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亚细亚，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之间，有一条几十上百公里的不毛之地，蒙古人称作戈壁，是一片植被几无的砾石荒原。这片戈壁把蒙古高原分成了漠南和漠北。在蒙古兴起之前，这片草原已经生存过几支闻名的游牧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等等。中国唐代的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回鹘人向西南迁出漠北草原，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蒙古部落室韦氏开始向西迁徙，到十二世纪，漠北草原基本完成了蒙古化过程。
蒙古部落，也是一个个游牧群体。游牧民族的生活规律，就是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有足够的水源，并免受严寒的伤害。所以，游牧民要根据草场的季节性变化，按照一条相对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蒙古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每年春季草青时，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出发，向夏季牧场转移，同时也让冬季的草场得以生息。等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膘肥肉厚的畜群，转移到相对温暖的地方。冬季的严寒，对畜群是一个严厉的考验，体质较弱的牲畜都会在入冬前被宰杀，即便如此，春季的乍暖还寒，也会让已熬过冬天但过于虚弱的牲口成群倒毙。
游牧，是古代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北方游牧民为了适应高寒干旱的气候，终年实施严格的集体游动放牧的畜牧业方式，这种方式是基于保护稀缺的水资源和可持续转换使用的草场。游牧对环境依赖性大，迁徙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他们的居所多是便于流动生活的帐房和蒙古包。帐房和蒙古包都具有拆装容易，搬迁简便的特点。
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大概不出三种，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都缘于内供不足，所以向外寻求，因此是流动的，也是进取的。而农耕可以自给，无需外求，所以是固定的，也是保守的。农耕和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这条狭长的地带上，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农耕文明的温床，而在其北面，多为荒芜的戈壁沙漠和广阔的草原。在中国，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自上古时期以来就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到魏晋南北朝，北方边患丛生，游牧民族的袭扰已成常态，为了逃避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南下寻找安身之地。他们的迁徙，带着他们的耕作技术和文化观念，加上南方的自然气候和生态环境，长江流域显示出农耕经济的发展潜力。而北部和西北部，便成为游牧民族的移牧之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见到的大中华的历史，自始至终是一部汉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历史。我们无需用今人的理性评判古人的是非，人类的生存发展本来就遵循着一部丛林法则。只有当经济发展的成果足以补偿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损失的时候，人们才会觉得它曾经是如此不合乎理性，需要加以替代。这一点，在蒙古帝国形成的年代，它自己就做出了几乎完美的诠释，到了忽必烈的时代，蒙古民族就不再以游牧经济为其治国根本，它只是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作为统治基础，以农耕经济为实力，又以穆斯林的商业能力作运转，形成了一个前现代经济的贸易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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