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在升龙享受太平盛世的时候，正值佛教在中古时代越南蓬勃兴起之时。寺庙收纳难民、保护田产、发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胆大的高僧，甚至曾经在前朝批评华闾朝廷具有“万般罪孽”。佛法兴盛，离不开李家王族的资瓷。仅在1031年一年，李太宗就捐资新建了150座新的寺庙和佛塔。太宗时代，王家也象征性地搞搞佛教斋戒，僧人自焚获取舍利子甚至成为一种习气，对观世音菩萨和弥勒佛的崇拜也开始兴起。弥勒佛就是密特拉，来自于古波斯的战神，批了佛教的皮囊后，在中国和越南民间成为了一个带有浓厚田园色彩的具有千禧年主义性质的被膜拜者。
（李太宗）
和同时代的室利佛逝、吴哥这样的东南亚政权一样，李家一定是发现了佛教在收纳精神、巩固统治方面无上的利用价值。李公蕴就致力于进一步整合大越的领土。他认为，升龙城课通达四方，有山有水、远离洪涝、土地肥沃，乃是一个千年大计的所在。
起这个名字的深意，在于其不仅是大越当时领土的中心，也被认为是具有龙盘虎踞的王者之气。和在东南亚所有地区一样，佛教在当时的越南与此地百越的鬼灵传统相结合，李公蕴也在1016年向升龙城四方的山神祭拜，又送了一千人去研习佛学。李家钦点的万神殿中，还有东汉时代起义的二征姐妹，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方的守护神，可见发明历史的习气。而在广大民间，当时的史料记载人民仍然迷信巫鬼、勤于祭祀，可见这才是大越民间的精神底色。李家的精神世界里，也从来没有用佛祖与菩萨完全取代鬼灵的意思。李太宗甚至认为百越世代相传的铜鼓也可以成精，声称其及时提醒他，挫败了其兄弟造反的阴谋。
在南向扩张、蚕食占婆的过程中，李家还把一些占婆神灵请到了大越的万神殿中。按照李家的说法，就连占族的女神都已经钦点了他们。1069年，李日尊做了一个大越梦：一位占婆沿海的土地女神托梦给他：声称其居于无名树久矣，若太宗为其奉献祭祀，可保大越军队南征占婆大胜。凯旋后，李家为其树立神祠，并封其为“后土夫人”。
1044年，李太宗攻破占婆都城，杀其国王，带走了包括宫廷乐师与舞蹈家在内的数千战俘。他们的文化遗产，就像阿瑜陀掠走吴哥艺术家和贡榜掠走阿瑜陀艺术家一样，对越南的文艺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越史略】写到，西元1060年，李太宗亲自执笔、亲自翻译了占婆舞曲，并且下令宫中表演。印度教的梵天与帝释，也在这一时期在大越的万神殿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李朝时代，儒家也开始在越南官方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此时正是科举兴盛的北宋，李家若是要效仿北方建立一整套人才选拔和官僚制度，则不可避免要习得孔夫子那一套。对职业化官僚的需求使得“书记”（书吏）开始在政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1070年，这一职位甚至才能够和尚中招募，因为他们就像中世纪社会少有的教会人口能断文识字那样，往往来自于当时大越为数甚少的有汉字教育传统的家庭里。
1059年，李日尊要求所有的宫廷朝臣，必须在官帽和鞋子上穿戴中国式样。1070年，文庙在升龙城被建立起来，供奉孔子、周公和72弟子，一直续到今天。1054年，李日尊正式改国名从大瞿越为大越，中间省去的那个词是土著百越语“伟大”的意思。
不过，李朝的儒家化和官僚化程度，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不深的。儒学背景的官僚，并未垄断太师这样重要的职位。除了引进周公、孙武之类中国成精的神人外，大量汉字文学作品，写的都是越南传统的鬼灵佛教，用于讲好越南故事了。不过在发明历史方面，李家倒是积极向中国学习和靠拢的。比如为了附会升龙城的名字，李家一直自称金龙庇护，比之前传说中丁部领的黄龙还要上一个档次。李公蕴，就最早目击金龙，这个故事可能抄袭自黎桓见到“龙”的传说。此后李日尊在1068-69年占婆战争期间见到了10次龙，后来在1072-1125年间又见到了18次龙。这很明显，是【二十四史】的作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当然，龙并不只是中原的，因为赛龙舟的习气就来源于一种泛百越传统。但是龙与王权的结合，则十之**是北方中国的舶来品，考虑到这么晚才在越南出现。
征服了占婆大片土地后，李家不仅获得了更多肥沃土地、暂时免于加速内卷的命运，也和高棉帝国接壤，开始发展外交关系，按照【越史略】的说法，高棉进贡了。当然这和汉文史料中万邦来朝如出一辙，真实的情景是平等的外交联系甚至只是民间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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