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好看不好写。
京都出身或者京都大学毕业的学者一律地赞美京都，言下还不无对东京的蔑视，这也很正常，谁不说俺家乡好。当然，也有所批判，基本是批判京都被与时俱进地破坏，例如前几年去世的京都学问家梅棹忠夫的京都论。西望古都，为京百余年的东京也有人这么说。
谷崎润一郎是东京人，不大好旅行，日本国内北到青森南到长崎而已，再远的北海道和鹿儿岛都不曾去过。传说江户人喜欢京都，起码他如是。他喜欢京都却不住在京都，那是因为受不了夏天的溽热和冬天的湿冷，正如他礼赞荫翳，用稿费建造的豪宅却亮亮堂堂，所谓心向往之。1962年写道：“地震、火灾少的京都，幸免于战祸的京都，如果人们连那些多余的小伎俩也不搞，可真是个不会轻易失去平安朝以来的美的都会”。
加藤周一也是东京人，关于京都，1990年写道：“从相国寺——不限于相国寺，不管哪个寺，从境内走出一步，过去那里有的街道已经没有了。那里有的是跟日本任何城镇都一样的廉价修建的杂乱无章无休止的扩大。当然不是‘西洋建筑’，也不是传统的‘日本建筑’。本来就不是建筑，不过是混凝土、灰浆、玻璃的残酷堆积。不是这个城镇过去的秩序被别的秩序替换，而是化为无秩序。”
又道：“转眼向南眺望东寺的塔，空中耸立的是和空海、密教、平安朝文化全无关系的荒唐而巨大的‘京都塔’。”“城镇的组织性破坏在祇园可是彻底，留下昔日之美的建筑不满五指，剩下的都不过是低俗趣味和丑恶得不可言状的典型。”
还放开眼光，拿外国比较，道：“尊重城市景观是文明的常识，欧美诸国无例外。”“因为市民不光对街道的美很敏感，而且强烈地关心文化的历史持续性。这简直是日本所无法比拟的。”“我不能不认为这不是由于经济力不同，而是由于文化的差异。”
不过，读来读去，读到的大都是京都的外表，虽然不会在京都寻觅何曾相识的隋唐，但更想了解京都的人。好像他们比日本人（京都之外的）更彬彬有礼，好像心更细，可总像藏着另一张脸。曾经陪朋友逛那条花见小路，果然遇见了一个舞伎，游客争抢着照相，她袅袅婷婷，就要走进那扇为她悄然打开的黑漆漆木门时，回身一礼，我分明看见那抹得一片惨白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嗤笑。表现得那么坚定，底气从哪里来？
不久前井上章一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京都真可恶》，以为又是标题党搞怪。他确是标题党。例如他那本《日本有古代吗？》，书名曾诱我羞涩地解囊。此公研究建筑史、风俗史，恐怕是书名先行，攒出了这本有关日本古代史问题的书，意思是日本搬来了先进的汉字文明，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跳到中世。这本来是苏联人的说法。想想西藏等少数民族，中国人不难理解这种命题。井上说：过于想写跟人不一样的事情是他的癖好。这次买来《京都真可恶》读了，果然角度又与众不同，恍若通览了“千年古都的全部可恶之处”，或许那就是京都精神的“古层”，即艺伎的底气所在。
井上章一在京都大学读到了硕士，现今是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我一直认为他地道京都人，虽然有一点另类，但他说：他出生在右京区的花园，长在右京区的嵯峨，那里是洛外，被洛中的人视为乡下。京都是千年古都。公元794年恒武天皇把都城迁到京都，称作平安京，此后约四百，史称平安时代。平安京仿长安及洛阳建造，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路为中轴线，东边为右京，西边为左京。嵯峨天皇年间把右京叫长安，左京叫洛阳。右京低湿，人们往地高气燥的左京迁移，使左京欣欣向荣，洛阳也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右京（地图上看是左边）沦为洛外，相当于我们说的城外。室町时代（1392—1573）以来的城市中心是现在的上京区、中京区、下京区，叫洛中，也就是京中或市中，走出巍峨的京都站就面临这一带。江户幕府有一种比较轻的流放叫“洛中拂”，即禁止踏入洛中之地。前往京都叫上洛、入洛，也就是上京，但明治维新以后上的是东京了，这让好些京都人至今不满，他们认定天皇不过是一时地临幸东京，从不曾下诏迁都。偏激的人视为京都的，甚至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宅邸“花御所”周边，可就说不上尊崇天皇的“皇城根”意识。
城市被人为地区划，但人心里仍然积淀着旧的观念，甚至被当作传统，一说传统似乎就是好东西。同为京都市，但井上生长在洛外，便遭受洛中人歧视。有名的女歌手倖田未来被宣传为“京都歌姬”，但洛中人撇嘴：那孩子生在伏见区，不是京都人。宇治属于京都府，与京都市相邻，京都游往往也包括宇治那里的平等院、万福寺等景点。有一个职业摔跤手到京都市上京区的场所表演，跟观众套近乎，说自己是京都人，回京都来了，场内却骚然：你不是宇治出生的吗？不要说什么京都！一些洛中人甚至视外地日本人为外国人，把东京、大阪出资的店铺说成“外资”。这样的心理或观念，井上称之为“中华意识”。所谓中华意识，或者中华思想，本来指中国人以自己为中心，鄙夷四方，大概言下也不无这种歧视心态是京都人从中国学来的之意。不过，洛中人把洛外当作乡下，话里带刺儿，这只有井上章一们才能感受得明白。而且，优越感像涟漪一样，他本人也不知不觉被京都人的中华思想污染，歧视比洛外更外的地方，对“华夷秩序”既反抗又接受。这个京都使他不能平等待人，所以他有权利憎恶它。对待日本人尚且如此，遑论外国人，哪怕是台湾人，爱京都爱得要死简直像犯贱。
京都把艺伎和寺庙当作象征。关于艺伎，梅棹忠夫曾痛斥：“舞伎那东西是愚劣的存在”，“京都的艺伎、舞伎这东西本来是京都有钱人挥金如土而精心培育出来的极特殊的玩物。”京都多寺庙，庙里有和尚，井上章一看见他们身穿袈裟在酒馆里跟艺伎调笑嬉闹，旁若无人，倘若在东京，人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和尚与艺伎，这个搭配真可谓京都的名片，绝妙而腐朽。各地的花街柳巷大都衰败了，唯有京都还勉强存活，据井上说，主要靠花和尚们养着它，传统的寺庙文化支撑着传统的艺伎文化。但今夕何夕，僧侣价值观日益西方化，秃头秃脑的也喜欢超短裙小姐了。井上兴致勃勃要研究花街柳巷，但没有人给他出研究费。我忽而想起渡边淳一，中国捧为“情色大师”的，他的同胞却骂他是“亡国作家”，北海道出身，中年以后也爱写京都，如小说《化妆》。随笔《我的京都》写他游冶即取材京都的花街，那都是自费，当然小说畅其销，最终由读者买单。可那些给寺庙供香火钱的国民们作何感想呢？井上写道：“看见艺妓被那些说中国话的大叔围追堵截，也觉得够可怜的。即便说‘别摸’，他们也听不懂。”可是，日本大叔也该想一想了，说不定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后就得靠中国大叔来撑持，虽然他们可能还会有一点收回国宝似的豪气。
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人的幼稚之一是对于他们的夸奖信以为真，喜上眉梢。日本人夸奖不可信，尤其是京都人（尤其是洛中人）夸奖。譬如邻家弹钢琴吵人，京都人不会说太烦人了，而是说“弹得不错呀”，言外之意，连隔壁都听见了，自是吵人，倘若误解了，那就要弹得更起劲。女人爱撒谎，把谎撒得最好的是京都女人。问过一位日本朋友，他是滋贺人，滋贺是内陆县，拥有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古时候镇守王城的延历寺坐落在它的地界，这位朋友也说京都人说话常带有弦外之音，令人费心思。
京都人的心眼儿大大地“坏”，井上章一正是用这种“坏心眼儿”写出这本书。他写的是体验，亲历的或者听亲历的人说道的。京都人读了之后说：你写的是事实，那又能怎么样？你说了那么多，洛外的嵯峨也不会是京都呀。我又想到漫画，日本漫画的开山之作“鸟兽戏画”就藏在京都右京区的高山寺。电视上没完没了播映的漫画片（算不上动画片）《海螺大嫂》是长谷川町子画的，她早已去世，还画过一个系列叫《坏心眼儿婆婆》。我多少觉得井上所著虽然有博识卓见，读来很有趣，终归有点像漫画，像敝国学者易中天在台上夸夸其谈。京都人瞧不起你也得把你服侍好，你就不妨暗自得意，怡然享受。想一想北京，天子脚下七品官，也是一样的。乡下人未必就瞧得起城里人，当年知识青年在山上或乡下惨遭捉弄——人在自己的地界自有优越感，胆子格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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