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不积贫

—— 被误读的宋朝

人们常说宋朝“积弱积贫”。是否“积弱”暂且不谈，单就“积贫”而言，绝对是后人的偏见。事实上，宋朝乃是历代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资料图：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汉书·文帝纪》）汉之百金，相当于宋一千贯钱。也就是说，1000贯钱，是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也即汉代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100贯。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谢逸《溪堂集》卷八）即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程俱《北山集》卷三九）则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吴箕《常谈》）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沈括《梦溪笔谈》）。

那么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库皆空。”

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郎瑛《七修类稿》）

如果觉得时人的感受缺乏说服力，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10万贯左右；宋代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从唐至宋，铸币量出现了一个飞跃。而从宋到明，则出现了一个大倒退，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虽然十六世纪从海外流入大量白银，但流入白银的总价值也不过相当于北宋的铸币量。有收藏古钱币经验的朋友一定知道，宋钱制作精良，却不甚值钱，因为存世量太大了。不过在宋代，则常年闹“钱荒”，货币不够用，此由可见其经济总量之巨。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19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指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