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科无用论”到“文科误国论”，再到近年“文科就是舔”等极端言论，有关文科的讨论已经历时数十年。
这一争论有其时代原因：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理工科必然强势。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长期的文理分科教育，使国人对“文科”有着严重的误解。
误解一：文理有本质区别
造成文理对立的首要原因，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本质区别的知识——文科和理科。
事实上，文理分科的历史，不过二百年，是工业革命后的学术工业产物。无论中西，人类知识的历史，长期都是不分科的。
比如牛顿最准确的身份其实是自然哲学家，发表力学三大定律著作，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国的数学家祖冲之，更重要的身份其实是政府官员和文学家，是地道的文科生；而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任何一个学科标签，都是对他们的矮化。
所以《通识:学问的门类》一书反复强调：越是学科壁垒高筑的时代，越需要跨学科的通才；通识阅读是现代精英的必备素养，也是打破壁垒的制胜法宝。
误解二：人文与社科没区别
如果说，过分强调文理不同，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那么看不到学科与学科的区别，大而化之、混为一谈，则走向了另一种过度普遍化的极端思维。
比如，将语文、英语、经济、法律，甚至文学、电影、建筑都视为文科。事实上，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戏剧等这偏人类情感的学科，一般被称为“humanities”（人文学科）；而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这些社会问题的则是“socail science”（社会科学）。
哪怕同是人文学科，音乐、美术、雕塑，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技法、要求、标准也都有着巨大差别。
误解三：文科只靠死记硬背
文科中有很多知识性、事实性、记忆性的东西，记住这些基本知识，是文科研究的大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背诵”就是文科的全部。
事实上，理科也同样有着大量的公式、方程乃至方法论的记忆要求；更重要的是，文科同样需要强大的理性、理解能力。
比如，韦伯能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之间的某种内在关系；涂尔干看到自杀现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米塞斯、哈耶克从捍卫个体自由论证出市场经济、限政、法治的重要性。这些伟大文科的理论发现，对事实、理解、创造性的要求，比理科还要强大。
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甚至还认为，具备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在日常生生活中，联想到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有着无穷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成熟现代人的必备。
误解四：文科不是科学
另一种对文科常见的批评，是认为文科是随心所欲、自由发挥的学科，在论述理论和问题时，依靠的是主观判断，不是科学。
事实上，科学并不是哪个学科的专有，而是一套尊重事实、重视数据、逻辑的理性思维方式。自然科学需要，文科同样需要。
正如北大教授乔晓春在《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中所说：社会科学有一套自己的范式，并不随意，也要遵守三个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方法为手段；以解释为目的。
误解五：文科没有存在的价值
而对文科最大的错误理解，恐怕非文科没有用莫属了。这其实既源自国人对文科问题的忽视，又源自对“价值”的理解狭隘——大部分都逃不脱“名”和“利”的功利指向。
理科面向自然，解决了很多改变自然、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但一涉及到社会性事实和问题，几乎都不能回答。
特别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死后将去哪里的生命问题；何为良好生活，幸福是什么的生活问题；怎么做才是对的、良善的伦理问题；只能通过宗教学、伦理学这样的文科回答。理科不仅回答不了，甚至都不试图去回答。
以至于《艺术：让人成为人》《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中不约而同认为，只有文科才是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独立、自由人的前提。
可以说澄清这五个错误认知，重新重视文科的价值，不仅关乎每一个的思维认知，更关乎幸福与生活，乃至国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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