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院散步—《中国书院》（序言）（视频解说词）

在中国书院散步，就像一根羽毛，在清冷幽深的长廊飘翔，那些门窗内的寂静、神秘、悠远，和风般将岁月轻拢在手中。一种真空般的力量，让我们激情磅礡却无法发出一点惊奇或感叹的声响。那样的时代，那样的院落，那样的人，曾经那样地给了岁月慰藉，给了文化力量。

一个朝代的终结，必然是以战争的形态来挥手告别，一个朝代的开始和继续，必然离不开文化的穿针引线。而文化的传承源于教育，中国的文化教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官学私学的更替中，世事风云变幻，印刷术的发明，给书带来了可以无限复制的春天。

天下纷争让城镇成了沸腾的战场，许多文化人迁徙到远离乱世的僻静山间，一种新的文化教育形式随之出现在山水清幽的静地。

书院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极其特色的一种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流芳余储，至今绵延不绝。

书院，读书的地方，任何年代，人都需要读书。有文化的人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期待有文化的人需要有人来教他读书。最初的教育机构的诞生，大概就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知书达理的地方吧。读书，让人们从庸常的物质生活中遁出，进入永恒的精神世界。书院是私学的产物，首创私学的是孔子。孔子讲学杏坛，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其后的私学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而且推动了百家学说的发展和流传。

掌管书院的院长叫做山长，这个充满山野气息的称呼，有着明显的文化自由主义的成分。由此可见，早期的书院保持着独立的文化立场，在千余年的书院史中，书院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首先，它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历代鸿儒大家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下，书院人才辈出。如朱熹，他创办和主持白鹿洞书院和武夷书院，从事教育生涯近五十年，培养了数百个出色的弟子，他们在诸多领域各领风骚。又如岳麓书院，仅在清代就培养出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唐才常、熊希龄、程潜等风云人物，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其次，疏远倡导了独特的学风。书院反对为科举而学，强调人格培养，主张张扬独立的人文精神，反对死守章句陈词，提倡学术创新，创作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兼收各家之长，提倡开门办学，形成尊重学术，尊重知识的良好风气，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提倡尊师爱生的院风。这样清新向上的学风，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或借鉴的吧。

书院作为每个年代独特的精神事，书院是儒家文化的标志，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象征。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汉儒的精舍，到魏晋名士的清谈，执著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和激情。书院总是选择建在清幽僻静，风景秀丽的地方，如庐山上的白鹿洞书院，湘江边的岳麓书院，田园牧歌中的尼山书院。历代鸿儒在天地山川中读书教书，“风景和书香相互辉映，皆成绝响。

书院原本如佛寺、道观一样栖居在山门，是寂静的民间力量，但国家力量推动了它的城市化嬗变。

光绪二十七年，当清代官办书院建设给书院留居青山绿水间的岁月画上了句号，也终结了书院的千年历史，书院教育恍如一只釉色天成弧线飘逸的青花瓷碗，碎在了石花苍然的古道上。

流光飞逝，岁月辗转，那些灿若春花的历朝历代的中国书院，也遁入静寂的书页和无尽的髓。今天的我们，纵然是百转千回地怀念和感慨，也无法扶醉归去，无法重温在青山绿水间肆意流连的文化风景了。我们只能凭着斑驳的石碑，端肃的讲堂，坊间流传的轶闻和文字的驿站中，想像俯拾皆是的绝美诗歌和高远的思想，仍植物般葱茏地生长在那时的街巷和乡野。许多灯盏一般的名字，始终点亮在历史的屋顶。许多大风一样的文化，一直在穿越在时光的树林。

就这样，把心放低，把脚步放轻，像回家一样，从容而欣喜着，开始我们在中国书院的散步。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由国家控制的很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社会的进步，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需要文化力量的推动和统治。国家需要通过对民众和官吏统一的教化，建立“尊神事鬼，以乐造土，四时农杂”的基本秩序。可惜，为政体服务的学校必然随着国家的兴衰而兴衰。

西周衰亡后，官办学校也随之消失。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私学，创立了儒家学派，开创了“有教无类，学在民间”的新格局，但是他没有教学场地，也没有经济支撑，他的私学生涯几乎是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尽管他有三千弟子，也培育了许多高徒，他的苦行曾式流浪教学依然在他离世后嘎然而止。

秦代采用了焚书禁学的政策，谁能想在家读书居然会成为一桩罪，书本和书生居然会令当权者那么惊恐和仇恨，可惜那些天籁般的妙思和经天纬地的雄略，在强权的烈火中一一化为了灰烬。

汉代时官学和私学并存，国家设太学，立经学博士，招博士弟子。私学称为“精舍”，大师在讲课时，“听者多达数千”，盛况堪称“奇迹”。

我国文化艺术在唐代步入了一个几至空前绝后的巅峰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官学尤盛，学习风气高涨。许多学子走出僻静的庭院，到喧哗的仕途寻找位子。

“书院”之名就源于唐代，这时的书院是政府文化机构，还没有发展成学校。此后，民间也出现了许多书院。

《全唐诗》中出现的“书院”，大多是指私人读书的地方，有些已初具治学、讲学和会文等功能，可以看作是中国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开始。

北宋没有兴办官学，国民教育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间的书院。书院作为民间教学机构全面兴起。北宋是个政治开明的朝代，读书人拥有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他们几乎在山间庭院里衣食无忧地过着浪漫惬意的生活。当时最著名的书院有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有四大书院和六大书院之称。北宋时期诸多学校者从事理学学说体系的创立，如作为先导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开中国理学之先河，是整个书院时代的文化先驱，他们的学说代表了汉唐以来最高的思想水平。到了南宋，印刷术让书籍像流水一般随手可拘，乡村书院因此大量涌现，朝廷南迁，人才南聚，南方书院兴盛。文化传播需要许多有心智的文化大师的共同努力，朱熹、吕祖谦、陆九洲等名儒大家的推动，使得书院的组织制度、基本规模和教育职能逐渐明确完善，最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教育基地。

元朝的统一，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大融合，朝廷采取开放书院办学的政策，并且打破了自唐末以来书院由民间创办经营的传统，元代官府创办的书院有专项“资金”、“田产”编制，各级官员兼任掌管书院的山长。民间创办的书院，官府也酌情给予资金、田产的补贴，山长经过官府确认后，同样可授予相应的官阶。官府通过朱熹措施，提高了书院及书院管理者的政治地位，保障了书院的平稳发展。但是也正是因为官府参与对书院的管理，书院的自主性渐渐减少，书院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最终被政治彻底扼杀，书院名存实亡。元代终结，书院随之解体。

明朝初期的一百年内，书院教育几乎是一片废墟。朝廷提倡官学，并且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只能出自官学，读书人遂纷纷投奔官学，民间书院自此门庭冷落。明宪宗时期，朝廷由盛转衰，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明正德年间，书院再次鼎盛。明代的学术，从之前的朱熹理学转为王阳明、湛若水的心说，书院再次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

清代，书院因朝廷的支持，办学的规模和数量达到全盛。据记载，有名可查的书院达3868所，书院制度普及中华大地。但是，由于清廷的控制和清政府闭关自守的腐败统治，书院难以承担思想创造，文化更新的重任，而且滋生了种种弊端。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延续了约千年的书院教育的大门，至此哄然关闭，绚烂的学院风景，终归于史册中素淡的白纸黑字。

让我们掀开一片片历史的旧瓦，透过风花雪月的细语，金戈铁马的喧嚣，聆听时光深处清澈而不绝如缕的朗朗书声。

（本人根据视频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