传世秦权量上书法同”③，而秦代权量、诏版上的文字同秦代刻石文字一样都是标准的秦代小篆。
3．缪篆
缪篆指的是汉代玺印上的文字。篆书是秦汉时期在各种庄重场合下使用的“正体”，印文也属于这种正体。但印章以方形为主，这就使得长形的小篆逐渐演变为方形的篆书，为填满印面空间，笔画也由纤细变得饱满。“秦书八体”中有“摹印”篆，说明人们已认识到印文与其他篆书在风格上的差异，这种“摹印”篆到了新莽时期发展成“缪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称“新莽六书”，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缪篆明确被声称用于“摹印章也”，其特点是“结构匀称、笔画饱满、线条平直”，而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多采取屈满、盘回、减省、挪让、穿插、延伸、折叠等手法。
4．鸟虫书
鸟虫书是古代篆书的一种美术变体，它实际上是一种泛称，特点是多以鸟形、虫形作为装饰，有时还有鱼形、凤形、夔形等形状。鸟虫书始于春秋、战国，与当时器物的精巧相适应，文字也开始追求美观和装饰效果，以后鸟虫书又兴盛于秦汉。在“新莽六书”中鸟虫书是用于“书幡信”的，但从古代的实际应用上看，远已超过这一范围，如剑、戈、矛、壶、钟等青铜器皿，印章仅是其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秦汉、魏晋中的官印绝大多数使用的是缪篆，鸟虫书仅见于私印。其中道理显而易见：官印有关国家威仪，必须使用官方规定的字体，而私印则可随意表达印主的审美情趣。印章上的鸟虫书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明显装饰有鸟形、鱼形等物象的，如“祭雎”（图1.2-1）等印；二是笔画粗细大体相类，仅就字体扭曲、折叠变形的，如“公乘舜印”（图1.2-2）等。10①详见拙文《缪篆考辨》，《书法研究》2000年第6期。②王同维：《观堂集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300页。③罗福颐：《古玺印考略》，紫禁城m版社2010年6月版，第4页。
印章上的鸟虫书形体有如下特点：一是笔画变直为曲，体势变方为圆，极尽曲折、重叠、婉转、流畅，以表达飞动流美之风姿；二是去简为繁，笔画密布空间，以示章法之匀整；三是笔画中添加装饰，点缀空间，增强趣味。
5．悬针篆
悬针篆在新莽时已见雏形，如著名的“新莽嘉量”上的文字，就十分强调篆书笔画的下曳之笔，以造成结体上的上紧下松，给人以流美修长之感。印章使用悬针篆主要见于魏晋时期私印的六面印、子母印等，如“刘蹇”（图1.2-3）、“冯泰”(图1.2-4)等，下曳之笔状如悬针，为一时风尚，与三国魏时的《三体石经》很近似。但由于已形成定式，结体比例过于悬殊，艺术性并不强。
6．九叠篆
九叠篆始见于隋唐官印中。隋唐官印形体增大，印文也由阴变阳，为了追求印面章法的匀称整齐，遂对一些笔画少的字，采取盘曲缠绕的方法，以使笔画布满印面。这种篆书仍以小篆为基本结构，只是将某些次要笔画加以折叠弯曲，有时甚至达到九叠、十叠之多，因古人以“九”为极数，故称之为“九叠篆”，又称之为“九叠文”，因多用于官印，又称之为“尚方大篆”。这种篆书到了明清时期达到极致，甚至根据官职的大小，规定了篆书折叠的叠数。故从艺术角度上讲，过于程式化的九叠文艺术性也不强。
7．其他
历史上古代玺印上用过的文字还有隶书、楷书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字等。
隶书在秦汉印章中用得很少，仅从汉墓出土过一些隶书印章，如20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出土一批殉葬用的石印，官印、私印皆有，用的是隶书，但制作粗糙，如“舂陵之印”（图1.2-5）、“酉阳长印”、“门
浅”（图1.2-6）等印，明显出于殉葬目的。
楷书多见于唐、宋、元、明以来的押印，尤其是元代印章，多用楷书。押印以字体稚拙、时见生趣为上。
少数民族的文字用于印章的有契丹文、西夏文、元代八思巴国书篆文、清代满文篆书等。
四、玺印的类别
将玺印划分为若干类别的意义在于能使我们以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去理解古代玺印，更细致地划分玺印的风格，进而使我们能有的放矢地去学习、汲取不同风格玺印的特点，如铜印和玉印在风格上就有着明显的差别，铜印大都笔画较粗，显得雄浑朴茂，而玉印笔画则较为匀细，显得典雅端庄。下面就按用途、材质、形制、文式依类介绍玺印：
1．按印的用途分为官印、私印两大类。但有些印章用途较为模糊，处于亦官亦私之间，故在官印、私印之外又可再细分出殉葬印、宗教印、杂用印。
官印主要有职官印和官署印两类。职官印是朝廷任命官吏时授予的凭证，是一官一印。官署印是国家衙署的公用印章，不代表某个官员，一般是职位低微，未人品秩的官员用印，秦汉时以“半通印”居多，如“啬夫”、“都候”等。
私印据印文内容可分姓名印、表字印、臣妾印、吉语印、肖形印。与官印具有严格的制度不同，私印没有专门的成文规定，史料也乏相应的记载。
(1)姓名印
姓名印是以人的姓名为印文的印章。古人的姓有单姓、复姓，名有单名、双名，私印大多仅刻姓和名，有时也经常加上“玺”、“印”、“之玺”、“之印”、“私印”、“印信”、“信印”等。秦汉私印一般姓与名分作两行，若是复姓则很自然地占据右侧一行，但若是单姓双名，则一般采取“回文”的形式，即逆时针的读法，如张释之要刻“张释之印”四字，若不采取“回文”，则很易让人误为“张释”了。
(2)表字印
古人除名以外还有字，《颜氏家训·风操》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故字印亦称“表字印”或“表德印”。汉代的表字印，通常还要加上姓，或再加上“印”，有的还加上“信印”，也有作“字某某”的，而只用字的较为少见。
第一章篆刻概说
(3)臣妾印
臣是封建时代官吏和百姓的统称，也是男性的谦称。清吴式芬在《封泥考略》中曾认为臣字封泥皆为有官职者所用，似不尽然。妾是古代妇女的谦称，即使皇后对皇帝也是如此自称。臣印出现于西汉早期，妾印出现稍晚于臣印。臣妾印从形制上看多是两面印，一面是姓名印，一面是臣妾印。据考证，有姓名的一面，施于平行的来往文书，而有臣字的一面 【五代两宋书法家作品www.shufaai.com】，则施于上行的文书，当然，也有不少臣妾印为一面印。著名的“婕妤妾蛸”（图1.2-7）玉印，以女官名“婕妤”（即健仔）在前，再附以妾和名，应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此外，汉印中还有称“草莽臣”、“贱子”者，与臣妾一样，都属自谦之辞。
(4)吉语印
吉语印在先秦古玺中就已极为常见，如“可以正下”、“昌富大吉”（图1.2-8）、“宜有千万”等，形式也很丰富。汉时人们祈求长生、富贵、吉祥的愿望更为强烈，吉语印也大行其道，形制上有两面印，有套印，有方形、圆形、长方形等，内容上有“出人大吉”、“永寿康宁”（图1.2-9）、“长幸”、“日幸”、“长贵”、“日贵”、“乐未央”、“宜子孙”等，传世甚多。
(5)肖形印
肖形印是一种图像性质的印章，又称象形印、画印、图形印、封蜡印等，可上溯到殷商，春秋时开始出现，战国呈蔓延之势，秦代极为少见，兴盛于两汉，汉末逐渐衰落。总的来说，肖形印与同时期的画风有相通之处，如汉肖形印与汉画像砖上的风格就极为接近，朴拙生动，简洁传神，重意不重形。肖形印的图画内容很丰富，既有所谓“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神话”动物，也有鱼、鹿(图1.2-10)、马、雁、牛、鹤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之形，而且还有人物、牧牛田耕(图1.2-11)、车骑（图1.2-12）、建筑、搏击、舞蹈等生活场景，足可窥见汉人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肖形印还有不少两面印，在另一面或刻姓名，或刻吉语，颇见汉人的生活情趣。
2．按印的材质分，有金印、银印、铜印、玉印、石印等，其中铜印是主流。不同材质制作的印章，其风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分别介绍如下：
(1)金印
金印在汉代是诸侯王、三公、列侯、丞相等朝廷高层所用的印章，私印很少有金印。另外，有些金印并非是纯金，而是铜质鎏金的，原因或是这些印章出于殉葬目的，为了节省资金之 故；也或与国力盛衰有关，汉末、魏晋时战乱频仍，朝廷又卖官鬻爵，故以鎏金权充金印。
(2)银印
银印在汉代一般是品秩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所用，秦汉时的金、银印全部出于刻凿，因金银耐腐蚀，这些印章历千馀年而仍新，刀刻之痕历历在目，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琅 琊相印章”，属东汉初期的官印，仍如新发于硎。私印中银印较少，这方“韩宽”（图1.2-13）印，是私印中为数不多的银印。金印、银印笔画一般较为光洁，少铜印斑驳锈 蚀之气。
(3)铜印
古代印章不论战国、秦汉、六朝、隋唐，还是官印、私印，皆以铜质为大宗。铜印性坚质韧，耐磨损，不易损坏，即使到了元明文人篆刻兴起以后，铜质印章仍有一定的市场。官印自 不待言，私印中也不难见到，清人姚晏就认为“铜印究胜于石”，以铜治印更易“浑朴简厚”，明人甘饧以铜、玉摹刻秦汉印章成《集古印正》，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吧 。
(4)玉印
玉以其“温润而泽”，在古代中国被赋予“比德”的功能，《说文解字》称玉为“石之美有五德者”，先人对玉的崇拜已经渗入社会意识之中。先秦 官、私古玺都有玉质，自秦汉以来，官方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玉印后来在皇后、诸侯王印中也偶有使用，如著名的“皇后之玺”、“淮阳王玺”等。但在私印中， 玉印却似乎不。
第一章篆刻概说受等级的限制，使用极其频繁，现存战国、秦汉时期的玉印约有五百馀方，以汉代居多，战国次之，秦代最少。玉印虽在古代玺印遗存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由于玉印质 料的珍贵，很少受自然力的侵害以及独特的制作方法，使玉印呈现出端庄秀雅的独特风格，向为后人所喜爱。
(5)石印
元明文人篆刻艺术产生的前提之一是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其实，据考古发掘，石印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而且一直到宋金时期都有使用，当然，这些石印的质地多是煤精石、滑石 和其他的杂石，或过于坚硬，或过于酥软，与后世篆刻所用的叶蜡石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这些石印多是殉葬用的明器，如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西汉墓葬中先后出土有数十方滑石印，或有印 文，或无印文，甚至还有仅作墨书而未及镌刻的，而已镌刻的石印也大都刻画草率，形制也很粗陋，像“罗长之印”(图1.2-14)、“长沙顷庙”则是其中之佳者。
(6)其他
在古代玺印中，还有以木、玛瑙、琥珀、陶、骨角、象牙、琉璃等物治印的，如木印有“王光私印”（图1.2-15）。20世纪30年代还曾在朝鲜乐浪汉墓遗址出土过“ 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两面印；玛瑙的硬度更甚于玉，在汉代私印中也有发现，如“桓启”、“赵安”等印；琥珀印如藏于天津博物馆的 “杨禁私印”（图1.2-16）、“李君之印章”等；陶印多见于战国古玺，应是在陶制器物上戳印文字之用；至于骨角、象牙印在古代印章中亦有偶见，但象牙作为私印 印材是在元明以后才广泛使用。
3．按印的形制分。形制指的是印章的印面形状、印体样式：
(1)印面形状
印面形状不论官私印章，都以方形最习见，其次是长方形，如秦汉时期的半通印，此外还有扁形、圆形、心形、连珠形，这类印形多为古代的姓名印、吉语印和肖形印所用，其中连珠 印形式最为多样，如图1.2-17、图1.2-18。
(2)印体样式
印体样式主要有一面印、多面印、套印几类。多面印和套印都是私印，多见于汉魏时期，这类印章除了使用轻捷、方便以外，也颇符合印主崇尚新奇的心理，以致形成一股风尚。
①古代印章绝大多数是一面印，即仅在印体的一面刻有印文，印例在此从略。
②多面印主要有两面印和六面印两种。
两面印一般印体较扁，呈方形，在中间多横穿有扁孔或圆孔，以便穿上带子佩带，故亦称穿带印。两面印在印体方形的两面都铸刻有印文，如“王鞅、臣鞅”（图1.2-19王 鞅、臣鞅1.2-19)、
六面印流行于魏晋时期，其印体的上方另外矗立一方稍小的方章，形制很特殊。六面印的印文都是凿刻，印文字体有不少采用了悬针篆，其内容除姓名、吉语外，多与书简有关，如 “言事、言疏、白事、白笺、白记、印完”等，如这方晋“宣成令印”（图1.2-20）六面印，分别刻有“宣成令印、臣纳、菅纳白膛、菅纳白事、纳言疏、印完 ”六种内容。
③套印出现于西汉中期，流行于汉晋时期。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双套印。它是在一方大印之内，留出空间再套人一方小印，又称为子母印，简称套印。套印精美者小印与大印的空间结合得十分紧密。有的母印印钮作龟甲及四足，子印印钮作身首之 形，合起来后成为完整的龟钮印章。有些母印的印钮作母兽，子印印钮作子兽，合起来后呈母抱子之形，颇见巧思，如这方“李长史印、李宽心印”（图1.2-21）。
三套印。又称三套子母印，是母印中套一中印，中印再套一小印，也即由大、中、小三方印套合而成一个整体。一般母印作兽钮，两子印作瓦钮，也有精致的母印及中印作辟邪钮，小 印作龟钮。如这套“马忠印信、马忠、白方”（图1.2-22）朱文印，印拓依大小依次排开。
套两面印。即双套印中的子印套人的是一个两面印。如“郭意信印、郭意、意”印等。
双套两面印。即在一个两面印之内，再套上一个小的两面印，如“王少翁、日利、王驾、长光”（图1.2-23）套印。
套印都是私印，印文主要是表字、吉语、书简、肖形等方面的内容。
4．按印的文式分。文式是指印文呈现的样式，针对印文的状态，有阴文、阳文、朱文、白文以及朱白文相间印之分。
(1)据印体上的印文。一般而言，凡物凸出者为阳，凹人者为阴。故古代玺印中印文凸出者应为阳文，凹人者为阴文。
(2)据钤盖出的效果。据钤盖的方式或受钤者，又有不同的情况。
①钤印于泥上。古代玺印最主要的用途是封缄，方法是以印钤于泥上，若印文为凸，钤于泥的效果为凹，则为阴文；反之，钤于泥的效果为凸，则为阳文。封泥传于后世， 印样是以拓碑的方式所拓而成，呈黑色。因古代玺印多为阴文，故传世的封泥多阳文。阳文清晰易识，这也是古代玺印多阴文的原因之一。
②钤印于纸上。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大量代替竹简，官方规定公文行走皆弃简册而易之以纸，遂使用印方式有了重大改变，印章不再钤于泥上，而是以朱色颜料钤于纸上。 这样，印体为阴文者钤于纸上为白文，阳文者钤于纸上为朱文。
私印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式，即朱白文相间印，也可叫作阴阳文相间印，以前者的称呼为习见。这类印的章法安排很活泼，一般而言，字数少的为朱文，字数多的为白文，由 于朱文线条间的距离与白文笔画的粗细相当，颇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五、玺印的制作
历代官印皆有官方专门机构负责制作，《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代“少府属官有兰台令史”，本注称其职责是“掌奏及印工文书”，东汉时 的班固曾担任过兰台令史，以学识渊博的学者担任此职，可见朝廷对官印制作的重视，也可理解汉印为何会取得如此高的水准了。从私印的普及程度上看，市坊间也应当有专人经营私印的制 作。
纵观古代玺印的制作，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铸、凿刻、雕琢。
1．铸
古人如何铸印，早期史籍并无明载。清人姚晏在《续三十五举》中对此有较详细的叙述：“一翻沙，先刻成一印，将沙泥锤熟和捏在外，候干 【台湾的书法家www.shufaai.com】，剖出印，仍合成，留 小孔，化铜人之，此精与不精，全在先刻之印。二拔蜡，以蜡为印，刻篆文并制钮，钮下置一杆，以锤细泥和膏涂蜡印外，候干再涂，至极厚，去杆，则钮外有一孔，人快火炙之，蜡必由孔 熔出，化铜人之，此精与不精，全在先刻之蜡。”①
翻砂的关键在“先刻之印”，该印模应是木、石、铅这些易刻之物。据罗福颐先生称，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铅质无穿两面印，分别刻“五原候印”和 “五原都尉章”，一方新莽时期石质无穿两面印，分别刻“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汉代授官制度是一官一印，而上述两方两面印是一印双职，故 应是作为母范之用。古代有大量同官秩的印钮，形制相同，故印体母范不必大量保存，铸造时仅以印钮母范和现作的印文母范相合，再翻砂浇铸即可。
拔蜡法现在又称失蜡法、熔模法，主要用于制作器形、装饰特别繁复，又很难用翻砂块范法铸造的器物。拔蜡法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但从考古发掘来看，春秋时期随县曾 侯乙墓中出土的样式繁杂、镂空的青铜禁，就非失蜡法不能作。但古代玺印是否也用此法铸造，因蜡模早已销熔，史籍又缺载，无从探知。从传世古代玺印中看，战国三晋的宽边朱文小玺， 制作精美，朱文线条细若游丝，却挺拔遒劲，笔道很深，似非此法不能作。汉魏时的一些私印、吉语印，如“延年益寿与天毋极”、“绥统承祖子孙慈仁永葆二亲福禄未央万 寿无疆”（图1.2-24）等印，也应是失蜡法所为。
2．凿刻
凿和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动作。凿应是在固定印坯后，以锤击刻刀（錾）而成，刻则是以手执刀，以指腕之力完成。在实际制作中，应是二者结合运用完成。元吾丘衍称 ：“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②以后，前人多将一些风格较为荒率的军中用印指 为凿印，如“祁连将军章”、“鹰扬将军章”（图1.2-25）、“关中侯印”等，而将一些较工整的印章如“湿成丞印”、“武陵尉印 ”（图1.2-26）等视为铸印。其实这一说法未见元以前人引用，只是想当然而已。我们可举出大量工整的凿刻印，除了上面所举的两方西汉官印外，东汉时期以凿刻之法治印的就更多了 ，如“棵榆长印”（图1.2-27）。东汉、晋魏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印章几乎都是凿刻而成，①《历代印学论文选》，第402页。②（元）吾丘衍：《学古篇·三十五举》 “十九举”，《历代印学论文选》，第16页。
如“汉匈奴破虏长”印、“汉鲜卑率众长”印等，而且几乎所有古代的金印、银印都是凿刻的，像这方著名的东汉初期“琅琊相印章”（图1.2- 28）银印就极为典型，该印章法工整有序，用刀痕迹极为清晰。而像上述较为草率的将军印则大多是魏晋乃至六朝时期的印章。
3．雕琢
雕琢主要用于玉质类印章。玉的硬度很高，即使以现代技术炼出的合金钢来手工刻治玉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多采取喷砂的方法。传说古人治玉曾
一种可以“切玉如脂”的“昆吾刀”，还有用药将玉软化等方法，但很难证实。据现代人研究，古人治玉印采取的是琢的方法，即以铊、磋等非刀具性工具铊治，再 加以磋磨而成(图1.2-29)。三国孙权称帝时曾自制一套御玺，吴亡后，孙皓“送金玺六枚，无有玉”（《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虞喜《志林》评日：“吴时无能刻玉， 故天子以金为玺，玺以金，于文不异。”可见琢玉之不易，称霸江东的孙权竟不能为玉玺。古代工匠以其高超、精湛的技艺，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印章艺术品，著名者如“辛偃 ”、“桓启”、“婕仔妾蛸”、“薄戎奴”（图1.2-30）等，笔画或遒劲挺拔，或婀娜刚健，风格圆转清丽，典雅大方。因玉质类印章少有残蚀，笔画 清晰，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成为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重要的取法、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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