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先生是2019年1月11日去世的，今天是他三周年祭日。我对他的印象，本公号已经发表过《悼念陈明远》，不再赘述。
他去世以后，仍有人向他身上泼污水，说他伪造郭沫若书信。本来，与郭沫若通信并不值得夸耀。但毕竟有人以郭沫若研究为业，不惜伤害陈明远先生。斯人已逝，已经不可能站出来反驳。为了对朋友负责，也为了让关心此事而又不知情的读者了解真相，且公布他在人生最后一年给我的一封信，以此表达对老友的怀念。全文如下：
丁东：你好。
长久没有联系。一直打电话（座机和原用手机）给你们，都没人接听。今天终于联系上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得知你“在海南过冬。大约三四月回北京。” 今天有些重要的事情，先告知一二。
近几年来，“郭沫若学刊”连续刊载一系列文章，批驳《反思郭沫若》一书；这些事，大约你也有所耳闻。我从互联网上读到石湾的文章回忆《反思郭沫若》一书在作家出版社的遭遇，他迄今愤愤不平。前些日子，我用手机跟石湾通话，但他正在住医院治疗。
去年秋天，《七家诗选·增订本》由北京语文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印行，精装415页，等你回京后，我门见面时当赠您夫妇两本。
今年初，我跟唐晓渡联系了。他在电话里也有所表示。因此，我们想要出一本书澄清《反思郭沫若》一案；再发表一些文章作为回应。
此函，特寄给你一部分新的资料，请一阅。（1）验证王戎笙其人其事的真相，（2）我在上海中学的初高中6年老同学黄煜新文章：做人要讲道理。详见附件。
验证王戎笙其人其事的真相
首先，让事实真相来检验一下。郭沫若和陈明远书信往来是1953年7月～1966年1月，前后跨度12年半。好几位真正的知情人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王戎笙生于1929年10月，在50年代中后期是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于1958年8月至1967年6月兼任（半日）郭沫若秘书。试问：从1958年8月兼任秘书算起，王戎笙怎么可能知晓早在这之前五年之久的“1953年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
其次，王戎笙自称：“主要是分管来往信件和作学术方面的助理”，1958年8月又怎么可能知晓并“抄录”1956年9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所谓“第一封信”？
况且，“郭沫若不在北京家中的时间，包括出国、在外地出差的时间……。王秘书根本不在郭沫若身边。”
郭老住在北京，但从1955年到1966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到上海来，因此约定老朋友白杨或叶以群带着我，多次见面、交谈。
其间1964～65年，王戎笙下放农村作为“社教工作队员”，全力投入“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初起，王戎笙立即积极投入社科院的“造反夺权”，后因“王关戚”案被关押、受审，因此于1967年完全离开了“郭沫若身边”。这就是说，从1958年到1966年，王戎笙至多仅有不到7个年头兼任半日的“郭办秘书”，其时间长度是“郭沫若与陈明远书信往来”时间的一半。1958年8月以前、以及1964～65年间，这两大段时期郭沫若与陈明远交往的情况，王戎笙是完全不可能“亲历”的，他又凭什么无中生有地自诩“作证”呢?
看来王秘书的“证词”至少要打一半折扣了。
那么王秘书具体在“郭沫若身边”工作的情况又如何呢? 他半天在历史所上班搞“近代史、清史、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业务，只有半天(星期一至五，每天3～4小时)到“郭沫若身边”帮助一小部分事务性工作；当时每周六都是“雷打不动”蹲在历史所本单位里“政治学习、开会、过党组织生活”，因此，郭沫若在北京期间，王秘书每周仅仅总共不到20个小时可能“在郭沫若身边”。再说，周末、假日及每天大半日休闲时间，王秘书也实在顾不上紧紧跟随在“郭沫若身边”，这些时间内郭沫若陈明远有什么书信往来或谈话，王秘书恐怕再想要过问也“鞭长莫及”了。看来，王秘书的证词又要打对折，只有四分之一的分量了。
当时白杨、夏衍、叶以群夫妇等亲历者都证实；郭沫若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其中，差不多每年(甚至一年两三次)要到上海去访亲问友。而王戎笙，这十几年之间从来没有陪同郭沫若到上海来过。郭沫若与陈明远在上海的多年交往情况，王戎笙实在无法目睹耳闻。看来，王秘书的证词，更只有八分之一的分量了。
王秘书推定：“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开始于1956年而不是1953年”、“陈明远认识田汉，不是1957年”、“田汉和老舍先生不曾一起到郭老家作过客”、“1963年以后陈明远和郭沫若经常见面和频繁通信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1965年秋，根本就没有叶以群、陈明远一道会见郭老这件事”等等。甚至由主观臆测武断：“陈明远根本不可能经常到郭沫若家中去。这一点，当时在郭老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可以作证。”左一个“完全”、右一个“根本”、再一个“都可以”，越是说得斩钉截铁，反倒越是引起读者的疑问。“郭老身边的秘书”何以故弄玄虚 ? 请问：当时“在郭老身边工作的同志共有几位 ?”据中国科学院一些知情人证实：
建国后，组织上安排在“郭办”即“郭老身边”的秘书先后有四位：于立群(1916～1979，郭老第三任妻子，被称为“抗战夫人”1939年元月在重庆补行婚礼，共生育６个子女)；黄烈，1954～1956年全职担任郭沫若先生秘书兼学术助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王廷芳1954年左右才从中央机要局调任“郭办秘书”专职，但多次遭到郭老辞退；其中1963-64年，更因“某种原故”，离开“郭办”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王戎笙(1958年以后才兼职，不到半日工作)。现在已无庸隐讳，于立群长期患病，特别是在1953年8月她37岁时生育第6个孩子郭建英之后，“身体一度非常糟，还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得不暂时和郭沫若及子女们分开，住到外地的医院静养。”必须有人对她特殊照顾与辅助治疗；且于立群因病情发作、此后多次自顾自跑到颐和园昆明湖畔、扬言欲投湖自尽；据田汉、林林等前辈说，于立群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给郭老造成很大干扰和烦恼抑郁，此处兹不赘述；……最终，1979年2月25日于立群在卧室自缢身亡(又据当时在北京的郭沫若直系亲属郭博证实，系于半夜与子女长时间为遗产剧烈争吵后，犯病猝死)。“郭办主任于立群同志”因病态反复发作，时不时跟王秘书发生冲突，郭沫若对此很不满意，3次要求王廷芳调离“郭办”，据王廷芳自己说是“三进三出”，离开“郭办”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二王秘书自谓：“当时在郭老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可以作证都可以作证”，一个“都”字，说来说去不主要就是您二位秘书吗?
提请读者注意：1953～1956年任郭沫若先生秘书兼学术助手的黄烈先生，应该是知道一些实际情况的，但他对于1953～1956年郭沫若和陈明远书信往来的真相，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黄烈先生曾任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他和郭沫若研究会会长林林先生，一直对于“郭沫若和陈明远书信往来”不置一词。
就此暂且打住。预祝春节快乐。
明远 敬上
2018-01-21
黄煜新
（一）必要的开场白
我和陈明远是上海中学的六年同班生。当初许多事情，我是很清楚的，初中班主任杜淑贞老师更是清楚的。可惜杜老师已经去世了，许多老同学也先后去世了，然而有几个老校友还健在，虽已退休，但在老校友聚会时，大家还偶尔谈起。初中时我们同在第6班（初一6），高中时又同在第4班（高一4），初高中的同班生变动很多；而我跟陈明远，在初、高中的整整6年一直都是同住学生宿舍的同班好友，所以，许多事情我记忆犹新。1953年以后6年间，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亲笔信、他都给我看过的；我是亲身经历的见证人之一，我能为此作证！同样的见证人，活着的有白杨刘素明和另外一位老同学魏承彦（不是同班生）；至少还有这四位。感谢母校老师们的严格培养教育，我跟陈明远同学都是诚恳踏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从小实话实说、不会逢迎讨好、不会瞎编谎言胡扯。这是当时上海中学的校风。
多年来，仔细读了“郭老秘书王戎笙”写的关于陈明远和“郭沫若书信”的几篇文章，我自己并不偏袒老校友陈明远同学，但觉得“做人不能不讲道理”。
“郭老秘书王戎笙”武断地反复捏造：“根据现在的文字资料查明，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开始于1956年而不是1953年。”此后，王秘书一直坚持强调：“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第一封回信，是1956年9月14日那一封。这个结论，不是单凭郭办秘书的回忆，而是有大量客观的、充分可靠的证据，并首先是用陈明远证明陈明远。”那就离奇得太出格了。
王戎笙所谓“现在的文字资料”、“大量客观的、充分可靠的证据”完全违背事实真相！
本文一开头就写：“感谢母校老师们的严格培养教育，……我跟陈明远都从小实话实说、不会逢迎讨好、不会瞎编谎言胡扯。”这样写决非无缘无故，完全出于我反复读了王戎笙同志写的关于陈明远和“郭沫若书信”的几篇文章，使我大开眼界：现而今，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瞎编谎言胡扯的人。
做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二）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正式发表的时间
报刊上发表的“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第一次是在《中国青年》杂志1962年第15、16期合刊《前辈给青年的几封信》；《中国青年》发行量达几百万份，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当时陈明远是21岁的大学生（五年制），即将毕业。
第二次是整整20年后，1982年文汇报记者周尊攘在《新文学史料》发表《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1983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记者周尊攘先生后来亲笔写了说明：“该文是我在1962-63年间着手向陈明远采访的；开始陈并不愿意公开郭和他的关系，后经我再次说明后他才同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淳浩主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下册）》，下册收有郭沫若致陈明远通信69封》，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迄今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史料。
（三）我所知道的同班同学陈明远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老校友陈明远很少会面，虽然时有听闻，但缺乏经常联系。到1996年5月至10月我得知：二王秘书公诸几家影响大的报刊、肆意指斥“所谓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全是陈明远伪造的，”后来我收集了有关文章和资料，又曾在上海当面跟陈明远及一些老校友交谈，查询真相。不过，我是个普通公民、并非文艺圈中之人，从报刊上阅读了1996年12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所作《郭沫若书信的笔墨官司》、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寒汀所作《郭沫若之女诉陈明远侵权案》、1997年中作家黄心奇所作《郭沫若继承人郭博声明书揭开内幕》等等文章，1999年又得知：法院最终未对《郭沫若书信》证伪，就是说，一直并未判定“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此后我花费了几年时间，断断续续草成此文，补充一些我所亲知而罕为人知的真相，作为必要的史料，仅供文化界人士参考。文笔粗陋，见笑于大方之家，尚请寛谅。
作为六年老同学，我并不想偏袒陈明远，还是要以真相为根据来说话。
我是亲身经历的见证人之一；我和老同学魏承彦，以及白杨女士、刘素明女士，全都是直接亲知的见证人，完全可以见证：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开始于1953年。
世人罕知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相是：初一下学期（1953年春天），班上突发“奇案”：有一天，学生宿舍一个小朋友报告说他最珍爱的集邮册被人偷了！班主任杜老师急忙带着我们几个学生赶到宿舍里去“调查现场”；当时陈明远不在场（后来知道他正蹲在图书馆埋头看书），另一位同学立即从陈明远的床底下翻出了这本集邮册！这件“奇案”传开来，大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当时我心里就不相信：因为陈明远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他；陈明远在小学时因为成绩优良被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受奖励参加过“上海市第一届夏令营”呢。然而：教导主任把陈明远叫去训斥一番，陈明远吓得说不出话来，蒙受了不白之冤。尽管班主任杜淑贞老师再三向教导主任和校长担保：“陈明远同学是个好学生，不会干这种坏事！”但是当时我们母校上海中学的校规特别严格、严厉，学校领导表示：“按照我们的校规，偷东西是要开除学籍的！”
那天晚上里，陈明远一直没有回到学生宿舍。深夜里，同室的小朋友睡醒来才发现：陈明远不见了！——我们几个一同去叫醒班主任杜老师。她也急了：“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吧？！”杜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摸黑找遍了校园。最后总算在小湖边找到了陈明远，杜老师一把抱住他，痛哭失声，我们也都流泪了，但是陈明远一声不吭，默默地回到宿舍。此后他长期沉默寡言，好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杜老师问他话，他也不肯应声……。这学期末，校方给他记了个“大过”。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痛不堪言的时候，陈明远考虑再三，终于给远在北京的郭老写了信。不久，他就收到了郭老亲笔回信，此后不断往来通信；为了表白自己无辜蒙冤，陈明远把郭沫若多次亲笔回信先给我看过（我由此开始熟识了郭沫若的书法字体）、然后又交给班主任杜老师看过；杜老师借此呼吁为他辩护，请校方免予处分！不过，一直待到初三毕业时，某某同学因良心谴责，才不得不主动检查初一时的“恶作剧”陷害了年幼的陈明远同学！让他整整苦了三年啊！“忍辱负重”，一点也不假。
我不讳言，陈明远同学少年时期自有他的弱点，就是“内向”、过于天真单纯或所谓“清高”、不善于保护自己、不奋起为自己辩解、不勇于据理力争，而甚至企图采取“一死以表清白”；也许这是因年少幼稚、不谙世故的缘由吧？
但少年陈明远却从来不哭泣、不叹息，好像对什么都抱着“无所谓、不在乎”的坚定倔强态度。当时我们老同学都理解体谅他、都关心同情他、而又不知如何才能够安慰他……
王戎笙秘书文章里特别强调：“在陈明远抄给周尊攘先生的这些信中，第一封就是1956年9月14日那一封，竟没有陈明远后来所公布的1953年7月12日至1956年7月18日间的14封中的任何一封。”由此，王秘书竟然光凭臆想就断定：“为什么呢？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在1963年，这14封信并不存在，它们还没有被制造出来。”简直到了瞎说霸道的地步。
我作为陈明远6年中学时代亲知、亲历的老同学即最直接的知情人，我完全可以负责作出合理的辩解、说明事实真相 —— 因为陈明远老同学性格内向，而1963年初文汇报记者周尊攘先生与他素不相识，主动找到他采访；我作为老同学非常清楚：当初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时期陈明远，对于陌生人是不大愿意多交谈的；更何况面对素不相识的记者，陈明远压根儿就不情愿重提他初中一年级（12岁时）蒙受的不白之冤，害得他整整苦了三年！直到初三毕业后，才总算真相大白、洗刷干净。因为心理上顾面子、有所回避的缘故，1963年文汇报记者周尊攘先生征求陈明远的意见时，陈明远仅仅给他看了“郭老给陈明远的二十几封信，起初看到的一封日期是1956年9月14日,最后看到的一封是1963年1月29日，其中有三封曾经在《中国青年》杂志1962年第15、16期合刊上发表过”，而不是全部大约上百封通信，当然并不包括“1953年7月12日至1956年7月18日间的14封中的任何一封。”当时陈明远故意回避了初中三年蒙冤受辱的一段往事，完全可以理解。
王戎笙在《篡改和伪造郭沫若书信》一文中写道：“郭沫若给陈明远写了多少封信? 陈明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198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劫后诗存》中公布的是40封，提供给《郭沫若书信集》公布的是69封，告知黄淳浩同志“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书信在百封以上”，……这些数字中，所谓“百封以上”属吹嘘，离事实相差太远，比较接近事实的一个数字是40。这里，王戎笙不得不承认：“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书信在40封”；但是，后来王戎笙却肆意指斥“所谓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全是陈明远伪造的！”
王戎笙又写道：“陈明远在《新潮》中，也在其他各种回忆文章中说，他和郭沫若通信是从1953年他十二岁那年在上海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的，并公布了1953、1954、1955三年间所谓郭沫若写给他的信十余封。根据现在的文字资料查明，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开始于1956年而不是1953年。在陈明远给郭沫若的信中，也曾兴奋地回顾了首次和郭沫若通信的时间和心情。这是有案可查的。因此，陈明远所公布的1953到1955三年间郭沫若致陈明远的十几封信都不可能是真的。再说，如果真有这些信，1962年8月陈明远在《中国青年》第15、16期合刊上发表郭沫若给他的信时，怎么一封也没有选用，一直要等到郭沫若去世10年之后的1988年才让它们和读者见面呢? ”
王戎笙举出的唯一“铁证如山”，是陈明远1961年6月18日写给郭老的信中第一段：“老同志：……您还记得五年前，当我还戴着红领巾和您刚开始通信的情景吗?”
真实情况如下 ——
陈明远和我都生于1941年初，到1956年夏，我们都升入上海中学高中二年级，早已（初三时）离开少先队，不再“戴着红领巾”了！这里有两年的差距。陈明远1961年信中写的“五年前”显然为“八年前”之笔误。
上海文汇报资深记者周尊攘先生1996年6月29日亲笔写的说明：“该文（《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是我在1962-63年间着手向陈明远采访的。开始陈并不愿意公开郭和他的关系，后经我再次说明后他才同意。他向我提供郭老给他的信件时，我曾见到郭老就自修改、批阅的陈明远诗文稿、笔记本，数量很多，范围很广，堆起来总有几尺高。我在文中说'陈明远是1942年冬出生的’，这是我粗心大意写错的。陈正确的出生日期应是1941年1月5日。这里面有将近两年的差距。他父亲陈在文也曾亲口对我说过。据此，文中说他1956年才解下红领巾离开少先队就不对了。……”
可见，陈明远在1962-63年间“避而免谈”的这些，也不过就是叶以群夫人刘素明女士声明中所证实的“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中的一小部分（约20封）罢了。刘素明女士曾著文证实：“以群亲自指导、帮助陈明远挑选这些信件、抄录下来。共抄录三份。一分留在以群处保存，两份由陈明远带走。……以群和我（刘素明自指）在1963年一同把这些书信抄件与郭沫若手迹原文核对过。”刘素明女士的亲笔声明，是经过上海公证处正式公证的，无可置疑。至于1982年文汇报记者周尊攘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的《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一文，周尊攘先生本人后来又“按实际情况校正”（如：说明陈明远生于1941年1月5日；到1956年6月早已离开少先队、不戴红领巾了）。这是他作为一个记者负责任的表现。
以上是我作为6年同班老同学亲知的一部分真相。
（原文很长，这里只发与作者亲历相关的前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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