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主要区别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同为清代文言小说，二者在文学上的区别主要是在那些方面？

《聊斋》(《聊斋志异》以下简称为《聊斋》)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清代产生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聊斋》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风行天下，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并引起不少作者竞相追随仿作，文言小说出现了再度蔚兴的局面。有仿效《聊斋》手法写作的，如《子不语》和《夜谭随录》等，同时，也有对《聊斋》文体提出异议进行抗衡的，当时最有成就的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为《阅微》)。 
　　纪昀，字晓岚，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县)人。生于清雍正年间，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昀知识渊博，文名著世，是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大才子。他主持编撰了《四库全书》，并亲自撰写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后世的治学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阅微》是他晚年创作的笔记小说，笔记分为《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单独成书。在对待《聊斋》文体上纪昀持反对态度，曾经直接做《聊斋》中《狐梦》的反面文章。曾经对《聊斋》叙事提出质疑：“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呢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批评《聊斋》“一书而兼二体”，认为作叙事之文，应“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不摹写才子佳人”，“不绘画横陈”。盛伟在《清代诸家批点<聊斋志异>述评》中提到清代点评家冯镇峦对纪晓岚等对《聊斋》叙事的非议非常不满，写了《读(聊斋>杂记》一文，愤然指出：“柳泉《志异》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而袁简斋议其繁衍，纪晓岚称为才子之笔，而非著述之体，皆昔言也。”又说“较之《水浒》、《西厢》。体大思精，文奇义正，为当世不易见之笔墨，深足宝贵。”…不但否定了纪昀的观点，反而对《聊斋》高度肯定和赞扬，由此可见，《聊斋》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地位。这两部小说在叙事功能、效果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表现形式不同。从表现形式上看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主要分笔记、传奇两种艺术形式。《阅微》是典型的笔记小说，采用的是笔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有人曾这样形容笔记小说：笔记体小说出于稗官，以简短的笔记体来记录百姓的“街谈巷语”和“道听途说”，它们“既是些残丛小语，篇幅短小，所讲的又是小道理，是形式和内容两见其小”。所以总结笔记小说的特点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语言简约，注重说理。作为笔记体的代表，《阅微》充分显示了笔记体小说的鲜明特点：一是叙事简要；二是注重说理。而《聊斋》是“一书而兼二体”的志怪小说，并且成功借鉴了史传文学的许多叙事方法。《聊斋》中的大约三百篇小说，从艺术形式方面看包含了传奇志怪两种题材，并且作为志怪典型得到人们的赞誉，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云：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 
　　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聊斋》的成功不单是具有传奇小说的叙述委曲、文辞多彩，而且具有志怪 
　　小说的浪漫色彩，可以避免笔记小说在篇幅方面和语言方面的限制，鲁迅赞扬传奇小说不仅文笔精细、曲折，而且“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中也说：“传奇小说在内容上则扩大到可以耸动听闻而令读者留下较强烈印象的一切奇人奇事，文笔力求优美动人，不避虚饰，尤注意于形容描写以见作者叙事有方、想象之瑰奇”。另外，从两类小说的发展来看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虽已成熟，但传奇小说和笔记体小说相比较，在语言、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的优势。《阅微》有明显的笔记特征，叙事简、重说理的特点致使作品丢弃了如《聊斋》作品丰富的文学精神和艺术境界，文字表达得不太尽致，读来感受不如《聊斋》丰富；虽然《阅微》中的说理使它的叙事达到“文字简明”、“说理透彻”，并且《阅微》开创了说理体，或夹叙夹议，或先叙后议，但由于不长于文学的描写，这就使他的《阅微》缺少了生动形象，也即缺少了文学性，在作品预期达到的叙事效果上和《聊斋》是迥然不同的。纪昀等非议风气文人认为清代崇尚“著书者之笔”的笔记小说，而排斥“才子之笔”的传奇小说，所以批评《聊斋志异》虽为笔记小说，却“随意装点”，“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即纪昀不理解《聊斋志异》既有笔记小说记述见闻之简洁，又有传奇小说随意渲染和细致描写的跨文体现象。两部作品采用不同的叙事艺术形式，所以作品叙事功能随之不同，作品达到的效果也不同。 
　　其次，思想内容不同。两部作品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反映的思想内容有很大差别：《阅微》从思想内容来说，主要是“劝惩”，其次是宣扬“因果报应”。纪昀本人不避讳作品的劝诫主旨，在卷一开篇明确提出作品主题：“有益于劝惩“，在两篇序文中也加以强调，盛时彦序说：“欲使人知所劝惩。”郑开禧序说：“大旨悉归劝惩。”。可见，《阅微》的劝惩功能。蒲松龄之孙蒲立德认为《聊斋》思想内容“其事多涉于神怪；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聊斋志异》叙事研究而以劝以惩。”虽然《聊斋》叙事也有劝惩之意，但却是以直接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广泛揭露科举考试的弊端，热情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当时重大的时代主题的思想内容为主。《阅微》为“使人知所劝惩”，因而极力宣扬封建道德与因果报应。如《唐西劳氏女》篇，写劳氏女前生诬一妇私孕而致其死，今生鬼来索命，报应不爽。但在《聊斋》中蒲松龄对待爱情的态度和纪昀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如《聂小倩》等作品蒲松龄是热情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的。可见，两部作品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别。 
　　再次，形象创新不同。《聊斋》艺术形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和语言三个方面。盛伟在《蒲松龄全集》中这样分析作者的情感心理：“一方面一生科举磋砣使作者产生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和不被人知的孤独，另一方面长期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使他抛妻别子，不由不产生“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慨叹，因此，孤愤与渴望“知己”便成了他的情感主调。”蒲松龄怀着满怀的“孤愤”之情来塑造形象，表现在作品中作者以幻化的浪漫主义狐形象来慰藉自己的情感世界。在狐鬼花妖的世界中作者把狐狸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来描述，用狐写人，以狐写事，赋予狐以人的思想性格，并完全按照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故事的描述，给予狐人性化的情感。使其作品中狐的妖气弱化，人情味增加。把人们憎恶的凶残狡猾奸诈的狐狸，描绘成具有人情世故的常人，这种心灵的寄托使狐形象得到根本改变，使《聊斋》中的狐形象突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使狐形象“多具人情，和蔼可亲”。在狐仙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上具有创建性意义，让狐具有人们喜爱的品性和形象。对传统狐仙题材的拓展与超越，为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境界。在语言方面，蒲松龄用的是“才子之笔”，侧重写人，长于描绘，文笔曲折细腻，文学性较强，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人性、人情色彩的狐仙形象，提升了艺术形象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且《聊斋》的语言特色是能把新鲜活泼的口语溶入深奥的文言中。象《阿纤》中的鼠精，美貌善良，温顺勤劳，钟情而又自尊，除“日建仓凛”，“年余仓盈”的“非常”之外，完全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这是蒲松龄的杰出创造。纪昀是大学问家，阅历丰富，又有文学才华，但思想保守，记神鬼物怪之事往往寓有宣扬纲常名教偏向，又强调“著书者之笔”，所以纪昀《阅微》在这几方面则缺乏艺术创新，鲁迅《三闲集·怎么写》这样评价《阅微》：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 
　　从两部小说在叙事中体现的审美和教化作用看，蒲松龄在写作时是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真切感受和情感融入到了小说里，虽然作品也有劝诫之意，但力争让事实来发挥惩恶劝善的作用，更多的是赞美理想，抨击黑暗，弘扬善良，惩戒丑恶，把强烈的爱憎感情寄寓在叙事之中，有时直接以“异史氏日”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受，以美的、有灵性的狐意象来实现对形象的审美和对读者的教化，借作品实现自我。而《阅微》因受作者思想的影响，作品主题的思想性和批判性无法和《聊斋》比拟，另外《阅微》不注重语言的灵活运用，只注重事实的劝惩和因果报应作用，用僵硬的古板的叙事完成作品使其强制人们去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由此可见，两部作品在实现审美和教化作用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