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左右到五地委工作的。这个地区当时属中共山东分局七区党委领导，以后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分割，而且也由于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日益重要，遂改由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称滨海独立地委。１９４２年４月，分局决定，四、五地委合并，仍称滨海独立地委。它的辖区：胶济铁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西起沂、沭河，东至大海。战略位置甚为重要。
从１９４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３年初，是山东抗战史上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滨海地区当然也不例外，形势一天天恶化，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人频繁“扫荡”。１９４０年前，日寇“扫荡”的重点是铁路干线、鲁南山区和沂蒙山区。特别是沂蒙山区，因为是我省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敌人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扫荡”，所谓拉网战术、梳篦战术等等，我党我军曾一度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损失。两年当中，山东省战工会牺牲了两个秘书长：李竹如和陈明。而对滨海地区“扫荡”却比较少。可是，到１９４０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随着滨海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以及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转移到滨海地区，更加引起敌人注意。日寇对滨海区的封锁、“蚕食”、“扫荡”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敌人血洗渊子崖、奔袭地委与军分区驻地十字路、温水泉等等。二是盘踞在滨海甲子山区的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逐步走向反动。这支部队是被日寇从东北赶到关内来的，不仅失掉家乡，而且蒋介石总想吃掉它，曾被人们称为“孤臣孽子”。部队里面有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不少爱国志士。故开始时于学忠对我们也比较友好。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学忠和东北军一天天变坏，他们背信弃义，不断向我进犯，在根据地边沿抢粮，摧毁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尤其恶劣的是，一一一师副师长顽固派孙焕彩，乘我日照县委、县政府在沟洼休整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县委、县政府机关在组织突围时损失很大，县大队第四中队大部战士被俘，县机关也有七八个同志牺牲。这就是有名的“沟洼事件”。在这股反共逆流的影响下，地方土顽许树声、李延修、尹鼎武等，也越过泰石公路南继续向我进攻。三是１９３８年８月我们收编的土匪武装朱信斋部公开叛变。朱信斋叛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浮棚山事件”，一夜之间，捕去我党员、干部２００多人，被杀害者近百人。
由于敌、伪、顽的联合夹击，当时的滨海根据地仅剩下莒南和日照南部的十字路、坪上、碑廓、柳沟等很小一块地方。经济上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在反“扫荡”中，大家有时只得吃山果、野菜、花生皮、地瓜秧。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裳。吸烟的同志就把芝麻叶、花生叶晒干搓碎当黄烟。当时女同志都离开机关，化装成当地群众，挽起发纂，疏散到贫雇农家中做工作。部队枪支弹药很缺，伤员的医治，兵员的补充都极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对抗战前途畏难发愁，丧失信心，个别的甚至动摇妥协回家。
面对着恶劣的形势，艰难的环境，我们滨海区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不断地进行革命教育，使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在最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度过难关，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其次是由党带领广大军民同敌、伪、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渊子崖战斗就是一个典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沭水县渊子崖村男女老幼几百人，用大刀、长矛、菜刀、土炮，同１５００多日寇苦战一天，消灭日寇１００余人，全村也有１４７壮烈牺牲。当时滨海区参议会为牺牲的群众所立的纪念碑，现在还矗立在渊子崖东岭，碑文上写着：云天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再是１９４１年，山东纵队二旅，在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同志带领下，到达滨海地区，与地方党政一起，坚持和开拓了新的根据地。二旅３个团南下赣榆，打开了局面，滨海根据地得到扩大，控制了莒南、日照南部，赣榆、沭水北部地区。这时形势虽有好转，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和敌、伪、顽勾结向我进攻的局面，仍没有改变。
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从华中来山东，检查山东分局的工作，这是山东形势好转的根本转折。他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指出山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没有很好的发动群众，没有认真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优势还没有树立起来；二是在友军向顽军转化、不断与我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开展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在斗争中做争取的工作，而仍然是迁就、退让，怕影响团结。结果顽固派得寸进尺，我则处于防御、被动地位；三是在处理友党友军关系上，没有正确执行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而是像当时人们所说的一句俏皮话“统而不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对待国民党进步派“抗敌同志协会”——“抗协”的问题上。“抗协”本来是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批抗日进步力量，作为上层，它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我们与之合作，团结抗战，是完全必要的，对它的帮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喧宾夺主”。我们的错误是在于从省到县帮助它建立起党的组织，建立起各级的抗敌自卫军，帮它发展党员、扩大队伍、输送武器等等。开始，他们还比较谦虚。后来力量壮大了，就不要共产党领导了，要和我们争高低了，他们某些下属组织常与我们发生摩擦，出现了不少矛盾。当时有的同志说：“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少奇同志在滨海区工作的４个月期间，对山东工作作了精辟的分析、全面的指导、系统的部署。山东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临沭县的朱樊村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代表分局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总方针和具体任务，随后又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山东抗敌自卫军也改由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少奇同志来山东，不仅彻底扭转了整个山东的被动局面，而且在山东抗战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历史的转折，也是少奇同志伟大的功绩。
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山东分局的直接领导下，滨海地委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坚持：
一、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少奇同志来山东前，滨海地区也曾搞过减租减息，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也就流于形式。这次，在少奇同志亲自指导下，山东分局确定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为“双减”实施中心县，并派出大型工作团进行试点。我们地委也全力以赴投入“双减”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健全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等。据１９４２年麦收期间统计，滨海地区农救会就发展会员６１６０多人，到１９４３年底，全区就拥有职工会员１０４５５人、农救会员６１２５１人、青救会员９４２９人、妇救会员２２８２０人、自卫团员１１９１１９人、儿童团员１２８４７人、民兵３８９９９人。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对开展减租减息起子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对于那些与日寇勾结，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群众，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就发动群众和他们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个电影叫《平鹰坟》，就是反映当时莒南县大店“双减”反霸斗争的纪实，斗争恶霸地主“庄阎王”的纪实。攻破了大店这个几千年来的封建堡垒之后，滨海区的“双减”运动就迅速地“四面开了花”。到１９４４年底，仅据滨海中心地区统计，在２７６５村中，已完成“双减”２１２４村，占７５％。“双减”运动的开展，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据１９４２年底统计，仅莒南、临沭、沭水、赣榆４县，减了租的佃户有１９９０户，减租亩数达３１２７４亩，共减租额１０９２５２斤。其中临沭县在两个月内就有１３００多人增资，得粮９００００多斤。尤其是大店的“双减”，涉及３个县、１０个区、６４个村庄、６１２户，共减租土地８２６０亩，退租粮食７８４３０斤、柴草７００００多斤，找工钱３５００００多元。总之，通过“双减”，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而且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阶级力量。这时候，我们党与农民的关系，才真正是鱼水相融了，党才真正在农村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党的任务号召都及时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以参军为例，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全滨海区就有１９３４３人参军，１９４４年春开展大参军运动时，又有６３４３人入伍，完成原计划的３７３％。
二、坚持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当时根据地普遍缩小，群众负担很重，财政困难，部队、机关吃穿都成问题。加之敌人残酷“扫荡”，庞大的机关行动也很不方便。因此，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坚决裁减了部队、机关的老弱，精简了编制。许多干部、女同志下放到农村去工作。一个团压缩为一个营，一个营压缩为一个连，党政机关也大量精简。当时我们地委机关是很精干的，总共才二三十个人，大家扛上枪，带上手榴弹，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当时由罗荣桓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也进行了缩编，一个旅编成一个团，一个团编成一个营，一个营编成一个连。整编后旅长下去当团长，团长下去当营长，营长下去当连长。这样做，部队干部加强了，战士精干了，机关战斗化了，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加强了自己的战斗力，而且目标缩小，行动敏捷，一天能转移三五个地方，既减少了损失，又便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三、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在滨海地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扫荡”，打仗是我们党政的头等大事。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一一五师的领导人罗荣桓同志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法，叫“翻边战术”，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积极的防御——敌进我也进。在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却反过去，插到敌人后方，使它扑一个空，打乱它的部署。并且乘敌人后方空虚之际，出奇制胜，打击敌人，拔除据点。这样做，收效很大。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我们先后攻克了青口、赣榆、柘汪、海口等敌伪据点，并发动了著名的海陵反“蚕食”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反“扫荡”中，我们十分注意做好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派出一定数量的党员、干部，打入伪顽军中，通过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反正起义。１９４０年秋，我们争取了国民党赣榆县一部分部队起义，后来改编成了我军的一个独立团。与此同时，我们还抓紧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泰石路以北虽然暂时地被敌人占领了，但我们仍进行着秘密工作，整理被破坏的党组织，建立新的党支部。一方面党员作长期隐蔽，另一方面又要领导群众与敌伪进行合法斗争，并为下一步收复这块地区作积极的准备。
四、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滨海地区，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解决吃穿问题。机关、部队带头行动，一是帮助群众开荒、种地，增加粮食、棉花产量；二是我们自己进行生产，养猪、养羊、晒盐、运盐、纺线、织布。那时我们都学会织袜子、织手套。这样慢慢地日子就好过了。过去到一个地方没有饭吃，全靠司务长、管理员到庄里去凑煎饼、地瓜，饥一顿，饱一顿。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不仅解决了吃穿问题，而且逐步建立起了被服厂、鞋袜厂、医院、卫生所，还建立了兵工厂，步枪、手榴弹也能自己造了。据１９４２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滨海全区共开垦荒地１２０００多亩，打井４００多眼，植树６０多万株，筑堤开渠１５里，使２００００多亩耕地免受水患。仅一一五师教二旅在１０个月中就生产节约１００多万元。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机关、部队的生活，而且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
五、坚持做好友军工作。在滨海区，我们的友军工作主要是对东北军。东北军里很复杂，国民党特务积极插手，以致这个部队日趋顽固，不断与我军摩擦。但是，里面也有进步势力，我党在这个部队中也有相当基础。当时，谷牧同志就是我地下党的负责人。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对这样一个部队采取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既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东北军的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是一个进步、爱国军人，他在临终之前，看到东北军日益反动，遂毅然决然，带领全师于１９４２年８月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到达我根据地莒南县的王家坊前时，常即逝世。常恩多逝世后，一一一师即由该师旅长、共产党员万毅同志任师长，后来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一一一师起义，对国民党投降派是一个沉重打击，对我们坚持滨海地区斗争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４２年底，我们又发动了第三次甲子山战役，罗荣桓同志亲自指挥，曾国华同志任西路指挥，我任政治委员，梁兴初同志任东路指挥，罗华生同志任政治委员，两路夹击，把东北军的顽固派孙焕彩师全部消灭，一举收复了甲子山区。甲子山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区的形势。从此，于学忠部退到泰石公路以北，整个泰石公路以南的大片地区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在这一段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由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我们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坚持过来，为今后向泰石公路以北进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王众音 曾用名：王重英。1915年10月生，四川内江人。青年时代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及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留学日本。1937年2月在日本东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中共山西临汾县委书记、晋西南特委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等职。1940年到山东，11月任中共鲁中区委第5地委书记，兼社会部部长。1941年3月，兼鲁中军区第5军分区（鲁东南军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3月，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1943年任中共滨海区党委宣传部长。1945年9月，任中共滨海区党委一地委（滨北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滨北军分区政治委员。为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局海防委员会书记兼海防司令部政治委员、山东省政府海防办事处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昌潍地委书记兼昌潍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委文教部部长兼省人大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党的十三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12月3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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