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威尼斯；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一个威尼斯的故事，你可能没有听过。
世人但知威尼斯的双年展已经有53届，但在文学的世界里，威尼斯是作家的灵感之泉远远不止一百年，它经得起无数次的描写与歌颂，也给予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激情。
读德国作家、记者克劳士·提勒多曼的《作家们的威尼斯》（刘兴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正是这样的感觉。这部书记录的是二十多位世界级的作家与威尼斯的故事。
本书以威尼斯印刷大师阿尔多·曼奴奇欧的故事开端，奠定书与城市的主题，而以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交际花、诗人薇洛妮卡·法兰柯的故事，展现威尼斯这个商业城市活色生香的一面。在这些名人中，乔治·桑与缪塞在这里演出了爱情剧，邓南遮与女演员爱蕾娜拉·杜瑟的爱情开始于第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卢梭和拜伦则都留下了风流韵事，后者在威尼斯所写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四章，正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自己在这里的经历。拜伦更在《培柏：一则威尼斯的故事》一诗中写下：
恋人雀跃，丈夫懊恼，
矜持挣脱束缚；
欲望在脚尖蹦跳，毫无倦意，
每个笑意都是高涨的情欲……
活活勾勒出这个城市香艳的一面。司汤达在《威尼斯给我的想法》中有更详细直观的描写：
“在色彩上，巴黎的一切都很贫乏，威尼斯则是一切耀眼：船夫的服装、大海的色彩、清朗的天空以及天空在夺目的水中的倒影。鼓励纵情声色，远离科学的政府，贵族对出色肖像的品味。这些只是威尼斯学派的其他的基础。”
海明威在《过河入林》中称威尼斯是“特别又难缠”的城市。蒙田希望诞生在威尼斯，他的同胞司汤达的愿望是生为米兰人。
不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全部地拥抱威尼斯。约翰·罗斯金对威尼斯的热切关注以及忧心忡忡的旅程，促使了《威尼斯的石头》这部巨著的诞生，他大概是少有的批评者。而歌德的父亲可能是最不幸的文人游客：他1740年到威尼斯旅行时，被边检关押了四个星期，这大概是他对威尼斯“彰而不显”的爱的缘故。
克劳士·提勒多曼除了从纵向展示各个年代到来的作家，也从其交接上挖掘故事。比如司汤达对拜伦的“羡慕”，比如布罗斯基应苏珊·桑塔格之请一起去见“庞德的女人”奥尔嘉·拉奇，拉奇的固执与桑塔格一点脸面不给的暴脾气如在面前。书中有一章是关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引用了詹姆斯《意大利时刻》中撰写的“威尼斯”词条：
“威尼斯已被描绘书写过成千上万次，而威尼斯也是世界上唯一不用前往便可造访的城市。随便打开哪一本书，你就会找到有关这座城市的赞歌。关于威尼斯，显然已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家都曾去过那里，带回许多照片。大运河就像我们当地的大街一样，没什么秘密可言，圣马可教堂的名字听来就像邮差的按铃声一样熟悉……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了。”
必须要对一百年前的亨利·詹姆斯表示敬意，因为他早已洞见了一百年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在文学创造上，经常会有被浅显的事物取代的危险。也是因为亨利·詹姆斯的这番话，足以让人回头看克劳士·提勒多曼的这部威尼斯与作家的文化史，尽管也有《桥上的相遇》这种现在性的篇章，但大部分是属于掌故，梳爬历史所得。
读完这么一部书，我们知道大作家与威尼斯的故事，二者互相增光，但它没能解释“威尼斯已被描绘书写过成千上万次”、却为什么如此经得起书写？每一个时代的书写特征是什么？下一个时代的作家所叠加的是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的碰撞如何展现，这些都有待挖掘。
在大人物那里，怎么去解释威尼斯的魅力都说得过去。换句话说，也许从一个偶然的、平凡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更具有说服力。这是读克劳士·提勒多曼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那我们不妨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谈这样的威尼斯故事。这几个故事都不在克劳士·提勒多曼搜集的故事里，或许你读到过，但或许有一个你没有读到过。
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大概在西方太为人所知，克劳士·提勒多曼没有选它，不过，小说家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里的第一个故事《伤心情歌手》，就发生在威尼斯。一个过气的情歌手要抛弃妻子的故事。叙述者吉他手的切入角度，可以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唯独人到中年的歌手在楼下唱歌给妻子听，则非安排在威尼斯的河道里、安排在刚朵拉里面唱，不能显示出那种悲哀的味道。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它让我想起了法国导演克劳德·勒鲁什的《偶然与巧合》（1998），女主人公正是在威尼斯的刚朵拉上遇到了情人。
中文世界关于威尼斯的作品，阿城的《威尼斯日记》是无法绕过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语言，这本书都是可以跻身于世界级的“威尼斯文本”，是那么的中国，又是那么的西方。
其次是美国散文家李黎写的《威尼斯画记》，这是她去威尼斯学画画的经历（并非学院学习），而以文字和画作的形式呈现。这是一则平凡的威尼斯故事，难得的是平凡得可爱，比如，阿城把威尼斯的地形比喻为“交合的手”，李黎却理直气壮地说它像一条鱼，而且还在海水里游着，“还是我的意象好”。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听说马可·波罗的旧宅离得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可以到，我们就去看了看。在小巷里转了不少弯，可见到的只是早已改作剧院的老房子，仅在后面的墙上有个纪念碑，是十九世纪加上的。这里大概只是遗址，房子未必是原来的。附近有马可·波罗时代的房子，现在还有人居住着，那里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马可·波罗的旅行见闻，威尼斯人并不相信，只当作痴话。他的旧宅旁边一个大院，被人叫作疯人院，就是对他的讽刺。
晚上下着微雨，识路的意大利朋友领我在街上步行很久，有些小巷只能单人通过。静得很，见不到一个人影。在偏僻的角落或路口，往往在小龛里供着圣像，面前点着半明半暗的长明灯。我们仿佛可以随时遇到马可·波罗的幽灵在这里留连徘徊。”
这两段文章，出自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手笔，这篇《海上的城市威尼斯》系他在1956年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意大利后写的，一共二十一篇访问记，次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现在来读这则威尼斯故事，我想，即使众所周知李霁野的文章写于那样一个不文学的时代，但是他的精神气质，与阿城李黎一样，是创造性的，这样的段落像是被某种东西点亮了一样。关于威尼斯的文字，固然不是全部是西方的文本，而正是在那些并非举世闻名的人身上，更能表现出威尼斯的魅力。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