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

甫跃辉

阿爸在县城干活儿，离施甸一中不远。我一路找过去，在楼下喊他。不记得喊了几声，搅拌机的轰鸣声停歇了，阿爸从一栋盖到一半的红砖楼里走出来。听我说钱用光了，他从兜里翻出钱，一张一张捻出，递给我。我不记得拿了多少钱，只记得阿爸转身，朝红砖楼里走去。搅拌机的轰鸣声又响起，轰隆轰隆轰隆。

阿爸是木匠大师傅。现在，钢筋水泥的房子越来越多，木工活儿越来越少了。阿爸的活儿经常接不上，接不上就乱接些别的活儿。我去找他，往往是在他干木工活儿的时候。偌大的房子里，一个人干活儿，还哼着小曲儿，很是悠闲自在。到灰头土脸的建筑工地去找他，还是第一次。

那一年我读高一。再次和阿爸到建筑工地，我已经读大一。

天不亮起床，打着呵欠，很快困意全无，多少有些兴奋。我和阿爸在昏暗的院子里洗脸，刷牙，各自推出单车，朝大公路骑行。半小时后，来到仁和镇一处建筑工地。

此时，太阳正慢慢拱出东山，照得西山顶一片红。我摘下眼镜，擦一擦镜片，又戴上。那年我刚戴上眼镜，是在复旦大学南区步行街上花一百多块钱配的。眼镜镜框比较松，稍微出汗，就会往下滑脱，我会不时下意识地伸手扶一下。

阿爸在二楼砌墙。砌墙看上去很简单，但真做起来，也是很需要技术的，建筑队可不敢把砌墙的重任交给我这戴眼镜的“书生”。那我负责什么呢？负责搬砖。

从一楼搬到二楼，一块红砖重四五斤，每只畚箕里放不了幾块。扁担压在肩头，汗水流了满头。才走了两趟，肩上的肉已是又酸又痛，汗水流到眼镜片上，前路一片模糊。和我一起搬砖的，是几个女人，三十到五十岁不等。一看她们就是干惯了这活儿的，粗手大脚，每趟搬的砖都比我的多，走得还比我轻快。她们纷纷拿我开玩笑，无非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啊，大学生怎么会来搬砖啊，戴着眼镜看不看得清路啊。

她们说到眼镜时，眼镜似乎忽然意识到了我脸上的汗水，立刻变得沉重，不可阻遏地往下滑。终于，在我耸起肩蹭脸上的汗水时，头一歪，眼镜掉了，跳跃两下，落在脚后。此时，我正走在一段楼梯的中间。世界瞬间起了一场大雾。已近中午，我一时踌躇，乱糟糟的逼仄楼梯上，放下担子，砖头有可能会滑脱，我便一手撑住墙，一手扶扁担，前脚立稳，后脚下伸，钩起眼镜，慢慢抬起，同时腾出扶扁担的手，探下去，手脚并用，终于手和脚在空中成功“会师”。幸好眼镜没摔坏，擦一擦镜片，重新戴上，世界复归原位。没人看到我刚才的狼狈样。

女人们见我许久才上来，又说了些什么，并没丝毫恶意，只是为了调剂无聊的劳作吧。但那时候我实在内向，只顾低头搬砖，很少搭理她们。她们便在自说自话里，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我在她们的笑声里，扔下砖头，逃也似的下了楼。

时间像是陷在了沙灰里，极其艰难地挪动着。肩上的皮肤撕裂了一般，伸手摸一摸，抽出来看，并没有血。即便没破皮，酸痛仍然越来越难以忍受。

一天，竟然可以这么漫长。这才是我到工地的第一天。

不记得午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吃了些什么，只记得饭后几乎没有休息，又开始了下午的劳作。阳光更加猛烈，肩膀的酸痛趋于麻木，挪动的腿脚也趋于麻木。女人们对我调笑的热情，似乎也减了许多。她们沉默了，脸上也流淌着汗水，脚步偶尔也如我一般趔趄。苦熬的并非我一人。我的内心里弥散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近乎悲伤的情绪。

这时，黄昏来临了。

天是怎样黑下来的？不知是谁喊，收工了，收工了！更多的人喊，收工了，收工了！我们收工后坐拢在工棚里的一盏灯下。饭菜端上来了，一大一小两只铁盆，大盆里装满水煮青菜，小盆里装满白切五花肉。铁盆中间，还有两只碗，盛着一模一样的调料，酱油、辣椒和小葱。搛肉，搛菜，蘸一蘸调料，塞进嘴里，再扒一大口米饭。我从来不知道米饭这么香，从来不知道白切五花肉这么香，也从来不知道水煮青菜这么香。我很少吃肥肉，这晚却连续吃了几大块。男人女人们，吃到半饱了，方才舒缓了动作，轻松地谈笑。灯光下看，每一张脸都格外生动。就在这一瞬间，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亲人似的感觉。

我当时就知道，这会是我这辈子记忆极为长久的一顿饭。

阿爸告诉我，我一天的工钱是十二块。他的呢？记得是二十块。

这一夜，梦里我都感到浑身酸痛。迷迷糊糊，听到楼下开门声，刷牙声，泼水声。我知道，是新的一天了。隐约听到妈说：“不喊阿辉了？”阿爸说：“让他多唾会儿吧。”我想要挣扎着起床，然而浑身酸痛，动弹不得。我仄身在现实和梦境的缝隙，听到阿爸推出单车，出了大门，丁零丁零打响车铃。

（选自《文汇报》2020年5月16日，有删改）

【导读】

文章讲述了“我”在建筑工地劳作的事情，细节描写真实、生动，情感质朴、感人。这天的劳作既让“我”明白了劳作的艰辛，又让“我”理解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淳朴感情，使“我”经历了一次精神成长。你如何理解文章的倒数第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