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既然是以“复”兴为宗旨，顾名思义就要去恢复中华民族所孕育中华文明曾经的繁荣兴盛。
而能够让世界重新去认识拥有悠久底蕴的中华文明，首先则需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前人智慧所积累文明的真正含义。
所谓文明，是一种通过居住方式获得对信息收集更加便利的环境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
这种社会形态赋予人类最直观的变化，是在保障自身生存前提下提供了对所处环境中信息收集的充分保障。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的收集和积累，使人们不断通过对信息的应用、实践形成在观念层面上的相应提高。
也就是说文明虽然是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上，但它的结果和彼此差异则更多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层面，也就是人们对信息应用效率的优劣。
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体用兼备，人类达到高度文明的标志就是既能够通过对信息收集总结出作为纲领的“体”，又能够根据现有环境把纲领应用为具体的“用”。而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下，我们仅仅重视了工具的突飞猛进拓宽了我们寻求纲领“体”的范围，却忽略了工具的进步并能作为衡量我们把纲领应用为“用”的应用效率标尺。
甚至目前的世界文化仅仅通过使用工具的划分，依然把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几大文明发源地高“体用兼备”的高度文明一概视为了原始的宗教观念。
所以真正了解中华文明，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我们祖先是如何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基础上，去逐渐完成对信息的收集和应用的过程。
天球
世界观作为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基础，相比于我们现代上至浩渺宇宙、下至微观粒子范围的世界观。我们祖先以自身视觉极限距离形成世界观的最大范围，是一个和地球同心而以人类视觉观测极限为半径的球体结构，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天球”。同时由于并不能了解到地球的球体结构特征，所以人们观测到的天球呈现出的是一个笼罩在地面的半圆形结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天圆地方”。
虽然这样一种世界观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但这并不能代表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下的中华文明，就是一种停留在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天主、基督和部分来自天竺的宗教观念。
因为形成“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伴随着的是我们祖先对这一范围信息漫长的收集、应用、实践过程。而这个过程随着人们观念层面的不断提高，也自然会认识到物质间彼此相互关联的现象。并且在对彼此相互关联的物质寻找参照依据的过程中，确立了以太阳和太阳系内的几大行星在半圆形天球中进行环绕运动轨迹的一个区域“黄道”上，行星停留位置的应用方式。
在对“黄道”上行星运动规律的收集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木星运动一周相当于太阳运动约12倍，和土星相当于太阳运动约28倍。反过来，太阳运动一周，木星和土星在“黄道”的停留位置则相对为十二分之一和二十八分之一。
当然这种观测不但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精确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有了这些行星运动周期的规律，我们可以直观的把“黄道”看做一个巨大的表盘，木星停留位置则相当于表盘中划分12个刻度的时针。
黄道
根据这个巨大的表盘，我们的祖先，率先有了一个包括记录自身年龄、其他动植物的成长周期，也就是目前我们依然沿用的十二进制。而十二进制的记录方式也逐渐被应用到对每天时辰的划分等等更详细的范畴中，并且逐渐衍生出了更加具体的六十进制等等其他分类方式。
当然除了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其他包括古埃及、两河等等文明发源地人们观念的提高也相互保持着大体同步的态势。各个地区都以不同的记录形式出现了六十进制的应用方式。
而相比于其他文明发源地，中华文明显然更完好的保留了记录六十进制和专门用于记录天体运动的资料，也就是以天干地支合并成一甲子的应用方式。在这些记录中，我们从字面的含义就可以理解无论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十天干，还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地支，都是我们祖先在记录万物孕育、存在、和消逝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中始终都在强调“天圆地方”的范围中天与地的对应关系，因为我们祖先在对信息的应用过程中，对于天和地之间是存在着统一的参照标准的，并且还通过六十进制把天和地比作了树干和树枝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有了这种彼此对应的关系，我们对于信息收集的“体”应用与“用”的过程也始终强调着世界观中的整体对应和相互印证结果。而这种结果又逐渐根据地上的昼夜交替、季节变化把黄道分为二等分、四等分，根据五大行星所对应五行关系等等越来越丰富的划分方式，也相应形成了两仪、四象、包括五行、八卦的等等不同应用方法。包括总结出八卦的《河图洛书》，实际上本身就是古人对于天体运动规律的记录资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沿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正常结果。
而我们通常说的伏羲发现先天八卦、周文改为后天八卦，道祖又把它们统统总结为道等等，包括承传自古埃及文明的希腊哲学，都是建立在前人对“体”的积累和“用”的实践前提下，强调天地相互对应关系的一种汇总和总结。而儒家一脉则是在这种总结的基础上更详细的强调了对于社会层面“用”的总结，它和天主、基督，天竺佛教等等缺乏积累、应用、实践过程的原始宗教观念本身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所以真正去恢复中华文明的兴盛，并不是突兀的以现代社会背景去解读《道德经》、《周易》等等经典;也不是简单的背诵所谓纵贯两千余年社会根基的“儒家思想”典籍;而是建立在不同世界观下，对我们祖先实践积累与智慧的深入理解。至于饮茶、陶瓷、器具、玉器、，包括武术、戏剧等等市井艺术，这些都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过程的附属品，你可以说它们存在，但它们绝对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精髓。
另外在前篇《现代历史观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中我说过，西方文化的真正起源是在以现代埃及、苏丹地区为起点，逐渐扩大到现代利比亚、部分伊朗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保加利亚再逐渐达到巴尔干地区的基本发展脉络。
起源自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等等，这些经饱经兴衰的文明发源地社会发展又始终保持着殊途同归的大体同步。
而建立在“反宗教”的前提下的现代“科学”体系，实际上仅仅是兴衰交替的文明湮灭过程中现代欧洲人逐渐开化的一个推倒重建的起点。他们突兀是拔高希腊文明中的哲学观念，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在历史层面的认知匮乏。现代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物理学实际上也仅仅是这种周而复始的观念提升中，逐渐意识到物质间本身存在关联而并非由宗教观念中祖先意志决定的一个初级阶段。
随着工具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微观粒子构成了我们感官范围的世界，而我们又是浩瀚宇宙的一个构成单位。那么我们对上至宇宙、下至粒子世界观中，自然需要效仿先人，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寻求万物孕育、存在、和消逝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共同遵循的规律。
那么建立在“反宗教”的前提下的现代“科学”体系，在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后，对来自不同侧重点的物理学、量子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包括对社会层面的理解等等领域，显然并没有得出一个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统一纲领。
以至于天文领域中，人们对物质由来的认知来自“大爆炸”的无中生有，而微观粒子世界则强调二相性的飘忽不定，包括我们以视觉能否捕捉到的“光速”来界定物质与能量间性质转化的理论更是与两者完全相悖。
所以在一个“体”、“用”无法兼容，研究脱离现实的背景下，这些彼此各不相容的观念怎么可能从观念上带来真正的提升和改善，又怎么可能明确我们生存的含义。
反观中华文明，人对于自身存在的含义是建立在与六十进制相对应的甲子周期中的，当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人生过程、也就是和甲子对应的循环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基本职责时候呢，也自然形成了弱冠、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等等每个人生阶段具体责任的明确，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无论多大年纪都追求的所谓快乐幸福这么一概而论。
当然乐观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但如果没有在“体用兼备”观念下明确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责任，显然是一种盲目的短视。
所以如果忽略掉工具的发展，由现代“科学”奠定的世界文化实际上仅仅是处于一个工具强、效率低，“体”有余、“用”不足的状态。
而目前我们对于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之间优劣的理解，依然还在一种严重的厚此薄彼前提下，并且在扮演邯郸学步式的追赶者角色同时，不断蔓延出了过度妄自菲薄的文化自卑心理。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工具的发展使得前人的高度文明也必然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我们祖先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总结的规律已经成了为我们今天的常识，而我们今天的努力也将成为后人攀登高峰的基石。
而中华文明真正能够给予世界带来的传承借鉴也并非祖先智慧积累的成果，而是他们对信息高效应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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