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设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奏折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他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又经过写提要，票签等等环节，所以这样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把这个奏折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时间快而且很保密。康熙皇帝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来监视地方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力，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同省督抚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但无论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即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的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炼，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岩，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利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兼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不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十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十八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靖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做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兼，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都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以北首的内务府值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23年修的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的名目，军机处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
其后道光皇帝于道光3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处的权限进一步得到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这也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帝，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