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一词，原意是“蒿莱荒芜”，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
汉朝定鼎，在行政区划上以推行秦朝的郡县制为主。《汉书·地理志》云：“泰山郡，高帝（汉高祖刘邦）置。属兖州。……县二十四：……莱芜。原山，甾（淄）水所出，东至博昌入泲（济），幽州浸。”博昌，即博昌县，亦为西汉初设置，属千乘郡，故治在今山东滨州市博兴县湖滨镇寨郝村南。作为地名的“莱芜”，这应该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此地何以以“莱芜”命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淄水》中这样说：“引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失去家园的莱子国之民，被迫流落到蒿莱荒芜之地，故名“莱芜”。至于郦道元所引“旧说”出自何处却无从考证。
直到唐代，作为“蒿莱荒芜”之意的“莱芜”一词，还在应用。唐谷神子《博异志·阎敬立》（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一版，第31页）中说：“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鲠涩。”闫敬立是唐朝末年的一位公差，因公出行，天晚到驿馆投宿，发现这座驿馆杂草丛生，非常荒芜，驿路亦无人整修，阻塞不畅，感到很惊讶，就忍不住问驿官：“此馆甚荒芜，何也？”驿官一听，显得极不耐烦，说：“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显然，这里的“莱芜”就是“蒿莱荒芜”之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莱芜”逐渐成了一个专用地名。2020年8月第七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497页）对“莱芜”一词的注解只有“地名”一个词义。
唐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在嬴县旧址设立了新的“莱芜县”
汉初所置的莱芜县，故城在现在的淄博市淄川区东南的城子庄。淄博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在此立“莱芜古城遗址”碑。那么，位于淄博的莱芜县，与现在的莱芜区有什么关系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现在的莱芜区设置嬴县，其区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莱芜区。此后朝代更迭，八百多年间，秦设置的嬴县与汉初设置的莱芜县，曾数次撤销，又数次复置，但二者一直是并立的两个县级行政区域。唐贞观元年（627），撤销嬴县，并入博城县（故治在今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后旧县村）。大概在武则天称帝之初，又撤销了莱芜县。但是，嬴县这个地方物产丰富，尤其是冶铁高度发达，为当时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到了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朝廷又打算于嬴县旧址复置嬴县，并且把原属原莱芜县西南的一片区域划归嬴县。按说，嬴县复置，其名当然就叫“嬴县”，可是，在嬴县旧址复置的“县”却取名为“莱芜县”。
之所以取名为“莱芜县”，这与一个叫韦嗣立的人有关。韦嗣立（654－719），字延构，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人。《旧唐书·卷八十八》载：“嗣立，承庆异母弟也。……少举进士，累补双流令，政有殊绩，为蜀中之最。三迁莱芜令。会承庆自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则天召嗣立谓曰：'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迁凤阁舍人。”韦嗣立的父亲韦思谦亦曾为宰相，父子三人皆先后为相，有唐以来，无人能比。韦嗣立曾任莱芜县令，且当时为相的他深得武则天赏识，这样，虽然在嬴县旧址复县，但却以“莱芜”命名。这应该是武则天对韦嗣立的褒奖与信任。唐元和十五年（820），又将莱芜县撤销并入乾封县（治所在今泰安市），但仅仅过了7年，到了唐大和元年（827），复置莱芜县。此后至今一千二三百年，作为区县的莱芜或属泰安，或归济南，即使升格为地级市，“莱芜”再也没有离开过今天的莱芜区。
唐代诗人笔下的“莱芜”，一是专指“莱芜县”，二是与一个叫范丹的人有关
高适，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在嬴县旧址新建莱芜县。唐天宝四年（745），高适来到任城（今山东济宁），在这里他认识了郭处士。有一天，郭处士要去莱芜，高适作《送郭处士往莱芜兼寄苟山人》一诗以赠：“君为东蒙客，往来东蒙畔。云卧临峄阳，山行穷日观。少年词赋皆可听，秀眉白面风清泠。身上未曾染名利，口中犹未知膻腥。今日还山意无极，岂辞世路多相识。归见莱芜九十翁，为论别后长相忆。”诗人特意嘱托郭处士：如果在莱芜见到九十高龄的苟山人，一定要告诉他，自从分别之后我一直想念他。苟山人何许人也，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高人隐士，高适对他的思念里充满了浓浓的敬意。以苟山人九十岁高龄，不大可能在莱芜以外的地方和高适相见。也许，天宝三载高适与李白、杜甫同游齐鲁时到过莱芜，并在莱芜见到了苟山人？这里的“莱芜”，应该是指今天的莱芜区，因为高适写这首诗的时候，新的莱芜县已经设立四十多年了。
苏源明，中唐时期诗人，唐广德二年（764）前后饿死于长安。大诗人杜甫（712－770）有一首题为《故秘书少监武功苏源明》的诗，开头写道：“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巘。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今泰山顶天街坊东路北，有苏源明读书处遗址。这里的“莱芜”，显然也是指今天的莱芜区。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流寓》载：“苏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工文词。客居徐兖，居莱芜山者十余年。”
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李端（743－782），好友戴叔伦（约732－约789）要去莱芜任职，他置酒相送，并写了一首题为《送新城戴叔伦明府》的诗：“遥想隋堤路，春天楚国情。白云当海断，青草隔淮生。雁起斜还直，潮回远复平。莱芜不可到，一醉送君行。”我不可能陪你到莱芜去，就让我用手中的酒为你饯行吧。此诗为唐人送别诗中的名篇。
范丹，字史云，东汉时人，112年出生于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一说民权县西北），卒于186年。其故事最早见于东汉蔡邕所作的《范丹碑》。蔡邕是大文学家、书法家，和范丹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但是陈留老乡，而且还同朝为官。范丹生前“其在乡党也，事长惟敬，养稚惟爱，言行举动，斯为楷式”（《范丹碑》）。范丹即殁，作为当时撰写墓碑大师的老乡蔡邕，便当仁不让为其撰写碑文。在碑文中，蔡邕主要突出了范丹的刚正不阿和情操贞节：“凡其事君，过则弼之，阙则补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门，举善不拘阶次，黜恶不畏强御”，“与显贞节，天授懿度。诞兹明德，允迪德誉。如渊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浊，涅之不污”。而对范丹的清廉则只用了“雅性谦俭”“不治产业”和“荣贫安贱”等寥寥数语。《范丹碑》中还写到，范丹“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莱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范丹虽被任命为莱芜长，但因为其母守丧而未到任。
范丹之后二百余年，南北朝时的范晔在编写《后汉书》时，便把与他同姓的这位先辈事迹，写在了《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中。与蔡邕的碑文不同，范晔突出写了范丹的清贫和清廉。由于范丹遭党锢之祸，遁逃于梁沛之间，以“不得匡世济时”为憾，用小车推着妻子，徒行敝服，卖卜为生，或寓息客庐，或宿于树下，如此十多年，乃结草屋而居，有时绝粮断炊，但穷居自若。范晔特别记下了赞颂范丹的民谣：“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甑、釜都是做饭用的器皿。日子清贫，甑和釜由于长时间不用，或积满灰尘，或生出蠹鱼。《后汉书》的问世，范丹安于清贫、清正廉洁的形象，便开始日益传播并深入人心。隋唐之际，科举兴起，作为“四史”之一的《后汉书》成了一门必修课，范丹自然也就成了读书人敬慕、歌咏的对象，加之那首民谣朗朗上口，于是，“莱芜釜”“莱芜甑”等便出现在了唐诗人的笔下。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约635—680），出身望族，自幼博览全书，青年才俊，满腹经纶，邓王李元裕把他比做司马相如，曾任邓王府典签，极受爱重。后在兖州遭横事被拘，经友人奔走救援，才得以出狱。后谋得四川益州新都尉的官职。秩满回京，第二年便奉使归蜀，从此便滞留蜀中三年。政治上的失意让卢照邻自知抱负已成泡影，十分颓丧。咸亨二年（671），他回到洛阳，两年后因染风疾，遂去官卧病长安，生活十分艰辛，常靠乞药乞钱为生。他写有一首《失群雁》的诗，把自己比作一只离群的大雁。但是，他还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力，像东汉后来位居三公励精图治的中牟县令鲁恭（32—112）那样，像深受后人敬重的廉吏莱芜长范丹那样，做一个为民清廉的好官。诗中最后写道：“传闻有鸟集朝阳，讵胜仙凫迩帝乡。云间海上应鸣舞，远得鹍弦犹独抚。金龟全写中牟印，玉鹄当变莱芜釜。愿君弄影凤凰池，时忆笼中摧折羽。”
除了上面那首写苏源明的诗，杜甫还有一首《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的诗，写到“莱芜”。此诗是杜甫在阆州南部县看望南部县令裴某时所作的酬赠诗。该诗几乎句句用典，起句便写道：“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前一句是用范丹事迹赞美南部县令的清廉自守，后一句是用孔子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今山东单县）时的作为，赞美南部县令治理有方。
脱胎于“莱芜釜”“莱芜甑”的诸如“范甑尘”“甑生尘”“范甑空”“釜中鱼”等，在唐诗中更是屡见不鲜。“初唐四杰”的另一诗人骆宾王在《和李明府》与《春夜韦明府宅宴得春字》中，分别写下“藻掞潘江澈，尘虚范甑清”和“雅琴驯鲁雉，清歌落范尘”的句子。张说的《咏尘》中有“独怜范甑下，思绕画梁飞”；皇甫冉《寄郑二侍御归新郑无碍寺所居》中有“谁当便静者，莫使甑生尘”；卢纶在《送浑鍊归觐却赴阙庭》中有“甑尘方欲合，笼翮或将舒”；权德舆的《寓兴》和《戏和三韵》两首诗中，分别有“敢求庖有鱼，但虑甑生尘”和“墨翟突不黔，范丹甑生尘”的句子；韩翃《寄雍丘窦明府》中有“机尽独亲沙上鸟，家贫唯向釜中鱼”；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中有“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白居易的《谓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中有“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另一首《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中也写下“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尘”；李洞的《闻杜鹃》中“声声犹得到君耳，不见千秋一甑尘”；李群玉《自澧浦东游江表途出巴丘投员外从公虞》有“尘生脱粟甑，万里违高堂”；晚唐诗人罗隐在他的《寄大理徐郎中》诗中，写下了“官序诜枝老，幽尘范甑空”的句子。
唐以后，“莱芜”依然频频出现在历代诗歌中。
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中李攀龙的诗
范丹被任命的“莱芜长”，是指位于淄博的“莱芜县”，而且他也未曾赴任。但是，随着新的“莱芜县”的设立，范丹也来到了莱芜，并且成为历史上历任莱芜县令的榜样。人们赞美清廉爱民的县令，常常把他比作范丹，如赞美宋太宗时曾任莱芜县令在任时“清介自持，专务德化”的廉公谔：“釜甑生尘鱼，境内安以乐。昔闻范史云，今见廉公谔”（明嘉靖《莱芜县志·秩官·名宦》）；赞美明嘉靖莱芜知县陈甘雨“修蔽茸颓，率有成效”并“于政务丛集之余，能摭故实，采新闻”（同上），编纂了一部莱芜县志，写《莱芜令陈母加恩》一诗以赞：“梅花犹记照离裾，白发秋明海上舆。疏乞圣人题赐凤，歌传仙令釜生鱼。”（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艺文志》）；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视察莱芜时，有感于莱芜县令胡士奇“茹夙夜无遑之苦，甘拮据尽瘁之劳，洁己勤公，爱民课士”的事迹，写《为胡年兄留题》一诗：“驱马莱芜道，凄凉忍睹闻。青阴丛嶂合，白骨乱流分。旷莽栖鄰火，倾垣吊孤魂。孑遗谁是主，尘甑又仁君。”（民国《续修莱芜县志·艺文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范溥任莱芜知县，“留心民瘼，报灾赈饥如救头目”，临县大文学家蒲松龄曾写有多首诗歌加以赞颂，其中有“义田尚足追文正，庙器真堪继史云”“文正一堂双宰相，范家廿世两莱芜”的诗句。文正，指范仲淹，范仲淹和儿子范纯仁皆为宰相。“两莱芜”是指范丹和范溥。
作者:刘恒杰 编辑:徐征 校对:刘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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