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字，甲骨文中，先是从非常复杂的图形简化为相对清晰的符号，然后又经过了五六次简化，去掉表示车轼、车厢等的部分，减去一个车轮，最后成为“車”字。图片源自网络）
汉字简化现象古已有之，古老得几乎跟汉字的历史一样久远。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简化字。其中有些字，甚至在一直不停地简化着。例如“车”字，甲骨文中，先是从非常复杂的图形简化为相对清晰的符号，然后又经过了五六次简化，去掉表示车轼、车厢等的部分，减去一个车轮，最后成为“車”字。在甲骨文金文时代，已经使用过不少简化字的方法。有学者归纳出：变图形为符号、删减多余和重复的偏旁、用形体简单的偏旁替换形体复杂的偏旁、截取原字的一部分代替本字、用笔画简单的字体更代比划复杂的字体等五种简化方法（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59—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具体字例看，简化的幅度并不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发布的简化字表。
不难想象，每一次简化，意见分歧总是难以避免的：有人或因为怀旧，或因为惯性，或因为观念，不愿意接受简化字。当有人要对文字进行简化时，他们会站出来表示反对，甚至进行抗争。
但是，从历文献载看，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发生过强烈的反对，有力的抗争。否则，一定会留下痕迹的。之所以没有留下痕迹，那是因为那些反对与抗争，规模与幅度都太小了，不足以激发起历史学家将其载之史籍的兴趣与热情。
今天，简化汉字颁布、使用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有包括普通百姓、文化学者和演艺明星在内的许多人，不时地发出反对、抗争的声音。而且，简化字一统华人世界的那一天，看样子还相当遥远。这些情况，似乎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古今差异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里我试着提出一种解释：是因为，现代汉字简化的时机并不成熟。我说的时机，指的是政治时机。直白地说，就是：国家没有完全统一。
国家没有统一，简化字方案出来之后，只能在局部（大陆）地区推行，台港澳地区，鞭长莫及，只好任由其继续使用繁体字。于是，便出现了“一国两字”或曰“同种同语不同字”的怪现象。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一国两字”现象的存在，势必造成交际的困难。因此，摩擦难免，口角不断。
由于汉字除了工具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因此，摩擦、口角并不限于技术分歧，还常常会上升至观念、思想、政治等层面的分歧。反过来，政治分歧、体制不同，也常常会借文字繁简差异的话题，进行政治上的攻讦。繁简字被说成正俗之别，算是一种较为温和含蓄的表达。
设想一下，如果是国家统一的情况下进行汉字简化，即使有争论，也主要集中在汉字的技术属性上，社会属性的争论会小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比如，主张恢复繁体字的论者攻击简化字时所列举的那些简化字的缺点，“爱”字无“心”、“亲”字无“见”，一个简化字对应多个繁体字的过度简化，等等，解决起来都并不困难。而国家没有统一，不同政体、制度分别使用繁体字和简化字，情形就类似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汉字很容易被相对弱小的一方当作政权、制度的象征符号，尽力捍卫。而相对强大的一方，则可能为了表示友好、宽柔，也不惜违背自己一方制定的语文政策，乃至违背有关语言文字法，做出一些让步的姿态。比如说，有几位喜欢到处题字的前国家领导人，笔下经常出现繁简字混用的现象。多年前，有一位领导人，在参观图书展览会时，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港澳台民众，大陆地区出版机构不妨多出版一些繁体字版的图书。
统一的国度推行简化字，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人反对。但是，反对的时间不会太长久。随着民众渐渐习惯使用简化字，反对的声音终将消失。而像如今这样，台港澳地区继续使用繁体字，繁体字就有生存的空间。星火犹在，燎原未必，扑灭亦非易事。尤其是，台港澳地区经济、体制上的某些优势，也会成为繁体字拥趸者攻击简体字的理由。
历史上的每一次字形变化，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在统一的帝国内部进行的。秦国的小篆取代六国古文，是很好的例子。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因不满战国时期七个国家“文字异形”的现象，立即着手进行“书同文”的工作。“秦始皇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许慎《说文解字·叙》），即废除六国古文，统一到秦国使用的小篆上。须知，秦朝在消灭六国之后，只存在了十余年。也就是说，废六国文字、用秦小篆的时间不过十余年。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却确立了秦小篆的正体字地位，除了取而代之的汉朝的最初几位统治者愿意继续推行小篆这一原因外，还跟秦朝推行小篆的时机，即统一天下之后，不无关系。如果没有统一天下，小篆的推行，决不可能迅速在全国范围开花结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尚未统一、港澳尚未“回归”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汉字简化，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反向推动力：促使台港澳地区在文字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继续使用繁体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它们在政治上制度上有别于大陆地区。
实际上，简化汉字并非共产党独有的主张。早在宋朝，就有人认识到汉字的繁难，造成了中国人办事迟缓的后果。“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邓肃语）清朝末期，文化界的志士仁人们都做着“法师西洋，自求富强”的梦，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沦为遭受列强欺凌的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文字繁难，儿童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专门学习，不像西方儿童那样，很快就能掌握拼写阅读技能，进入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阶段。因此，在文化界，人们普遍对“异于万国”的汉字感到不满，主张文字改革，支持文字改革。事实上，1949年追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和去了港澳的学者，也有不少是主张文字需要改革，支持文字改革的。顺其自然，他们完全可能成为简化字的研究者，推行者，使用者。
或许有人会说，汉字频繁的变革、简化，基本上发生在汉朝以前。汉朝以降，汉字系统即繁体字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汉朝迄今两千年左右的汉字使用情况，表明繁体字系统已经无需更改，更改只会徒增纷扰。这种论调，不能不说是迂腐之极。他们没有看到：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传入我国，使得追求科技强国和让大众接受文化教育，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愿望。写字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特权了，普罗大众也要写字。普罗大众写字，不同于悠闲的贵族老爷，他们需要讲速度，讲效率，因而渴望有便捷的书写符号。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515个简体字，在没有简化以前，每字平均16.08画；简化以后，每字平均8.16画。每个字差不多节省一半笔画。这样的字，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福祉。
必须说明，简化字笔画的减少，决非不讲道理的任意妄为。虽然有若干不尽完善之处，但总体而言，是慎重的。简化方案中的简体字，大多已经在民间流传，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简化字的四个来源：古字、俗字、草书楷化、新字，除了少数新造字外，大部分有约定俗成的基础（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339—340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11月版）。
明清时期，在汉字认识上出现了保守主义倾向。正字法趋向复古，科举制度成为正字法的堡垒，辨正点画，排斥“俗体”。《康熙字典》、《字学举隅》之类文字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若干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简化汉字的好处，对简体字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例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1610—1695）、清代学者江永（1681—1762）、孔广森（1752—1786）等都表示过，自己喜欢写简体字。其中黄宗羲曾说：“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功夫一半”。黄宗羲写给亲友的书信中，已经出现了“議”写作“议”，“當”写作“当”，“難”写作“难”等实例。
如果说，六十年前公布简化字表，时机尚未成熟，失之匆忙；那么，倘若如今因为有人反对简化字，便罔顾简化字的确有书写便捷辨认容易、已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台港澳居民）熟练掌握、有了比较成熟规范的通用字库、大量历史文献有了简化字版本的图书、图书馆中简化字书籍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繁体字书籍的数量等等事实，放弃简化字，将是更大的错误，错上加错！
简化字尚未完全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