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方言的研究，始于2004年。当时以各地方言等级考试题的文章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成为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受这种潮流的影响，本人也以自己所了解的家乡方言为基础编制了类似的等级考试题，权作娱乐。在其后的数年时间里，笔者在事业上经历了一些波折，遍尝酸甜苦辣，学习、反思和悟道的重心都放在了职业发展、项目运作和创业规律等领域，无暇对方言深入探究。2007年，本人有幸结识了“潇涂轩晋语论坛”创办者郑森先生，和该论坛的一批支持者，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对方言所隐藏的很多文化现象产生浓厚兴趣，遂在闲暇之时勤加揣摩，不料几年下来竟还小有斩获。在本文中，笔者从自己的感悟角度来对一些方言现象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诠释，其中难免会有很多不妥之处，贻笑大方，望广大专家学者们不吝指正。
密码之一：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远比人们想象中要小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传承，与数千年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我国目前各地的方言研究当中，存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绝大多数人将自己家乡方言，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词语认为是惟一的，并且缺乏文化内涵、土气十足。本人在长达数年之久的方言研究中，通过互联网对不同地域之间的方言进行比较，发现很多所谓的“惟一”其实并不唯一，许多看似缺乏文化内涵的话语，实际上却博大精深。晋语区（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中西部、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将父亲称为“大大”，并坚称这一称呼为晋语所独有，而实际上至少在鲁西南、重庆、豫东、汉中等地同样存在“大大”这一称谓，虽然相隔遥远、方音差异巨大，但“大大”的发音基本相同。晋语当中将“开水”和“水开了”称作“滚水”和“水滚了”，这种叫法在江浙和闽南方言中也存在，“滚”很传神地描述出了水开之后急速翻腾的状态，在表达效果上比“开”更为精确。“损阴葬德”、“葬良心”在晋语区和西南官话区都能比较容易接触到。“苫”（用席、布等遮盖东西）一词在晋语和吴语中应用都比较广泛，在《尔雅》和《说文》都可以找到与此含义基本一致的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许多目前被认为是方言甚至是某一地区方言独有的词语，实际上广泛存在于南北方各个差异性很大的地域，这些词语应该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国人所常用的共同词语。许许多多在各地比较通用的语言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某地特有的方言呢，这大概与普通话和白话文的普及有很大关系。 汉语普通话在英文当中被称为“Mandarin”，来源于明清时代欧洲人对汉语官话的称呼，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的关系，各地方音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彼此之间聚在一起都倾向于用普通话而不是各自方言进行交流，因此知晓对方的方言是如何讲的，对方方言有一些什么特征，相互之间一些共同的东西难以被发现。现有的白话文的确要比文言文易学易懂，但现行白话文词汇丰富程度和用词精确性难以同文言文相比也是不争的事实。现行白话文是以3000常用字为基础的，可以看作是汉语体系中最为简练的系统，只是博大精深汉语当中很小的一个子系，也很难说得上最有文化内涵。同样被称为白话文，现行白话文在词汇丰富性和精确性方面，同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相比都有着明显的差距。
到现在仍备受争议的明代惊世之作《金瓶梅》，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白话小说，其作者真实身份至今还众说纷纭，不断有人以方言为依据判断作者的籍贯和真名。笔者也常浏览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发现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不了自己的结论，因为其中所涉及到的方言，在目前很多地域都能找得到，并不具有惟一性，如果再去大量阅读明清时代的其他白话小说，发现那些所谓的独特方言其实在明清之时全国范围内都较为常用。只是因为研究者熟悉自己区域的方言，而对其他地区方言不太了解，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再说，任何时期的文学作品都不会以纯方言的形式去写作，大多采用的都是在当时全国比较通用的词汇。与此同时，在任何一种语言中，语言总要比文字丰富得多，而常用文字也总是文字中比例较小的一部分。现行普通话和白话文常用汉字3000多个，而汉字数量多达10万之巨，3000常用字之外大量的文字和词汇是以方言的形式存在的。都说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事实上普通话和北京话也照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北京话当中也存在着大量方言。在承认普通话和白话文带来方便和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一味推广普通话而消灭方言。站在这个角度上讲，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对待方言的一些政策非常值得商榷。
密码之二：佛、道、儒、法诸家，还有阴阳、五行、风水、卜易、祖宗崇拜、天人合一等思想，在历史上都有过非常巨大的影响，这些在今天看似没落的东西，已经在一些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站那儿就像个圣像”，“割个龛儿把你供起”，“圣像”原来指的是佛爷、神仙、皇帝或圣贤的雕塑、画像，在这里却用作贬义，指某人坐着不干活，或者神态木纳、反应迟钝；“龛儿”原指供奉佛像或神位的石室或小阁，在这种说法中供奉活人，带有强烈的讽刺和诅咒的味道。“最近那个人神神道道的”，“烧的纸多，引得鬼多”，“恶神烂鬼”，“他像喝了迷魂汤了”，在正统的文化观念中，人们对各种神祗有着强烈的敬畏感，但在此处却用来形容某人神志不清、精神不正常，这说明古人对神道也存在着非主流的贬义看法；鬼魂是传统迷信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在方言中则更多地引申为坏人，虽然本义已经很淡薄，但其引申义却与原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迷魂汤”原指地府传说中投胎转世前所喝的“孟婆汤”，后来引申为处斩犯人之前所灌的起麻醉作用的烈酒，而在此处指的是迷惑他人的语言或行为。“你看人家仁恭礼法的”，“都出五服了”，“说话真没风水”，“看你妨祖的”，“仁恭礼法”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式构词案例，代表儒家传统对个人言行举止在不同角度上的要求，而在晋语中的含义则为待人接物符合礼仪，做事情得体、规矩；“五服”是古代儒家处理亲属宗法关系的一种制度，而在这里的含义是亲属关系超过了五代；“风水”在民间一般指的是阴阳宅周围的环境，在此处的含义则是脑子有问题，没有涵养和家教，其实这个含义也只是引申义，“没风水”应该指的是祖坟风水不好而导致后代在智商和品行上存在严重缺陷，是骂人非常狠的一句话，不光骂了所直接针对的人，连对方的祖宗都骂了；“妨祖”的本义为辱没祖宗，在晋语中的含义则为干了缺德事儿，这个词在现在贬义色彩已经不是非常强烈，但在祖宗崇拜观念强烈的古代，也是骂人非常狠的用语。
密码之三：话本、拟话本、评书、长篇小说、戏剧曾在明清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其影响力可以与当代的连续剧和电影相比拟，深度渗入了大众文化中，目前方言里的很多词语，与其有着莫大的关系。譬如“关口将名”，“讲今比古”，“他孩子是个施不全儿”，“人家滚油浇心，你当东吴招亲”，“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莽张飞”，“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舞马张（长）枪”，“这伐子”，“银样腊杆枪”等等。“关口将名”目前在方言中常用来指某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词，这显然是一种引申义，该词之所以会在晋语中流行开来，与明清时期“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将”等一系列历史战争题材的评书和戏曲渗入民间生活有着很大关系。“讲今比古”更是与明清到民国时期说大书及数来宝等民间艺术存在直接关系，说书人为了增加内容的吸引力，常常会在这些固定题材的小说中加入现实当中很多事例，讲今比古之说由此而生，当然在方言中讲今比古一词更多是用来形容某人学识渊博，偶尔也会带有一些贬义，即油嘴滑舌、回避责任。而“施不全儿”在晋语当中专指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这一叫法来源于《施公案》这部小说当中的主人公施仕纶，其原型即为清代率军统一台湾将军施琅的次子施世纶。“人家滚油浇心，你当东吴招亲”，形容的是说话办事不分场合和时机，不照顾别人的情绪，“东吴招亲”即刘备续娶孙尚香之故事。“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在晋语方言中常用来形容以借为名巧取豪夺之辈和行为，“莽张飞”更是愣头愣脑、做事鲁莽的代名词，这些都与“三国演义”故事在民间的普及有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种说法自然来源于传统戏剧中的脸谱，而“舞马张（长）枪”也与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普及相关，在晋语中引申为野蛮粗暴、摩拳擦掌和一触即发。“这伐子”在晋语当中的含义等同于“这阵子”，应该与古代战争和战役有关。“银样腊杆枪”的说法来源于北宋，赵匡胤武将夺权后，为了稳定江山，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杯酒释兵权，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文官领兵，严格要求按阵图作战，都是这种方略的具体表现，同时对民间也实施严格的武器管制政策，不允许私藏兵器，凡举办社火、戏剧等活动，所用武器必须是“银样蜡杆枪”。后来“银样蜡杆枪”成为传统戏剧中的重要道具。
密码之四：一些方言词语当中，存在有许多以“文白异读”、“音韵反切”为代表的古代语言学现象。在目前的很多方言中，我们常常会碰到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同时存在的现象，如“月亮”（yueliang/yualiang）、“热”（re/ra）、“两”(lia/liang)等，这两种读音方式在晋语中并行不悖，都不被认为是外来读法，不少人认为这是近百年来方言受普通话侵蚀的结果。其实不然，这是汉语方言中独特的“文白异读”现象，最晚也应该产生于北宋时期。“文白异读”指的是一些汉字在方言中有两种读音，一种是读书识字所使用的语音，称为文读，又叫读书音、文言音、字音；另一种是平时说话时所使用的语音，称为白读，又叫做说话音、白话音或话音。众所周知，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与欧洲表音的文字体系有着很大区别，这就为文白异读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前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交流方便，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也正是因为汉字固有的特点和文字上的统一，导致了语言统一的滞后，文字上的统一在客观上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官方读音体系，“文读”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而平时各地老百姓在口语当中还是沿用自己传统上的读法，即“白读”。“文白异读”现象在北方官话体系中尚且存在，而在南方的吴语、闽语中则更为频繁和复杂。在晋语，甚至在河南的一些方言中，存在不少类似于“卜徕”、“不浪”、“黑廊”、“不烂”、“圪榄”、“忽啦”的词语，其含义与“摆”、“棒”、“巷”、“拌”、“杆”、“哗”基本一致，此类词语在元杂剧比较常见，因此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受蒙古语、维吾尔语、阿拉伯语影响，其实这是古代汉语中典型的“音韵反切”现象，按照反切注音法，该案例中的后一组字都可以用前一组词来进行音韵反切。在日常用语中用反切词代替本字的现象，早在北宋时期就比较常见，目前方言中此类词语的存在，实际上是早已废止的反切注音法在方言中的遗存。
密码之五：古代的一些农具、器皿以及其他日常用品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方言中仍可以时而不时地找到其中的一些影子。此类词语有“辘轳把”、“耢（lao）茅”、“栏柜”、“耙（筢）搂”、“篓壶”、“上串子”、“码铜”、“墨精”、“盆钵碗盏”等。“辘轳把”在晋语中常用来形容问题的关键、要害、把柄和证据，而辘轳是过去取水的用具。“耢”是一种传统的农具，用荆条或藤条编成，功用和耙差不多，用来平整土地，“耢茅”即平整厕所，早先的旱厕所大都是公用的，整理公共厕所就是免费服务，因此引申为义务劳动或白干活。“栏柜”指的是旧时店铺当中的木制柜台，常常引申为商铺和商店，目前绝大多数商铺都是开架售货，早已难见栏柜的踪影，但栏柜作为商铺的代名词在一些方言中还是保留了下来。“耙”或“筢”是一种用来聚拢谷物或者柴草的农具，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耙（筢）搂”引申为聚集自己家的财物，最大限度避免物产损耗或外流，而在方言中这一词语专指引申义，最初的来历已鲜为人知。“篓壶”原指用树木枝条编成的篓子作为骨架，附以黏土烧制而成的水壶，此种工艺早被淹没在历史深处，方言中虽然还保留着这一词语，但基本指的是瓷质水壶。“上串子”在方言中的含义是给某人带来好处，这个叫法源于古代可以串起来的圆形方孔钱；由于这种货币通常以铜为材质，因此拿现钱或花钱又被称作“码铜”。“墨精”最初指的是文房四宝中的墨块，后来在一些方言中指的是钢笔或者沾水笔所用的墨水，本义却被人们逐渐淡忘。从构词法角度来看，“盆钵碗盏” 又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式案例，其中的每一个字都代表古代常用的一种器皿，合起来指的是全套厨餐具或者是各种家具，与“锅碗瓢盆”的含义一致，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钵”和“盏”已经很难见到，只是在部分词语中还能感受到他们曾真实地存在过。
密码之六：古代盛行数千年的刑罚、政治体系和文化，尽管伴随着封建帝制的解体而消亡，但在方言中还保留着一些蛛丝马迹。“挨刀货”，“没头鬼”，“翘辫子”，“讨吃侯”，“充军个啦你”，“没王法”，“挨千刀的”，“凌迟”等词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古代死刑最常见的执行方式为斩首，“挨刀货”，“没头鬼”显然与这种刑罚有很大关系，目前在晋语中仍属于咒骂用语，但其程度要比其本义弱很多，大致相当于坏蛋、坏人的意思。“翘辫子”在一些方言中是对某人死亡不太恭敬的说法，其来历也与斩首刑罚有关，清代男子都梳辫子,刽子手在对囚犯斩首之前要把对方的辫子提起,翘辫子也就成为杀头的同义词，甚至带有一些诅咒的味道。“侯”是封建时期五等爵位的第二等，一般用来分封有功之臣，有时候也用来分封投降过来的敌对势力，但常会冠一些贬称，如“违命侯”、“不义侯”和“重昏侯”等，民间也用类似的戏谑手法贬损某些人，“讨吃侯”就属此种情况，同类称呼还有挨刀侯和枪崩侯。“充军”，就是古代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于此”，目前在晋语中是对久等不归或久等不来之人的一种咒骂。“王法”，在古代指的是指朝廷和国家的法律法令，“没王法”就是指不遵纪守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目前方言中“没王法”常被引申为不守规矩，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是一种对别人的指责性用语。“凌迟”是我国封建时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又称“剐刑”，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始于五代，元、明、清俱列入正条，清末始废。方言中“挨千刀的”，指的就是凌迟这种刑罚，常用来骂自己恨之入骨的人。非常有意思的是，晋语中凌迟一词反而没有“千刀万剐”之义，而是指由于某种原因慢慢遭受折磨或者损害健康，是其本义的一种引申义。
密码之七：功能相同的不同物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叫法却一样，人们用旧事物的名称来称呼新事物。比如“取灯”、“胰子”、“山药”、“褂子”、“书房”和“毛钵儿”等一些词语。“取灯”，我国古代的一种引火之物，将松树或杉树枝条削成小木片，然后将硫磺涂在木片顶端，很像现在的火柴，早在公元6世纪的北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直到目前北京还保留有取灯胡同的地名，在一些方言中，虽然西方传来的火柴占据了取火材料的主流地位，但人们还是用“取灯”这一称谓来称呼火柴。“胰子”本义指的是动物的胰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曾记载，把猪胰腺的污血洗净，撕除脂肪后研磨成糊状，再加入豆粉、香料等，均匀地混合后，经过自然干燥便成可作洗涤用途的澡豆。后来人们又在澡豆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改进，研磨猪胰时加入砂糖，又以纯碱代替豆粉，并加入熔融的猪脂，混和均匀后，压制成球状或块状，这就是有洗涤功效的胰子。“胰子”在化学组成上和今天的香皂极相近。近代以来，随着肥皂和香皂传入中国，一些地方仍旧沿用胰子作为他们的名称。“山药”是一种中药材，也可作为蔬菜，块根圆柱形状，富含淀粉和蛋白质，原产山西平遥、介休，现分布于我国华北、西北及长江流域的江西各省区，《唐本草》当中对此就有记载。马铃薯自明代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切片食用时味道和口感与传统的山药酷似，因此一些方言中就将马铃薯命名为“山药蛋”或者“山药”。“褂子”，原本指的是罩在外面的长衣，或着中式的单上衣，发展到目前在很多地方将上衣外套都叫做“褂子”。“书房”在明清时期及之前是私塾的一种称谓，有时也叫做“私塾房”，作为一种旧式的教育方式，“私塾”早已被新式的学校所代替，但在晋语方言中仍存在将学校称作书房的现象。“毛钵儿”，原本指的是用毛毡制成用来御寒的靴子，较为笨重，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还比较常见，目前已经绝迹，但在晋语中仍有人将“毛钵儿”作为棉鞋的代名词。
密码之八：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有历史上汉族与中外其他民族之间交往的印记。“胡瓜”、“胡椒”、“胡麻”、“倭瓜”、“番瓜”、“西番柿”、“洋葱”以及“洋白菜”等词语就是这样。“胡瓜”、“胡椒”和“胡麻”在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而传入我国，“胡瓜”只存在于部分地区的方言中，而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被称作“黄瓜”。“胡瓜”是“黄瓜”最初的称谓，五胡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做了后赵皇帝，反对把北方少数民族叫“胡人”，为了避讳，遂将胡瓜改称黄瓜，其后胡瓜之称仅存在于部分方言之中。“倭瓜”和“番瓜”是一些地方对南瓜的叫法，南瓜原产于北美洲一带，在明朝时期通过日本传入我国，受其原产地和传播路径的影响，许多地方将其命名为“倭瓜”或“番瓜”，在晋语当中更是将这两种说法并存，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西番柿”指的就是西红柿，原产于墨西哥，在明朝时由葡萄牙人传入，故亦称为“番茄”，最初作为观赏性植物，直到清代末年中国人才开始食用。“洋葱”也叫做“圆葱”和“葱头”，起源已有5000多年历史，公元前1000年传到埃及，后传到地中海地区，16世纪传入美国，17世纪传到日本，20世纪初传入我国，目前已经成为非常大众化的一种蔬菜。“洋白菜”是一些方言当中的叫法，更为大众化的名字叫做卷心菜、圆菜和茴子白，大约清初传入中国。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很多时候缺乏对某类物品传播历程的深入了解，但仍可以大致从其名称或者某些方言中的称谓探知一些线索。譬如，“胡”代表的是南宋之前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带“胡”字的东西一般是西汉到唐代经西域传入我国的；“倭”代表的是日本，带“倭”字的物品大多是元明时期由日本传入中国；“番”代表的是外国或外族，南宋到明朝应用的最为频繁，由于明朝时我国与欧洲接触较多，“番”更多用来指欧洲人，因此带“番”字的物品更多是明代经欧洲人之手传入中国的；“洋”代表的是欧美，也常常称做“西洋”，带“洋”的事物则基本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由欧美传入我国。
密码之九：一些看似很土的方言词语，实际上却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中更多折射出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所蕴藏的非凡智慧。“坷梁”，“臂抖”，“舞腕”，“絮联儿”，“坎肩”，“仰尘”，“夹山探海”，“仄棱”，“耐磕撞”，“拾闲”，“盘脚捂手”，“时逢八节”，“盘缠交际”，“拐七趔八”，“汽淌波浪”，“朋柴合伙”，“拔撩”，“夜隔”等词语就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坷”字本来含义是凸出来的土包或土块，“坷梁”的直接含义是土丘和丘陵地形，现在在南方的一些方言中，坷梁一词还是这个意思，但在晋语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他的本来含义，而是其引申义，即心里起起伏伏、难过和别扭。“臂抖”在北方方言特别是晋语中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词，含义与耳光一致，不少人将其写成“比兜”、“逼斗”。实际上，“臂抖”是对打耳光这一动作很传神的描述，比“耳光”这个词语的精确程度要高得多。“舞腕”，在晋语中的含义为发生矛盾时上肢的激烈舞动，从构词方式上来讲，该词与“动手”和“点头”完全一样，词义与“动手”也非常接近，但相对而言要文雅的多。“絮”，最初的含义为粗丝绵，“絮联儿”在晋语中有两重意思，一重为破碎的布条或棉絮，另一重则为顺口溜，如“编絮联儿”、“絮联儿匠”，这两层含义都是引申义。“坎”，欠土也，即低陷不平的地方，“坎肩”就是不带袖子的上衣，一些地方也叫“马甲”或“背心”，但从构词角度来讲，“坎肩”更具文化内涵。“仰尘”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抑制尘土的意思，在方言中用来指顶棚，有时也用来指天花板，这种叫法在宋元时代全国通用，其文雅程度明显高于“顶棚”。“夹山探海”，在方言中的含义是费周折、距离太远，做事情不方便，有的地方也叫“隔山探海”，虽然在普通话中难觅踪影，但这样的词语肯定与“土”靠不上边。“仄”基本词义为倾斜，“仄棱”从字面意思来讲就是将物体的某个棱面倾斜，可以引申为将身子或者脑袋斜过来，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对某人表示不满，或者行为举止不合规范，事实上这几个层面的含义在晋语中同时存在。“磕撞”一词本来的含义是碰撞，而“耐磕撞”则专指身体好，免疫力强，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引申用法，具有一定的韵味。“拾闲”，从字面意思就能感觉到“闲”不是太多，所以才会用“拾”字与其组合，该词在方言中的准确含义是忙里偷闲。“盘脚捂手”意思是规规矩矩地盘腿坐着，引申为不看眼色行事，傻坐着，很多时候用作贬义，从构词角度看，堪称成语典范。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成语的构词方式对方言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许许多多的四字格方言词汇在文雅角度上毫不逊色于成语。“时逢八节”目前在方言中的含义是遇到了重要的节日，但该词中的“八节”并非虚指，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古代非常重视的八个节气，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和冬至。“盘缠交际”一词中的“盘缠”指的是旅途费用，而“交际”的字面意思是往来应酬，二者合起来就是旅途费用和应酬费用。“拐”，跛足，走路不稳的样子，“趔”，身体歪斜，脚步不稳。“拐七趔八”非常传神地描述出了某人走路一瘸一拐，歪歪扭扭，平衡性很差的样子，同时这个词也常用来形容做事情不太爽快。“淌”，流淌；“波浪”，快速翻腾的水面。“汽淌波浪”，指的是蒸饭或烧水之时，水蒸气急速生成并翻腾的样子，虽然这常被人们认为是很土的一个词语，但其含义表达的精确程度非常令人赞叹。“朋”，共同，一致，朋合的意思；“合”，合作，共同的意思，部分地区读作ge或ga。“朋柴合伙”在方言中的含义就是合伙的意思，但更多时候指的是一起吃饭和生活。“拔撩”原本的含义是用手撩起、掀起，有时也引申为挑逗和招惹，在晋语中最常见的意思是修理、调试和指挥。“夜隔”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隔着一个夜，更为常见的用法是“夜儿隔”，有些地方叫做“夜来”，即普通话里“昨天”的意思，但显得更加文雅古典。
密码之十：目前方言中某些提法、词语，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着古代衣冠服饰、民间风俗、军事设施、文娱活动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人有不敌自有，自有不敌袖吞，袖吞不敌怀揣”，“爬场”，“刮野鬼”，“站在那像个台墩子”，“杀虎口的兵，把严了”，“茅子”，“道（叨）古”等。“袖吞”，“怀揣”这两个词语都与清代以前汉族的传统服饰有关，交领、右衽、系带、宽袖是汉服最为典型的特征，宽袖当中一般有着装物的口袋，明清小说中常有“袖中摸出”一词，“袖吞”就是藏在宽袖的口袋里。交领服的两襟于胸前相交后，需在腰际间系带，在胸前相交的两个衣襟与束带处的怀中位置，形成了一个口袋，这就是“怀揣”，这个口袋相对较大，可以放一些稍大的物品。“场”指的是翻晒粮食，碾轧谷物的空地，在漫长的古代，粮食属于稀缺物资，为了防止谷物被盗，场面上常搭有简易的棚子以供守夜。一些流离失所的人，无处栖身，没有办法，只好到场面小棚子居住，这就叫“爬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但人们还是习惯将不努力，做事情不着调，失意落魄之人叫做“爬场货”。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一般更倾向于守土在家，不愿长期外出，如果没有办法到外地谋生，那叫背井离乡。但往往事情难遂人愿，在明清十年九旱的山陕地区，有数不清的农民为了生计，离妻别子，到现今内蒙古地区四处流浪，当时内蒙古的交通和物质条件难同现在比拟，很多人一去无回，死在异乡，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一场悲惨。“刮野鬼”，这个词就是在此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即描述了外出打工者九死一生的命运，也表现了他们像游魂野鬼四处飘荡的凄凉心境。目前，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走西口是一条非常不错的通往财富之路，这主要是受晋商们传奇故事的影响。大商号的掌柜和伙计们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西口之路，意味着血和泪。“台墩”，在晋语中指的就是明长城的烽火台，如果说某人像个台墩，就是说他不干活，或者反应迟钝，呆若木鸡。“杀虎口”位于晋蒙交界，亦即长城西口，是明代朝廷和蒙古骑兵重点争夺的军事要塞，有明一代都派重兵把守，因此便有“杀虎口的兵，把严了”一说。“茅子”即厕所，因古时农家厕所只用茅草遮蔽而得名，在某些方言中也叫“茅厕”或“茅祠”。“道（叨）古”，直接含义是将历史上的事情，但方言中更多是“讲故事”的代名词，有时候也叫“道书”，但“道书”要比“道古”正式，需要有小说或者话本为依据。听人“道书”或“道古”，是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古代，尤其是农村的一种重要娱乐方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