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托团伙内幕揭秘
(本刊记者)李松 黄洁 (本刊实习生)吴萌/文
异乡求医巧遇“热心人”
自从儿子被确诊为血友病之后，给儿子看病就成了于先生的当务之急，他开始带着孩子遍访当地各大医院，可医生们都告诉他，这种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如果他有能力可以去北京碰碰运气。
虽然于先生一家只是普通的牧民，生活并不富裕，可为了给孩子治病，只要有一点希望他都愿意拼尽全力。卖羊，凑够了上北京的路费，于先生一刻都没耽误，带着儿子便登上了火车。
8月的北京，阳光明媚，车水马龙。下了火车，于先生带着孩子顾不上观赏首都的市容市貌，也顾不上休息调整，一路打听着，风风火火直奔北京市儿童医院。当父子俩终于来到儿童医院附近时，一名陌生的男子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名操着一口湖南音的男子，貌似对儿童医院的医疗情况非常熟悉，边向于先生了解孩子的病情，边向于先生讲述儿童医院看病的一些情况。陌生男子的嘘寒问暖虽然有点突兀，可并没有让初到北京的于先生产生怀疑，相反让既疲惫又焦虑的他感受到了一股异乡的温暖。很快，孩子的病情、已经接受了哪些治疗等相关的信息，都被于先生全盘相告。
听了情况后男子露出一脸的关切，开始为于先生的事情“着起急来”。 “你孩子这个病属于疑难病，必须得找专家看，可儿童医院的专家号特别难挂，别说你今天这会儿挂不上了，明天、后天能不能挂上都说不准，搞不好真把孩子的病给耽误了。”男子的话犹如当头一棒让于先生乱了方寸。
“热心人”见状当即宽慰到：“您别急，我正好认识一位名医，专治你儿子这种病。之前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得了这种病，就是这位大夫看好的。你要是愿意，我就带你去一趟吧。”
听了男子的话，于先生大喜过望，跟着男子上了公共汽车。
“被北京的医托忽悠了”
汽车载着于先生父子和那位热心男子很快来到了一个名为“北京圣丰医院”的医院门前。
这个“藏”着医疗专家的圣丰医院，并不像儿童医院那般规模庞大，人流如梭，相反只有矮矮的几层小楼，但服务之周到令于先生始料未及。一进医院大门，身穿白大褂的导医就迎了上来，热情地询问病情、找哪位医生，并一直护送于先生到了他要找的医生诊室门外。
坐在办公桌后的是位年长的老医生，看上去一副名医派头。问明于先生儿子的基本情况后，他便煞有介事地开始为孩子号脉，经过一番思索和斟酌，医生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他的诊断——损伤性关节炎。看到诊断结果的于先生有点纳闷：“在内蒙看了那么多医院，都说是血友病，怎么这个医生说是关节炎？”可转念又一想，毕竟这里是北京，人家是名医，诊断应该是最准确的。
相信北京名医的于先生，当即交了2600元取回了医生开的10副“特效中草药”。见到拎着药的于先生走出来，医院工作人员又热情地迎了上来，问明于先生要去的方向后，一路将于先生送到了公交车上。
捧着“名医”开出的“特效药”，于先生满心欢喜地带孩子回到了内蒙古的家，从那之后，全家人将给孩子煎药、喝药当成了每天的头等大事，孩子也虔诚地听从父母的安排日复一日地吃完了一副、两副、三副药……但是，直到10副药都吃完了，孩子的病情却不见丝毫起色。
再一次陷入绝望的于先生，只得回过头来求助本地的医生，谁知医生听完于先生上京求医的经过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告诉他说：“你被北京的医托忽悠了。”
至此，于先生才如梦方醒，满怀愤怒地向北京警方报了案。
医托、医院里应外合
此时，“忽悠”了于先生的湖南男子仍在儿童医院门口继续忙碌着，他并非单枪匹马，还有一大批他的同乡、亲戚们与他“并肩战斗”。这些人已经组成为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医托团伙，而类似于北京圣丰医院这样的医院则早已经化身为医托团伙的重要支撑力量。
2009年10月11日，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对外通报，这伙盘踞在北京儿童医院和协和医院西院的医托团伙已经被警方铲除，与医托们相互勾结的两所医院，即曾骗于先生上当的北京圣丰医院和另外一个名为北京金太和医院也被依法取缔，80余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其中43人已被刑事拘留。而据警方透露，这也不过是触动了京城医托的冰山一角。
每天清晨，当北京的夜色尚未散去，距离医院门诊上班时间还差很远时，大量来京求医的外地患者就开始向北京各大知名医院聚集，患者及其家属们心里期盼的，就是运气好当天能够挂上一个专家号。与此同时，各路“医托”也按照各自的“岗位”，悄悄“把守”在医院的门口。
于先生所遇医托的团伙基本都来自湖南衡阳，在北京暂住在丰台区太平桥和西城区积水潭附近的低档次旅馆，他们中的许多人干医托这一行甚至已经超过10年。
凌晨三点多钟，这些医托们就会乘坐公交车赶到医院门前“开业”，或者就在医院附近的地铁出口、公交站点蹲守，中午前后收工回“家”。带着孩子、手拿病历，神色匆匆的外地人是他们寻觅的主要目标，每次见到目标他们便会上前主动搭讪，利用各种花言巧语骗取患者的信任。
医托们的搭讪本事可是经过“岗前培训”的，具有“专业水平”，一般来说，他们会谎称自己或朋友、家人曾经得过与对方同样的疑难病症，但是最后在某某医院得到了治愈；要么就假称对方要找的名医目前正在某某医院出诊等。一旦外地患者相信了他们的谎言，这些人就会很热情地亲自带路前往，或者详详细细地写明地址让患者自己找过去。虽然后一种情形下医托们不亲自跟随，但他们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客户”被别人拉走，因为他送给患者手里的那张纸条其实“暗藏玄机”。医院门口接应的人一看到纸条，便立刻能够得知“介绍人”是谁，分钱的时候自然少不了人家的那一份。
租用诊室只为开药敛财
将病人送入医院，医托便完成了“引鱼上钩”的第一步，剩下的戏就要由医院来配合完成。
就像于先生求医的圣丰医院一样，对于外地来京看病的患者，这些医院不过是规模小些，其实与大医院并没有太多不同，内科、外科、骨科等各类科室一应俱全，医生护士也都衣着统一，穿梭忙碌。可患者们不可能想到，自己的每一步事实上全部都控制在医托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里。
北京圣丰医院是今年7月由卫生部门审批开办的民营全科医院，可这所医院却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医院的显著特点，即根本没有普通群众来此看病，来到这里就医的患者全部都是经医托介绍而来。除此之外，这家医院还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即北京人不看，非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不看，而这都是医院和医托们达成的“默契”。
承包圣丰医院的是医托头目名叫邓联细，他与圣丰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沈其林之间早就签订有“承包协议”，约定由邓联细承包医院的中医科，每月支付6000元用于租用医院的相应诊室，而医生所开药费的10%将作为提成上交给医院。
医生是整个骗局的关键一环。在圣丰医院，有些医生虽然也有着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中医执业资格，可他们也放弃了治病救人的初衷，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病人开药，而开药的原则是“吃不死也吃不好”。
在警方收缴的两家医院的大量药方上，几乎都有枸杞、山药、川芎等常见的中草药。而警方和卫生部门在清查两家医院的药房时还发现，很多中草药已经发霉、变质，一些中成药连包装都没有，散装在塑料编织袋里，甚至随意堆放在地面，经过卫生部门的初步鉴定，有些“中草药”根本就不在国家中草药名录中。而经过这些医生随便开出的一副所谓“特效药”，卖到病人手中价格却要接近百元。
通过这样的“经营”手法获取利润，最多时一家医院一天的流水能达到23万元，平均每位受害人被骗金额都达2000元。医托和医生按照比例分成，分成的比例一般会是3：7或5：5，结算标准就是医生所开的划价单。更为荒唐的是，这些医院的医生开药时，会先打听患者带了多少钱，根据钱再确定剂量。如果患者所带钱少，医院还提供邮购服务，邮寄地点除北京外，几乎遍布全国。
9月11日，正规注册成立却与医托相互勾结的两家“黑心医院”——北京圣丰医院和北京金太和医院被依法取缔，包括院长、医生、医托等在内的80余名涉案人员被北京西城警方抓获，其中43人因涉嫌诈骗被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一直存在就医资源严重不均衡的情况。而北京作为首都，则拥有着全国大部分最为优秀的医疗资源。其中，北京市西城区作为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西院)几家国内著名医院的所在地，更是成为众多来京看病患者的集中地。外地病患的集中，使得一些人成为了职业“医托”、“号贩”，加之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更加便利，进京外地病患的人数逐年成倍增长，使得这些大医院、特色医院专家门诊一号难求，“医托”、“号贩”的活动便越来越猖獗。为了规范就医秩序，各相关管理部门一贯坚持重拳打击的原则，可“如何出拳”却始终是管理部门未能破解的难题。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面对医托一般情况下都依据扰乱社会秩序进行治安处罚，但是行政处罚措施最重不过拘留15天，出来后他们仍能重操就业，因此就出现了屡打不绝的现象。只有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医托”、“号贩”，司法机关才能依据刑法给予其严厉的惩罚，可受害人往往都是外地人，取证同样是个难题。
公安机关执法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卫生行政部门。在本案中，两家涉案医院都在当地的卫生部门顺利通过审批，进行了合法注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设立的审批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但是这些医疗机构具体的行医行为究竟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如何有效监管，显然还存在问题，亟待相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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